杂志汇旅行家

1952年生于美国纽约，后作为《大西洋月刊》的资深国际记者，足迹遍及中亚、中东、北非、南亚等地，游历近70个国家，撰写了十余部介于游记与地缘政治学著作之间的作品，诸如《巴尔干之魂：历史之旅》、《东进鞑靼大地》、《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等，几乎每部作品都是当年出版界的文化事件。他的书使克林顿决定不向科索沃派兵，还被另一位总统布什列在“必读”之首。

卡普兰书籍的魔力就是他旅行的魔力。他非常热爱在旅行中读书，认为旅行时的行李，除了带衣服、书籍，以及口袋里的东西外，应该什么都不要带。但阅读对卡普兰来说，只是如外科手术那般“解剖周遭的环境以及我到那儿去的动机”。他一直相信并实践着的信条是：真正的智识来自于实地去行走，从而重新恢复人对地理和空间的知觉。

在全球化的时代，执着于地理真理的卡普兰把旅行当成一项艰苦的工作。在2009~2011年，他是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旗下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2012年加盟著名的地缘政治智库STRATFOR，成为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他充当着帝国的步行兵，借旅行一步步校准着地图，并从中给出相应的政策判断，以致被当成了政治预言者。正是凭借着旅行积攒的地理经验和地缘洞见，卡普兰被《外交政策》评选为“100 位全球顶级思想者”之一。

卡普兰著有《武士政治》、《地球的尽头》、《帝国最前线》、《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等多部与地缘政治和外交关系有关的作品，曾影响了克林顿和布什两位总统的决策。

卡普兰以驾驶卡车为业的父亲，在20多岁时已经游遍美国。父亲旅行见闻里关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越轨行径，以及时而呈现的田园生活和纯真国民的影像，让卡普兰对旅行充满了向往，并相信其中会诞生出真正有益的智识。

1975年，23岁的卡普兰前往地中海一带游览，那时他从康涅狄格大学毕业已经两年，读了很多书却缺乏深入的旅行经验让他惶惶难安。然而一踏上这片地域，对书本的文化熟悉很快捕获了卡普兰，地中海在他心中不再是单纯的地理、城市和国家，而是一个由远古文明的巨大石头纪念碑组成的光灿视界。这种视界就像他沿途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绘画和雕塑，在充满直接恐惧、怨恨、吝啬和欲望的作品中，画作和观看者之间的距离完全崩溃。地中海的景观越美，卡普兰越想贪婪地感受它的过去和文化，在旅途中甚至一度沦为历史背书者，沿途城市成了一段纷扰历史与文明的复制品，而现实变得难以触及。

当他绕着地中海从欧洲转到北非突尼斯，另一面旅行的挫败在继续。不同于意大利或希腊，突尼斯没有那么多幽闭在考古遗址、教堂和博物馆中的文化遗产。突尼斯内陆广阔的不毛之地不同于活动的海洋，让卡普兰感到寒冷和不自在。然而，不适还不仅仅于此。卡利尔是卡普兰在突尼斯的导游，他曾在家中款待卡普兰，送卡普兰回旅馆时，卡利尔询问他是否可以上去坐坐。卡普兰认为卡利尔作为旅游招徕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别人一样充满了陈腔滥调，于是就以疲劳为理由拒绝了。卡利尔当街对他爆发了脾气：“你们欧洲人为何全和我玩游戏。”这让卡普兰突然从疑虑和困惑中惊醒，在大众观光的年代里，冒险逐渐变成了内在的事情，文化之间的误会多而且表面。因为在这样的游览中，伊斯兰只显露了一小部分给西方世界，而我们也一样只显示一小部分给伊斯兰世界。

在整个地中海之旅中，卡普兰觉得雅典既无魅力又嘈杂，但恰恰是熟悉让他获得了新的视角。卡普兰多次到达雅典，期间还住过7年，正因如此，他得以从文化中脱身回归到生活。他知道在哪里可以吃到好又便宜的食物，在哪里找到有冷气的图书馆，什么地方可以洗涤衣物，以及如何到非洲和中东的大使馆申请接续行程的签证等等。走在街上，卡普兰发现雅典城白热―片，建筑毫无秩序地扩展，咖啡馆肮脏不堪。从文化朝圣的迷雾中出来，卡普兰突然发现雅典迷人的地方不是万神殿或其他遗址，而是它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原有希腊的西方化认知全靠1940年代的杜鲁门政策——100亿美元资助，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笔巨额的资金，可以改变很多表层的面貌。可回归深层地理，喀尔巴阡山脉清楚画下了罗马与拜占庭的分隔，欧洲文化特有的罗马式与哥特式建筑、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被挡在喀尔巴阡山前，无法东进。在这个分隔中，希腊则是东方的。在非知名观光区外，卡普兰体验到的那些吸水烟筒紧抓安神念珠的老人，以砖砌锥形结构支撑的古老清真寺，有如踩着高跷在城中行走，也证实这一切更属于东方拜占庭，而非西方古希腊。

地理的报复与旅行的工作

在词源上，旅行家（traveler）是承受艰苦劳动(travail)的人，这个词衍生自拉丁文的“tripalium”，意指一种以三根棒子刑讯犯人的折磨工具。对卡普兰而言，表明一个明确的判断是：旅行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旅行工作的成效往往取决于探险者、旅行家和游客之间身份的替换，正如在《出国：大战期间英国文学中的旅行》中福塞尔所写的那样：“探险者寻找未被发现的，旅行家寻找历史中活跃的心灵，游客寻找企业家为他发现以及为他准备的群众知名艺术。”卡普兰自觉身处一个游览的时代难以转圜，但他一直憧憬过往的旅行家传奇般的游历。在旅行地中海地区时，卡普兰就对在这里的一些英国人感到好奇，根据福塞尔的观点，他们是最后一批真正的旅行家。

在这批英国人中，给卡普兰最大影响的是拜伦，他声称《驿站：圣山、宝藏与男人》这本有争议主题的旅行书籍是一个巨大的启示。其中，拜伦以旅游文体作为工具，申论东拜占庭的遗产对于西方的重要性胜过对希腊、罗马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旅行的有效不仅是个人的，还是时代的，它因此构成了卡普兰之后旅行的一个特点：从当下预测未来。

在卡普兰的旅行中，地理是理解当下一切的开端。首先是地图，然后才是历史、贸易路线、资源、人口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但地图并不总是说实话，有时候也充满了主观臆断，有时还会被用于设计阶级和权力的差异，极具政治宣传作用。如今，看看欧洲人给非洲大片土地所起的名称，我们就知道制图学是如何诠释权力话语的。所以，卡普兰认为自己的旅行就是要通过实际去触摸、感觉地理来校正地图，并从中嗅出真正存在的东西，规划出深远的未来。

这意味着一个逆反时代潮流的判断：重新尊重地理。技术和资本的席卷，让地理变得易于跨越和更改，同时也把我们从地理上剥离，陷入一种形而上的土地认知，即世界是平的。但卡普兰认为，地理是被遗忘，而不是被征服，所谓的地球村只是媒体的陈词滥调，全球化不是在削弱地理而是在不断强化它。“大规模的信息交流和经济融合削弱了许多国家的力量，暴露出由弱小的、动荡的地区组成的霍布斯式世界。在地区内部，本土的、民族的、宗教的身份来源被重新确认，因为这些总是固定在特定区域，最好的解释方式就是使用地理。”

作为《大西洋月刊》的国际记者，卡普兰在世界各地满天飞，几乎是哪里有天灾人祸，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然而，他察觉这些越来越多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地理的报复。在西非旅行期间感受尤其清晰。在那里，国家边界的划分并非地理上的合理发展物，而是19世纪末帝国博弈的强力意志。正因如此，历史学家达维森才认为 “民族—国家诅咒”是非洲人必须忍受的痛苦。在象牙海岸，富裕的阿必尚住宅区边上就是“芝加哥”灌木丛里的贫民窟，1990年代早期，几家餐厅必须与私人公司签约，雇请带棍带枪的卫兵，在夜晚陪客人从停车处走到餐厅入口，距离仅仅15尺。相较于现代民族主义划出的边界，原先地理的天然界线似乎要温和得多。

当卡普兰以一名非游客的视角观看雅典城时，他发现这座城市的迷人之处不是万神殿或者其他遗址，而是它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