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当代电视

较之同类题材剧往往模式化、概念化、图解政策化的创作定势，《鄂》剧主要的价值诉求在于“为历史存正气、为民族聚精神”（习近平语），观众能饶有兴致地看下去，就在于剧本有突破，包括人物塑造的突破、框架结构的突破和思想诉求的突破，等等。而悬念的连环式设置，关乎秘密、关乎传奇、关乎阴谋、关乎爱情，使一系列的“突破”变得妙趣横生。这是将夺人耳目的商业元素与思想厚重的艺术元素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积极尝试，也是对民族题材电视剧如何获得市场认可的一次勇敢尝试。

毋须讳言，该剧的男主角塔拉，是绝对的正面人物，而抗战题材的正面人物是很难写出个性的。因为从“独贵龙”运动来看，塔拉是反压迫的革命英雄；从打击日寇的斗争来看，他又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但是，编剧还是让身世之谜、爱情之谜、暗杀之谜、蒙面人之谜等等，都成了围绕塔拉设定的悬念。那么，这些谜团能否在人物塑造中得到令人信服的揭晓呢？关键取决于悬念是否有“根”。

晓光扮演的塔拉是没有明显瑕疵的。他非常善于用眼睛说话，在面对母亲、面对恋人、面对战友时，那温情、深邃的眼神，反映出蒙古人内心特有的丰富性和单纯性，也反映出了马背民族特有的稳健、踏实甚至执拗的个性。因为在现实中，蒙古民族是一个沉静的民族，这是由其特定的生存环境造就的—面对四季鲜明的空旷草原，放牧牛羊的生产方式使他们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必须独立自主地断事、行事，很少有与他人商议的机会。

如果说，性格，是一个人面对外部事物刺激时本能的态度和反应；那么，民族性格，就是一个民族在大是大非面前本能的态度和反应。当塔拉得知自己是鄂尔多斯盟长苏王爷的亲生儿子时，他如何面对含辛茹苦把他养大的贫苦牧民满达，如何面对札萨克王爷这一职位带来的诱惑，以及如何面对杀父仇人瞬间变成了亲生父亲？剧本赋予他的便是动作多于语言、眼神多于语言、行动多于语言的性格特征，而不是简单地用“他者”臆想赋予其彪悍、粗犷的“复仇”行径。于是，蒙古族文化造就的民族性格便在塔拉如何无声无息地装扮“沙狼”一意孤行、如何对待心爱的姑娘诺丽玛、如何拒认地位至高无上的苏王爷等悬念中，一点点被展示出来。执着、坚韧、内敛、沉稳、果敢、顽强，是蒙古民族的性格特点，也是该剧通过塔拉“一根筋”的各种行为折射出的蒙古人的民族个性。所以，关乎塔拉的悬念，剧本没有虚妄地夸张和随意地编造，而是将民族性格的常态表现得入情入理且合乎生活的真实性。这得益于路远在锡林郭勒草原上长大的人生经历，也得益于他对蒙古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研究、理解和认同。

然而，整部剧看下来，我们觉得，“塔拉”远没有男二号“桑杰”那样令人难忘。剧中与塔拉相关的悬念，主要体现为情节的悬念，如“沙狼”的出现；而关系到桑杰的悬念，更多的却是命运的悬念，如三福晋下毒手欲害死苏王爷亲生儿子的那颗黄豆，等等。前者，展现的是穷苦牧民出身的蒙古族小伙子如何在反帝反封斗争中茁壮成长，后者揭示的则是命运跌宕起伏的“中间人物”怎样在权欲与情欲之间挣扎与蜕变。二者使戏剧冲突纵横交错，关乎桑杰命运的“看点”层出不穷。例如，青春年少之时，桑杰刚要接任扎萨克旗王爷的职位，却得知自己不是王爷亲生；刚与心仪已久的格格订婚，却得知格格心已他属；刚要借助于“恩师”的力量灭除异己，却打草惊蛇，致使计划破败⋯⋯这一切的不幸，其根源在哪里呢？

电视剧的“悬念”与文学作品的悬念不同，是借助视听手段来完成的。《鄂》剧从第一集开始，让观众想看下去的动力就是朦朦胧胧中对桑杰身世和命运“悬而未决”、“悬而难决”的好奇。这种好奇生成于不同人物的一个眼神、一句台词、一个动作蕴含的玄机，如二福晋与管家鬼鬼祟祟的密谈，三福晋用价值昂贵的宝石收买管家等等；也生成于桑杰不断摇摆的政治立场、不断变化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玄机中。这些“玄机”个个事关《鄂》剧的主题思想，便自然而然地促成了观众对桑杰挥之不去且强有力的情感“牵挂”。

一直以来，凡民族题材电视剧，一定要传递正能量，是无可争议的，尤其是抗战题材。但是，桑杰这个游走在正面与反面人物之间的角色，其命运的悬念如何设置、如何破解，这个破解能否反映“蒙汉团结，共同抗日”的思想诉求，无不取决于编剧能否让悬念植根于特定的草原文化，能否展示蒙古民族与其他民族抗日历程的区别性。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和共同坚守的价值观就是“文化”，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物质文化，哲学、道德、宗教等构成的精神文化，以及由此支配的行为文化。民族不同，文化特质就不同。具体到“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特质，无疑是在蒙古民族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诚信为核心的行为方式中孕育而成的。如此，在抗战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不同民族必然会以自身文化的“特质”为根基，采用不同的方式打击侵略者。这是形成桑杰命运转折的文化依据，也是破解桑杰命运悬念的重要依据。

从小在苏王府长大的王子桑杰，竟然不是苏王爷的亲生儿子，为什么？他的亲生父母是谁？得知真相后，深明大义并坚决抗日的苏王爷会怎样对待他？由父母做主，他曾与鄂王爷的女儿诺丽玛订婚，在身世之谜揭开后，这桩婚姻的结局将如何？他的“恩师”田中，是一个规矩的日本商人还是一个日本间谍？这对于桑杰未来的政治立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当塔拉的父亲参与“独贵龙”运动被苏王爷杀害后，草原上突然出现了劫持王府商队的蒙面人“沙狼”，他与桑杰又是什么关系？熊熊的烈火烧掉了规格宏大的藏传佛教王爱召，对此桑杰会是怎样的态度？当桑杰知道自己的身世后，为了做札萨克的政治野心，他会为虎作伥、背叛民族背叛良心背叛亲人吗？等等，都是关系到桑杰命运的悬念。在这些悬念中，最重要的当属他与田中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生活依据就是悬念的“根”，是随着悬念一点点破解、慢慢显现出来的关乎文化特质的“根”。

《鄂》剧最可贵的创意和突破就在于让桑杰的命运有了“着落”、有了“结果”时所产生的思想冲击力，这是在观众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独特的思想力量，其“根”依然是草原文化。

桑杰，不论是贫苦牧民的血脉还是王公贵族家的少爷，不论是日本人的学生还是日本人的敌人，首先他是一个蒙古族人，是一个血气方刚的蒙古民族小伙子。他的思维惯性、处事方式、思想观念，尤其是道德观念，都是在草原文化的滋养中从自发到自觉、从自觉到自然逐步形成的。所以，在决定他命运悬念的两个关键节点，即由好变坏、由坏变好的转折中，能否用生活的真实性和文化的独特性让观众信服，就是剧本“突破性”的重要基础。

关乎桑杰命运的第一个悬念，是他为什么由好变坏。

本来，从大城市读书归来的桑杰，面对自己的父亲苏王爷要镇压“独贵龙”运动首领即塔拉的阿爸时，是充满正义感和良知的。他不仅念及儿时情分，坚决站在塔拉一边，当面阻止父亲开杀戒，而且还贸然到素未谋面的鄂王爷家当说客，力阻杀戮行径。但是，当他面对自己的日本“恩师”田中时，他的政治立场却摇摆不定了。

我们知道，凡是揭示人的潜意识领域的情节，如复仇、美色、野心等等，都是电视剧的看点。桑杰不择手段维护自己接任札萨克的机会，是野心；得知塔拉是苏王爷的亲生儿子，一心要加害于塔拉，是嫉妒心；希望把爱着塔拉的诺丽玛娶到手，是情欲和占有心。这些属于“本我”的潜意识，如何升级为被社会认可的“自我”呢？当桑杰的身世水落石出后，他顷刻从享不尽荣华富贵的王子变成了穷小子。虽然他是福晋们争宠、争权、争势力的牺牲品，但他毕竟从一个重情重义的君子变成了为政治野心不择手段的小人。而他的野心、情欲一旦受到压抑，就要寻找喷发的途径。田中，就是在桑杰实现野心亟需“帮助”的紧要关头，伸出“援手”的。

对于“老师”，所有蒙古人的感情都非常单纯—既敬重又信赖，桑杰也不例外。可是，当观众都看出田中是个老谋深算、待价而沽的“鬼子”时，聪明的桑杰为什么还要信赖这个日本人？究其根源，是文化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