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变化总是吸引着我』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总统发表辞职演说后离开白宫，走向他的直升机，白宫守卫在螺旋桨刮起的强风下，最后一次为他铺上地毯。摄影：让-皮埃尔 · 拉方（© Jean-Pierre Laffont）编者：
今年9月，法国报道摄影师让-皮埃尔 · 拉方（Jean-Pierre Laffont）将带着他《动荡的美国》系列作品来到中国，参加第16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2014年9月，拉方《摄影师的天堂—动荡的美国1960—1990》（Photographer’s Paradise: Turbulent America 1960-1990）一书出版，书中359张照片从不同角度记录了30年来美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1960年代摇滚的一代、嬉皮运动、女性革命、“阿波罗号”宇航员从月球返回、马丁 · 路德 · 金和罗伯特 · 肯尼迪被刺杀……1970年代反战游行、“水门事件”、黑人民权运动、三K党……1980年代消费主义盛行、允许女性服兵役、汽车工业破产、家庭农场衰落……从民族危机、社会不公，到抗议示威，团结一致，拉方充分利用美国给予他的每次报道机会。《纽约时报》如此评价：“书中描述了一个贫穷、贪婪、充满种族偏见和暴力的美国，但令人欣喜的是，拉方同样展示了乐观的一面—努力工作、意志坚强、坚持梦想。”《摄影师的天堂》出版后，引起极大轰动，不仅被《摄影界新闻》杂志（Photo District News）评为2015年度最佳摄影图书，连出版社Glitterati Inc也被露西基金会评为2014年度最佳出版商。拉方同名摄影展览也相继在巴黎、莫斯科、里尔举办。
1935年拉方出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在摩洛哥读高中和大学，1955年考入欧洲著名的瑞士沃韦工艺学院，1959年获得艺术和摄影硕士学位。1957年在巴黎做名人摄影师山姆 · 莱文和豪拉的助手。1960—1962年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1962—1964年回到巴黎，成为一名肖像和时尚摄影师。1965—1968年来到美国，逐渐成长为一名自由摄影记者，开始报道美国发生的各大事件。1969年成为伽马图片社第一位外国通讯记者，并与妻子一起创建伽马图片社美国分部。1973年与妻子共同创建西格玛新闻图片社，开始被派往世界各地进行摄影报道。作品被《时代》《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巴黎竞赛报》《费加罗杂志》《镜报》等各大国际主流媒体刊发。1999年，西格玛被考比斯图片社（Corbis）收购，拉方成为美国考比斯西格玛图片社美国总监，并从2000—2002年，担任美国伽马出版社总经理。
本刊围绕其摄影经历、作品、理念对他进行了专访。除《动荡的美国》系列作品外，本刊特选取拉方其他专题，包括童工、第三世界经济、新中国成立35周年纪念等作品一起刊登，旨在全方位呈现一位传奇报道摄影师的坚守和努力。
1979 年，我和其他新闻记者一起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现场报道反对阿里 · 布托（Ali Bhutto）的骚乱。一个不足四岁的小男孩带着两罐可乐，跟了我们一早上。警方动用催泪瓦斯，所有人被呛得泪流满面，而那个小男孩始终在那，我很困惑，就问我的巴基斯坦同事，为什么他不回家，一直跟着我们？他的回答如电击一样让我震惊：“他在等你口渴，向你出售可乐。”
“20岁时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报道摄影师”
段琳琳（以下简称段）：最初你是怎么对摄影产生兴趣的？是否受某个人或某件事的影响？
让-皮埃尔·拉方（Jean-Pierre Laffont，以下简称JPL）：我的家人一直打算让我从医，因为我的父母、祖父母都是医生，我的人生看起来已经规划好了。可我从小热爱潜水，18岁的时候，我获得了一部徕卡3F相机，但我没有用相机拍水下，而是拍摄我的周边。摄影的吸引力让我开始阅读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经典摄影书籍，包括卡蒂埃－布勒松的《欧洲人》《决定性瞬间》，爱德华 · 布巴（Boubat，1923-1999，法国）、维利 · 罗尼（Willy Ronis，1910-2009，法国）、伊齐 · 拜德曼纳斯（Izis Bidermanas，19111980，法国）、罗伯特 · 杜瓦诺（Robert Doisneau，1912-1994，法国）的摄影作品集，还有《人类大家庭》摄影展。20岁时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报道摄影师。为了掌握摄影技术，我考入瑞士沃韦工艺学院，三年后，我获得了艺术和摄影硕士学位。
段：1962—1964年在巴黎期间，你曾拍摄时尚和肖像题材，1965年到美国后，你开始成为一名自由摄影记者。是什么促使了这种转变？
JPL：1959—1962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我在阿尔及利亚舍尔沙勒步兵学院服役，并参加了战争，这是令人痛苦的两年半。但我对报道摄影的热情从未改变。战争结束后，我回到巴黎，开始了我的摄影师生涯。最初，我给那些为名人拍摄的摄影师和时尚摄影师做助手，然而这并不吸引我。一位去美国做广播记者的朋友建议我们合伙创办一个小型出版社，他负责撰稿，我负责摄影。这样，1965年春天，我来到了纽约，但出版社却没了下文。因为掌握一些照片冲洗技术，我开始为一些美国著名摄影师冲洗照片。后来，我有幸被一家杂志雇佣，做一些小报道，这份工作让我有了合法的住所，成了拥有“绿卡”的人。
1969年7月16日上午9点30分，美国佛罗里达州，让-皮埃尔 · 拉方站在离岸边30英尺的小海湾中间的活梯上。两分钟后，他身后的“阿波罗11号”就要升空，但拉方看不到火箭升空，他拍摄了祝福祈愿的人群。摄影：大卫 · 伯奈特（© David Burnett）
1968年4月9日，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在马丁 · 路德 · 金的葬礼上，一位妇女因悲伤过度而几近晕倒。摄影：让-皮埃尔 · 拉方（© Jean-Pierre Laffont）段：你曾是伽马图片社摄影师，后来到了西格玛。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JPL：1968 年2月，我听闻阿肯色州卡明斯监狱的250名囚犯被看守人员残忍杀害，于是我潜入监狱，详细记录了那里犯人们的生活。这篇报道在《巴黎竞赛画报》发了8页。然后，伽马图片社的创办者，也是我在瑞士沃韦工艺美术学院的老同学休伯特 · 亨罗特（Hubert Henrotte）联系了我，给了我一份常驻美国记者的合约。我终于梦想成真成为正式的报道摄影师，开始详细记录美国发生的各个大事件。与此同时，我的妻子创办了伽马图片社美国分部，得益于合作摄影师吉尔·卡隆（Gilles Caron）、 雷 蒙 · 德巴东（Raymond Depardon）、 阿兰 · 德让（Alain Dejean）、 克里斯坦 · 西蒙彼得里（Christian Simonpietri）、亨利 · 比罗（Henri Bureau）等，分部一成立便大获成功。但因合伙人之间存在意见分歧，1973年初，亨罗特提出辞职，后创建了一家新的通讯社，命名为西格玛，他分给我们股份，原伽马图片社大部分摄影师也追随他而去。
“在美国，关于现场报道重大事件，我从未收到过任何禁令”
段：你曾凭借童工作品获得荷赛奖项。为什么想到拍这个题材？
JPL：1979年，我和其他新闻记者一起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现场报道反对阿里 · 布托（Ali Bhutto）的骚乱。一个不足四岁的小男孩带着两罐可乐，跟了我们一早上。警方动用催泪瓦斯，所有人被呛得泪流满面，而那个小男孩始终在那，我很困惑，就问我的巴基斯坦同事，为什么他不回家，一直跟着我们？他的回答如电击一样让我震惊：“他在等你口渴，向你出售可乐。”一瞬间，被遗忘的幼时情景再次重现。在我长大的北非，也有很多童工：卖报的小贩、皮鞋打蜡工、市场搬运工、牧群看守、织布工、修鞋匠……那一瞬间，我决定，无论走到哪个国家，都要详细记录当地的童工。
1979年末，在《Look》杂志的协调和保证下，我用一年时间去了15个国家，拍摄了这一人间悲剧。瑞士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建议我拍摄不满12岁的儿童，因为联合国的规定是满12岁零1天即为青少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负责对儿童进行援助，但仅限于该组织受邀的国家。这个组织并不是在世界各地都有活动。即使是在有人鼓励我做这篇报道的纽约，即使基金会总部也在这里，也没有该组织的任何一个官员愿意帮助我。这也能看出，我所到的国家，行政管理是如此脆弱。因此，我完全是一个人协调拍摄，处理现场各种问题。
段：这个专题发表之后，童工问题有没有因你的作品而得到改善？
JPL：拍完回来之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很明智地在一些敏感地区，出版传播了很多我的照片，特别是在埃及、印度、菲律宾。令我高兴的是，我收到了一些来自学校、家长的信，他们感谢我让他们知道了这些在欧洲不存在的事。不过，35年后的今天，当我接受你们采访的时候，这一问题还继续存在于一些国家，比如哥伦比亚，那里有数百万辍学儿童在工作。因此，我们应当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只要童工存在，这个题材就永不过时。
段：你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拍摄美国社会许多大事件，比如民权运动、种族骚乱、反战游行、和平运动、白宫新闻等。你遇到过阻碍或者危险吗？
JPL：我被外国记者协会派到美国20年，派到白宫6年，在工作上我没遇到过任何阻碍。知情权是美国宪法的一部分，是公众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作为正式委派的记者，在美国，关于现场报道重大事件，我从未收到过任何禁令。对我来说有困难的地方，是被行业组织管理的体育馆和剧场。如果去其他地方，比如监狱、军队，一些政府部门，需要提出一个正式申请，这个申请肯定都会被批准。并且，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把我那本关于美国的摄影集命名为《摄影师的天堂》。
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美国也是分阶段的在疼痛中发展！越战就是其中之一。在20 世纪70年代，我几乎现场经历了所有反战游行，民权运动，妇女和同性恋解放。这些事件中暴露出的人性和道德，以及通过照片讲述这些事件的责任，都激励着我不断拍摄。我不记得人身安全曾受到威胁，毕竟我不是战地摄影师。
段：1974年尼克松总统下台，你拍摄了一张后来被称为“帝王总统的最后一天”的照片，当时是什么情况？
JPL：1974年8月9日，尼克松总统宣布辞职，我拍了他的辞职演说。但我决定不去拍摄美国第38任总统杰拉尔德 · 福特（Gerald Ford）的就职演说。我一直跟随尼克松和他的妻子。在发表完辞职演说之后，他离开白宫，走向直升机，白宫守卫在螺旋桨刮起的强风下，最后一次为尼克松铺上地毯。我拍下了这个瞬间，我觉得这比新总统就任更有意思。
段：你的一些作品构图大胆而直接，从中看出你离拍摄对象一定很近，比如拍摄同性恋者，异装癖等，他们愿意让你拍吗？你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
JPL：出于单纯的职业本能，我一直是先拍照，再介绍自己。但是在一些情况下，我需要先表明身份，以取得他们的同意，通常人们都会给予我拍摄的权利。不要忘记，当我拍摄同性恋运动的时候，他们还在等待一种身份的承认，他们想展示他们的不同之处。你看看我拍摄的第一次同志骄傲日（Gay Pride）的照片，他们一本正经，很有尊严感。至于变性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请我到他们的家中拍摄，我相信，那篇报道非常淳朴自然。法国人的身份在我与美国人的接触中很有帮助。
段：你来自法国，为什么对记录美国社会有如此大的热情？
JPL：1935年我生于阿尔及利亚，从1830年开始，这个国家就沦为法国殖民地。所以，自然而然，我拥有法国国籍。但这对我的职业生活或者我在美国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命运的巧合和偶然起了作用。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一种充满惊喜的全新生活。
当我回头看我在过去1/4个世纪拍摄的照片时，最初这些照片好似描述了一个混乱的球体：暴动、骚乱、游行示威、分裂瓦解、萎靡不振、冲突不断。而放在一起，这些照片却预示了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国家—21世纪的国家—一个黑人总统领导的，同性可以结婚的，女性管理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国家的混乱的、痛苦的诞生。这些照片形成了一个个人的、历史的，关于这个国家的肖像。这个国家有时是严肃的，有时是亲切的，而我对它抱有巨大的感激之情。
1973年2月16日，美国密执根州兰辛，来自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奥斯莫比尔的工厂的污染。摄影：让-皮埃尔 · 拉方（© Jean-Pierre Laffont）
1974年11月28日，美国纽约，著名的梅西感恩节大游行。摄影：让-皮埃尔 · 拉方（© Jean-Pierre Laffont）
1986年，美国纽约曼哈顿华盛顿堡，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摄影：让-皮埃尔 · 拉方（© Jean-Pierre Laffont）
1970年5月9日，在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校园里四名手无寸铁的学生被屠杀之后，超过10万名学生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倒影池中示威。摄影：让-皮埃尔 · 拉方（© JeanPierre Laffont）
哥伦比亚波哥大一家砖头工厂的童工，1979—1980年，拉方拍摄了15个国家的童工。摄影：让-皮埃尔 · 拉方（© Jean-Pierre Laffont）
1978年12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名儿童在给人擦鞋。摄影：让-皮埃尔 · 拉方（© Jean-Pierre Laffont）
1992年3月，古巴哈瓦那最大的雪茄工厂La Corona，工人们在挑选制作雪茄用的烟草。摄影：让-皮埃尔 · 拉方（© Jean-Pierre Laffont）
1986年9月20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雷福德，每年，这个小镇都要举办一年一度的火鸡节日，包括火鸡奥利匹克，火鸡皇后选美、火鸡烹饪大赛、火鸡装扮大赛等。摄影：让-皮埃尔 · 拉方（© Jean-Pierre Laffont）
1980年，美国政府允许女性参军。图为1980年5月，美国新泽西州迪克斯堡，女兵们参加一次针对原子辐射的训练。摄影：让-皮埃尔 · 拉方（© Jean-Pierre Laffont）
1984年10月1日，中国北京，新中国成立35周年纪念庆典。摄影：让-皮埃尔 · 拉方（© Jean-Pierre Laffont）
1989年4月15日，中国江西鄱阳，人们的日常家庭生活。摄影：让-皮埃尔 · 拉方（© Jean-Pierre Laffont）“我对工业发展、市场竞争、新产品、新兴国家充满好奇”
段：上世纪80年代，你报道了许多世界范围内的专题故事，特别是世界经济，尤其是东欧地区、前苏联、中国、印度和第三世界。你对经济问题非常了解吗？
JPL：这个问题我很乐意回答，因为这涉及到我的摄影非常重要的一点。世界的变化总是吸引着我，我对工业发展、市场竞争、新产品、新兴国家充满好奇。一些国家拥有与其文化内在相联且受人尊重的从古代传至今天的传统。在了解一些国家方面，我还太幼稚。比如日本，一个如此传统的国家，却是科技和工业舞台上首屈一指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你在家里找不到一个不是日本制造的手表，小型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电视。我不想错过在韩国、印度和中国发生的变化。
当你在新德里时，在早晨带着相机走出宾馆之前，你确实应当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信息基础。我在印度呆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拍摄了英迪拉 · 甘地（Indira Gandhi）和莫拉尔吉· 德赛（Moraji Desai）的竞选活动，拍摄了母牛和乞丐，也拍摄了原子工业和这个伟大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然而我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走进机车工厂，走进煤矿，还有灌溉问题，人口过剩，教育问题，司法问题，14个不同的宗教信仰、教派……对我来说，白天太短，夜晚我就在火车或出租车上度过。那里的一切都引人入胜，与众不同。
正是带着这种要公正记录热点新闻的决心，我继续在欧洲旅行，记录了饥饿肆虐的波兰，深受经济衰退和失业打击的英国。而中国，则开始了伟大的工业变化。
段：你来中国主要拍了什么？
JPL：1984年，我第一次来中国，拍摄新中国成立35周年纪念，至今我仍留有美好的回忆。中国人的衣服颜色鲜艳了，买了新自行车，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日本产的小冰箱。《亚洲时报》（Time Asie）用我的其中一张照片做了封面。此后我多次来过中国，去过上海、广东、江西、四川等地。我对卡蒂埃－布勒松的《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印象很深，我想回去书中那个时代。1985年，我去陕西拜访了当年毛泽东和长征队伍的驻地，拍摄了那里的旧居和人们的生活。
段：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摄影人转向当代摄影，进行个人艺术创作。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JPL：我不是艺术家，我是一个传统的新闻摄影师！我用照相机记录真实的瞬间。我尽可能将我所看到的放入镜头，当各要素在取景器里达到和谐时，我按下快门。我始终把相机放在眼皮底下，我从不在离脸几厘米的数码屏幕上评价照片。毫无疑问，我完全不控制将要构成我照片的独特瞬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博物馆度过，观看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荷兰的绘画，希腊和罗马的雕像。对我来说，摄影是使用光在胶片上绘制我所看到画面的艺术。我遵守绘图规则。受保罗 · 克利（Paul Klee，1879-1940，瑞士绘画大师）的启发，我沉浸在恩斯特 · 哈斯（Ernst Haas，1921-1986）、沃纳 · 比肖夫（Werner Bischof，1916-1954）等一流摄影师的经典作品中。
1984年10月，中国四川，村民在赶鸭子。摄影：让-皮埃尔 · 拉方（© Jean-Pierre Laffont）我是一个严谨的人，我的眼界广阔，但是主题明确，当我拍下那些我应当抓住，且不会重来的瞬间时，照片就完成了！如果照片足够好，就不需要多加解释。如果你看不懂一张纪实照片，那是因为照片很糟糕。这很简单。一件糟糕的作品是很短命的，它应当从你的相机中消失。我们不能用一秒的时间将一张糟糕的照片从彩色调为黑白，以此来挽救这张照片，并称其为艺术。这只会加重错误！别人我不知道，但如果我拍的是彩色胶片，我不会把它调成黑白的。为什么今天很多非常好的彩色照片，展示的时候一定要调成黑白呢？我想不明白。
但我们应当尊重并赞赏那些不像我这样使用相机的摄影师。他们被称为“艺术家”，在写下“艺术家”这个词的时候，我在权衡，因为我始终认为，摄影是一门微不足道的艺术。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某些摄影师有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对他们来说，艺术创作能够表现他们的想象力，超越传统摄影框架，我要为他们喝彩。
1984年10月，陕西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学习操作电脑，电脑是美国霍尼韦尔公司送给学校的。摄影：让-皮埃尔 · 拉方（© Jean-Pierre Laffont）“对于那些过度处理的照片我感到很惋惜，它们失去了本该具有的真实性和魅力”
段：你认为如何处理新闻摄影作品的纪实性与艺术性？你能接受后期处理吗？
JPL：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应当认真对待。我认为使用Photoshop修改纪实照片是一件可耻的事。有一些杂志，他们习惯对照片进行修改，一些摄影师也会这样做，他们没有职业道德和操守。但用Photoshop对照片进行适当处理是可以的。比如，在我的图片库里，有45年来拍摄的很多照片。在今天，如果我不对它们进行处理，去除污点和灰尘的话，我可能连一张照片都不能展示、出版、销售。再比如，我在上世纪70年代拍摄的埃克塔彩色反转片经常变成品红色，我不得不增加35%的绿色，只有这样，照片差不多才能回到原始的色彩。但是，我一直是在放大器中按照传统的方法处理照片，恢复对比度或曝光不足，在必要情况下，对大角度透视进行矫正，也就到此为止，我不会修改我的作品，更不会抹掉照片中的任何元素。对于那些过度处理的照片我感到很惋惜，它们失去了本该具有的真实性和魅力。所以，在编辑图片时，应当有限度地使用Photoshop。
段：我们知道，你的妻子伊莱恩 · 拉方是一名出色的编辑，你觉得她在你的摄影事业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JPL：我曾经向我的妻子不断灌输我对摄影的热爱，她很快就对摄影作品形成了非常独到的见解。不要忘了，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她创建并领导了两家图片社，它们在我们这个行业都是首屈一指的。那时候她每天都见证最优秀的摄影记者的作品出版，并且为世界上最大的几家杂志社挑选封面照片。伊莱恩有过几个助理，并把他们培训成如今美国几大报社的摄影发行人。她对我的报道始终都很关注，她记得我所有的摄影报道，别忘了，那得有上万篇。她很擅于从照片小样中挑出最优秀的那张，为摄影师制作出最好的照片，她做的这种顶尖的东西我可能永远都做不到。她对我的照片有至高的选择权，我完完全全尊重她的选择。她是我摄影书的编辑，并为我的展览作艺术总监。我运气很好，娶到了她。
段：非常感谢！
1984年10月，北京一家工厂雇佣了2000名工人生产女士服装。摄影：让-皮埃尔 · 拉方（© Jean-Pierre Laffont）本报道得到美国亚历克西娅基金会（Alexia Foundation）执行总监吉姆 · 杜利（James Dooley）先生和夫人苏珊 · 杜利（Susan Dooley）女士的帮助，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