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与王军相识。
那时,他到海南不久,离开了《海南青年报》,在海南经济广播电台帮忙,没工资,电台也没给什么正式身份。我所在的公司要在电台特约一档交通节目,每个整点播报一次全省的交通状况。24年前,海南交通干道上没有实时监控系统,要想知道路况和其他交通信息,需到现场采访。电台一时没有人能做,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后来有一天,王军找到我,说他能做,先试一个月,电台在试播期间可以不收费,我想那就试一下吧。
一个月过去,每天从上午7点开始,到晚上9点(除下午2点、3点、4点),节目正常播出,而且是直播。公司比较满意,我不知道王军是一个人还是组织了一支队伍。节目播出时,王军把单位的固定电话变成一子母机,双机是无线的,功率很大,通话距离可达10公里。他每小时给省交警总队、机场、轮渡、省长途车调度室打电话,询问是否正常。他还和一个个路口的小卖部联系,询问路况……
王军给我的印象是个有办法的人,做事很投入,不会觉得辛苦。
1998年,他又来找我,让我给他写个影评。他说他开始搞摄影了,在《海口晚报》开了一个摄影专栏。之后,看过他拍的很多专题,都是在记录社会。拍片时,他总是穿着“失洁”的牛仔裤,上身永远是圆领短袖红T恤,没人会觉得他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
王军供职于《海南日报》,是新闻摄影记者。虽说有些行政头衔和社会职务,但他手上的相机一直没丢,一直在拍。在持续近20年的拍摄中,已形成可独立出版或办展的专题有《亚都市生活社区:海口废品村》《彩民生活》《停建工地》《长命百岁》《洋浦古盐田》《家有火山石》《岛民》《琼北的村》《假日海滩》《晨练》《南中国海渔民》《温饱》《阳光下的阴郁》等。除了《温饱》和《阳光下的阴郁》,王军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记录生活在那里的人群。
《海南日报》总编辑常辅棠说:王军充满了参与社会、了解社会、记录社会、表达对社会看法的热情。他拍了一批批反映社会发展过程的照片。从“挑香蕉的女人”“村里的青年仔”,到“芭蕉叶女子”……他在“留存瞬间、记录历史”。他守着人的一种状态,一种社会现象,一拍就是几年甚至几十年。
至于后来的《温饱》和《阳光下的阴郁》,王军的摄影风格发生了较大变化。作品的内容给人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在他说了之后,再看这些作品,比初看时清晰了一些。但是,那种凭借作品原始内容打动人的东西少了。
谈起为什么拍这些照片,王军说是一种贪欲,像商人恋钱一样,通过相机把世界带回家,留在自己手上,有一种据为己有的感觉。他还说,扛着摄影包、拿着相机出现在他选的场所,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被拍人流露出对自己的尊重,甚至崇拜的感觉让人喜欢。王军同时说,拿着贵重的、时尚的、前沿的摄影器材,像T形台上走秀的模特,他对此着迷。
王军说的这些是事实,但在我看来,还有其他。
他是通过照片证明自己的存在。选定题材后持续地拍,通过数量的积累,拓展题材的宽度和深度。找到一种与众不同,有了这份不同,也就有了存在感,这就是“王军式摄影”。比如海南一百岁以上的老人比较多,给这些老人拍照片的人也很多。但用一种相机、一种手法,甚至一种造型持续地拍摄20年,只有王军。
相机面对客观实体时,我们画一条线,线的一头是客观实体的复制,另一头是借用客观实体表达自己的观点。王军的作品处在这条线的什么位置上?早期他的作品多呈现在复制记录这一端,现在则出现在另一头。
爱德华 · 柯蒂斯(Edward Curtis,1868-1952)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创作了一部20卷的作品。里面收有2000多幅他在20世纪亲眼目睹美国土著人文化的图像和人类学笔记。詹姆斯 · 范德齐(James Van Der Zee,1886- 1983)以纪实手法拍摄了数以千计描绘纽约美国黑人的文化影像,提供了侧重于人类学和社会学早期的影像。在王军的《岛民》和《家有火山石》作品中,我看到了这类影像。
2004年10月始,王军在捷克学了几年摄影。2007年后,他的摄影中多了一些外来的东西。没有了原来的直截了当,有了更多不明所以的意味。看《琼北的村》,一群村子里的男女,坐着的,站着的,躺在地上生死不明的。这让我想到了马里奥 · 贾克梅里(Mario Giacomelli,1925-2000),他作品中不同寻常的神情,使画面充满诡秘感;一种不可捉摸,浓得化不开的神秘感;在似是而非间,释放着阴郁。
在捷克布拉格建筑艺术设计学院摄影系,王军的学习任务是研究约瑟夫 · 寇德卡(Josef Koudelka,1938-)的作品。他的作品是不是也染上了寇氏超现实的影子?在《琼北的村》的村头,一名举伞的男子在正午阳光下行走,太阳发出点式的光亮,一切皆在昏暗中;一个破损的车头里,三个少年如坐在行驶的快车上眺望远方……
克劳迪 · 斯鲁本(Klavdij Sluban,1963-)在表现“人都在受到约束”的主题时,所有作品都生于客观现实,但这些作品又都在表达他的个人观点。这是一种智慧,摄影家只需表达自己,不管作品会把观者带向何方,更无需对任何机构或个人负责。摄影语言只表达他个人感知的东西、他的观点。这也是他与人交流的基础。
王军的这些作品,离开了故事,没有了事件,甚至没有什么精当的决定性瞬间的东西。我们从他的照片里看到了一种无序的、非常规的、背离我们对常识认知的东西。这是王军在借用村里的现象,带着超然物外的疏离感表达着他对社会和自己的判断—“失常”。此时,照片的主体内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借由对这些主体内容的处理表达了对社会的看法。
在工作需要之外,王军的摄影作品几乎没有进入传播领域,也没有进入画廊之类的商业机构。偶尔,他会拿出来让几个能谈得来的好友看。在看这些作品时,朋友会说自己的看法,当这些看法与王军的本意不同时,王军会大声说:“我知道这些照片的用途了。”朋友会问:“用在何处?”王军说:“用于删除。”这是他出于对自己的保护,他不想让这些看法影响自己。有时我也在想,王军拍的这些照片能干什么呢?可能他会在年老时,看着这些照片追忆过去。他说过,人到90岁以后,特别是失去行动力后,是靠回忆生活的。王军是在给自己留存回忆吗?证明他过去的存在吗?如果是,他是了不起的。一个50岁的人,为自己40年后的生活谋划着。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在为自己负责。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发表时略有删减)
《琼北的村》系列18王军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