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于我是一场修行”

作者:段琳琳

采访／本刊记者　段琳琳　摄影／王军Interview by Duan Linlin Photos by Wang Jun

《琼北的村》系列1王军　摄 《中国摄影家》：1992年你去海南，最初在海南拍了哪些题材？

王军：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拍了很多东西。我住的小区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上，1994年时整条路上都是赌场，夜间隔三差五就会发生砸场子事件，我经常去拍，没人阻止。那时海南私人卖彩票泛滥，与社会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同时开奖，奖号也一样，大把现金流入个人口袋。再就是成片的停建工地，工地里住着成千上万来自各地的各色人等。还有路上发生车祸，撞人的车没牌照，撞了就跑。我曾拍了一个被撞的人，没钱治病，从医院抬回家，拔了氧气瓶后断气的全过程。拍这些东西时没有多想，一好奇就拍。

《中国摄影家》：那时你经常和赵铁林一起工作，他在海南拍摄了“站街女”，当时你拍这个题材了吗？你眼中赵铁林的工作特点是什么？

王军：我没拍，有点不好意思下手。那时男人找“小姐”好像是“常态”。想想如果自己也找了“小姐”，最不愿意、最担心的就是被拍。

赵铁林最开始拍“小姐”是为了生计，给“小姐”拍片儿，挣点生活费。至于他如何成为摄影家，那是照片进入传播渠道后的事。我很喜欢他最初拍的那些片子，一部分是“小姐”的头像、美人照；另一部分是平视、随意地记录她们的生活状态。当时赵铁林认为几年后“小姐”们会买这些片子，所以有讨好“小姐”的元素在里面，恰恰是这些元素，保留了她们的基本尊严。

《中国摄影家》：你的大部分作品取材于海南，你对海南有特殊情结吗？

王军：海南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也是我拍摄的地方。这里的人直来直去，就像阳光照到的地方透亮，没照到的地方不太亮一样。我喜欢这种原生态的感觉。我都是在对一个地方十分了解的情况下才着手拍摄的。到其他不熟悉的地方，我很难进入。我在捷克布拉格呆了两年，拍了很多片子，摄影技术都没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要表现什么。当我找到熟悉的在集体主义盛行时代，他们与我们有过的共同行为时，拍出来的片子明显不一样了，有了社会沉淀的意味。不过，长期守在一个地方，势必会坐井观天。如果自己拍的东西要进入社会交流层面，就要有广泛、典型的社会意义。

《琼北的村》系列2王军　摄 《中国摄影家》：你的职业摄影与“社会学”和“视觉表现”分不开，能否说说拍摄《琼北的村》和《岛民》时的想法。

王军：我们现在看到的“琼北的村”的状况是暂时的，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正在形成。我看到过这样一个场景：那天村里很暗，黄昏的烟雾加上天气不好，地面污水横满，村民们在跳着走，他们多是身着破旧、满是劳作汗水与污垢的衣服。突然，一个披着长发，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出现，很像天使坠入人间，与村民形象形成极大反差。我甚至觉得我使用的柯达胶卷表现不出这种反差。事后，每每想起那个场景，我竟不知是自己亲眼所见？还是梦中所想？但我认定，后者是我心中村庄的样子，只是，眼前所见与我认定的景观不符。

我拍《琼北的村》采用的是夸张的、非正常的、阴郁的表现手法，带有我的主观认定。所以，我同时拍了《岛民》，用的是中性的、有些仪式感的、正式的样本采集拍摄方式。

《中国摄影家》：除了《岛民》和《琼北的村》，你还拍了《亚都市生活社区：海口废品村》《彩民生活》《停建工地》《长命百岁》等十几个专题，你一直坚持拍摄？

王军：首先，拍这些专题对我来说是治病，治浮躁病。我曾经胃疼去医院看病，化验报告都正常。遇到一个退休来海南当“候鸟”的老医生，让我吃“劳拉西泮片”，那是治焦虑症的，但我吃了，病确实好了。后来他跟我说，把药停了，去干自己喜欢的事。如果你就喜欢自找压力，那就没救了。摄影就是我的治病良药。其次，拍这些专题也是一种聊以自慰，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我是一名职业摄影师，我没有虚度光阴，我还是有作品的。这些作品的用途我不是很确定，当然如果能够进入传播领域获得社会的认可，我会很欣慰。另外，人生是一场修行，摄影是我人生的最重要部分，摄影于我也是一场修行。从对器材、题材、名誉、地位的占有，到借用摄影舒缓情绪、表达观点。是不是还能有更高的境界？正是修行要面对的问题。不放弃修行，也就不会放弃摄影。

《琼北的村》系列3王军　摄 《中国摄影家》：用黑白胶片是什么考虑？为什么自己放大照片？

王军：我无法接受数码相机黑白影调窄，反差小，光比拉不开。三年前，我买了一台徕卡M Monchrom相机，就存在这些问题。在海南，光比太大，一个在阳光下戴着帽子的人，帽子和人脸的光比就相差十多级，数码相机没法儿表现。另外，我喜欢在人群中保持一种优越感，虽然这种感觉很自我，甚至不礼貌。而用黑白胶片和传统相机会让我有这种优越感。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在村子里拍片儿，拍着拍着遇到别的摄影师，他们看到我用徕卡相机、柯达trx400胶片、三只50mm的标头（0.95、1.4、2.0），会投来羡慕甚至有点崇拜的目光。

自己放大照片一是保持一种艺术感觉，还有就是商业上的考量。对艺术家来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喝着热茶，点上烟，吹着口哨，慢慢欣赏自己刚刚诞生的艺术作品。在电脑上看照片，没有这样的感觉。一个人在暗房里冲印照片的仪式感让我着迷。那个过程，我可以静下心来，系统地考虑问题。传统的、老派的东西是一种风情，也许是我上了年纪，就喜欢这个。另外，自己冲卷、自己放大，当你看到一张片子没拍好时，会心疼失去的快门机会，对自己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商业方面，大家都知道，自己拍、自己放制的手工银盐作品在境外画廊的标价会是数码的十倍。

《琼北的村》系列4王军　摄 《中国摄影家》：你觉得你形成自己的摄影风格了吗？

王军：风格是他人认定的，这要搞清楚摄影师的摄影语言、角色、拍摄动机、照片用途等问题。首先我谈下摄影语言问题。使用黑白两色，高光部分是最难处理的，当然，处理好了也是作品的画龙点睛之处。最简单也是最笨的办法，是让取景框里充满了黑之后，再小心地处理亮光。所以我的片子整体都是黑黑的，有些压抑，因为高光很少，但很鲜亮，有一种绝望中带着一丝希望的感觉。这是一个操作方法问题，因为自己对影像的控制力不强，也缺少耐心。很多片子放在一起，就成了自己的摄影语言了。

再说一下角色、动机、用途的问题。长期拍新闻照片，对能反映事件的决定性瞬间、故事的情节、主题表达与情节展开是不是相符会非常在意。而拍自己喜欢的选题时，不但不会这样考虑，反而会采取一种逆反的方式。拿着徕卡、装着黑白胶片就不可能快，要一张一张地抠。不去找新闻类的决定性瞬间，不考虑情节，甚至不要新闻类的主题表达，不做这些之后，还能做什么？我拍琼北的村，拍非故事性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寻找脱离社会集体后让自己处于自由放松的状态；拍很多人不太明白的情节，也是想从大众的普通叙事语言中走出来。

《琼北的村》系列5王军　摄

《琼北的村》系列6 　　王军　摄

《琼北的村》系列7王军　摄《琼北的村》系列8王军　摄《琼北的村》系列9王军　摄 《中国摄影家》：2006—2016这十年对你来说在摄影上意味着什么？

　　王军：十年前，算是连拍。这十年间，是一张张拍。十年前像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这十年间，心里有了点道法。道法是十年前去捷克学习时修得的。搞清楚了摄影技能上的一些东西，加上自己的社会学研究背景，知道了怎么念经。这十年间我比较满意的作品有百岁老人的濒危肖像《寿》《琼北的村》《岛民》，还有《在海边》。

《中国摄影家》：中欧摄影有自己独特的理念和风格，美学也不同于西欧，你在布拉格学到的关于摄影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王军：两点，一是对各类摄影器材的试用，从24寸的木制相机，到半格135相机，最后终于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二是了解摄影史上有标志性意义的摄影家，找到与自己风格相近的，自己喜欢的。并尝试做些创新的、更深入、更宽广的东西。

《琼北的村》系列10王军　摄《中国摄影家》：你的简介中提到你有“社会学研究背景”，具体怎么讲？

王军：拍照时，镜头前只有两种情况：有人或没人。有人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会呈现在摄影师面前，这种关系的背后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1985年，我开始在南京市鼓楼区民政局工作。当时，每天要与城市五保老人、特困人员、残障人员、协议离婚人员、转业退伍军人和战争时期老兵等打交道。进入媒体，也是与人打交道。与人打交道，就与社会有关，需要融入、了解、研究社会。需要专业、系统、持续地理解社会学理论及自己面对的具体实践活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查尔斯 · 霍顿 · 库利著，华夏出版社，1991年）是我的床头书。每次看我都会问，自己在社会中处于什么状态？而社会又处于什么状态？

先说自己的状态。我是省级党报从业人员，面对社会，需要用照片展示、宣传、推广党报认同的观点。个人观点与党报观点不能保持一致甚至对立时，会有撕裂感。社会学研究背景或多或少能让我持有相对中立的观点。

我所处的社会的状态用两个字说就是“无常”。常是“常态”和“常识”。我们把大量的“非常态”视为“新常态”，非常态的东西只有经过时间沉淀，才能成为常态。常识是规律性的东西。当前各种新媒体、自媒体泛滥，它们在传播内容上往往缺少最基本的常识，却总能吸人眼球，误导大众。常识让我们讲理、讲法，而缺少常识，则极易蒙蔽双眼，走入极端。

《琼北的村》系列11王军　摄

《琼北的村》系列12王军　摄 《中国摄影家》：你在拍摄过程中如何处理工作需求和个人爱好的关系？

王军：曾经我在自己的名片上打上“专业摄影师”，认真想了想，这是对摄影师状态、操作方式的认定，很容易产生歧义。爱好与业余都不妨碍他们是专业的。而职业摄影师是靠摄影谋生的，这符合我与摄影的关系。

做一名职业摄影师，要分清楚哪些是职业所需，哪些是个人兴趣。这种划分很重要。同样是拿着相机，为生存和生计是一种状态，为满足自己的兴趣又是一种状态。今天大家在这里看到我拍的东西，就是兴趣所在。没了要遵从的客户标准和从业单位要尽的社会责任，自己会很轻松。当然，我不会也不能以这部分拍摄获名谋利，因为那在职业摄影师的角色中已经完成了。这是我一个人的游戏，属于自言自语、自圆其说。

现在，我们很少观察研究摄影师的角色和行为。我觉得职业摄影师就像做鞋流水线上的工人，流水线是在生产商品，是批量的、无个性的、标准化的，要满足消费者所需、生产者利益回报所需。而流水钱下，同样是在做鞋，我学着外婆用碎布打板，用线纳底、上帮，在鞋面上各绣一只大脚，多数人会产生视觉差，以为脚没放在鞋里。后者就是我的喜好、我的愉悦、我愿呈现的价值。

在拍摄以海南省海口市为主要区域的琼北农村的现状时，我所从业的媒体一年四季都在关注。媒体关注的点是政府如何提升这里的生活质量，如何促进社会发展等层面。摄影师会被要求拍缺水、缺电、缺钱等问题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回村或进城的农民如何得到职业培训；三八节农村妇女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五一节回村或进城人员如何创业；六一节留守儿童如何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等。而我个人关心的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中，作为根源的村庄，在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离开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又如何通过摄影手段去表现？

《琼北的村》系列13王军　摄《琼北的村》系列14王军　摄 《中国摄影家》：海南正在迅速国际化，多民族原生态文化消退很快，大量黎族村寨改建成了旅游景点，面对这种变化，你觉得摄影还有哪些机会？

王军：村子的消失，新建的旅游景点都是有价值的。我们所处的社会都是在求新、求异、求奇、求改天换地。守住一条线，横向、纵向，持之以恒地拍下去，照片就能呈现其价值。《琼北的村》系列15王军　摄 《中国摄影家》：下一步有明确的拍摄计划吗？

王军：还是拍自己喜欢的、有价值的东西。不为订单、不尽责任，没有时间、任务、好坏标准式的压力。我原准备用高分辨率的120数码相机，用微距拍百岁老人的身体局部。一个人活了一百年算是人生的重大成果，这部分人的生理表象与常人的不同之处让我着迷。现在我不想拍了。因为不愿面对，拍他们拍着拍着感觉我自己也老了。我不愿面对自己的老。头发没了，戴着老花镜沾着口水翻手机界面玩微信……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我现在对在很少有人出现的海边，偶然看到人类生活用品很着迷。一是有人类在自然中消亡的元素。另外在亘古不变的自然环境中，人类会不会最终只留下痕迹？对于这种预判，我感兴趣。

《中国摄影家》：非常感谢！

《琼北的村》系列16王军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