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两极化叙事分析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后引起了大众的广泛热议。这部制作成本仅150万元、拍摄与后期剪辑共耗时5个月、只有3集的纪录片，重点讲述了故宫中书画、青铜器、宫廷钟表、木器、陶瓷、漆器、百宝镶嵌、宫廷织绣等稀世文物的修复过程与修复者的生活故事。与以往单向度“恋物”式表现珍宝的纪录片有所不同，《我在故宫修文物》巧妙地采用两极化叙事手法，即人物谨小慎微与随其所宜的并置呈现、穿越古今的时间对话、变与不变的双向抗衡等艺术处理方式，型构出丰富驳杂、极具张力的视觉文本。两极化元素在同一事物上的叠加，从某种程度而言颠覆了传统受众认知中的二元对立机制，更加符合年轻观众认知中的多元化表达，而这也是小成本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的重要因素。
一、人物：谨小慎微与随其所宜的并置呈现
《我在故宫修文物》第一集开篇解说词中写到：“他们视自己为普通的故宫工作人员，但其实，他们是最顶级的文物修复专家，是给这个国家最顶级的文物治病的医生。”在社会系统中，如果将个人作为观察的中心，那么个人所占据的位置决定了他的角色与地位：角色是他人对自己所预期的行动的整体，而地位则是本人对自己所预期的行动的整体。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其人物塑造包含角色与地位两部分。就角色而言，他人对故宫文物修复者所预期的行动整体亦即精益求精、谨小慎微，故宫文物修复者在职业身份层面完成了他人的行动预期。影片中导演多采用小景别镜头，包括大特写、特写与近景镜头。小景别镜头的使用可以有效放大人物的细微特征，例如导演在表现钟表修复技艺时，多处采用特写镜头聚焦工匠们正在修复极其精密的钟表零件的手，这种镜头所表现的细部特征正是主体精神世界的外化，与观众潜意识中的角色期待相吻合，因而产生“情理之中”的效果；而就地位而言，其对自己所预期的行动整体却又归于凡人，因生活中的随其所宜拉近了人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纪录片中随处可见老师傅们云淡风轻地说上一句：“上寿康宫”、“去慈宁宫”⋯⋯闲暇之余他们或是拿着猫粮喂食宫廷御猫的后代，或是养花栽树；文物修复场所用电十分严格，每天早上师傅们都要集中去开水房提上一天的开水。这些看似与工作无关的生活常态恰恰使得承载故宫文物修复责任的社会身份在受众接受环节中，因与观众存在潜意识的角色期待有所不同而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
人物谨小慎微与随其所宜的并置呈现，为观众带去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双重体验。实际上，此种人物的两极化叙事手法更在本质上完成了阶层的想象性弥合。中国工匠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工匠又分为官匠与民匠两类，前者固定服役于官府手工业作坊，后者则服务于主家或自行制作用于售卖。故宫文物修复者显然属于前者，相较于民匠有许多不同。例如纪录片中文保科技部的办公地点位于“西三所”，这里是慈宁宫大佛堂北面的院落群，清朝时是先帝嫔妃的居住地，至今仍属于故宫未开放区，普通民众是无法进入的。而在修复技艺方面，官匠的要求更为严苛，例如对于故宫文物修复者而言，艺术创新只能针对于修复手法，而不能施加于文物本体。长久以来的官本位原则不仅为皇家住地与御用精品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连为皇帝工作的官匠也被蒙上了面纱，人物随其所宜的形象刻画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官匠与民匠的阶层差异。而从宏观层面来看，无论是官匠还是民匠，伴随西学东渐和现代工业的兴起，机械化生产代替了工人劳作，传统工匠技艺逐渐走向衰落乃至失传，工匠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威望亟待提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对人物谨小慎微的形象刻画将工匠精神发扬光大，从而打破了集体意识中“农本工末”、“奇技淫巧”等对于工匠的传统偏见。
二、时间：穿越古今的对话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素材选择主要围绕故宫的稀世珍宝展开，然而每一件稀世珍宝又与历史和现实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能够反映出过去与现在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工业、农业等多个领域的状况。例如该片在讲述陶瓷组修复唐三彩马的片段中，观众得知唐三彩马作为陪葬品在唐代非常盛行，从而多方位地折射出唐文化的绚丽多彩；木器组修复的木雕佛像经千年岁月的冲刷洗礼，金漆虽已剥落残存，木胎肌理裸露，然而辽金时期的宗教文化可以由此窥见一斑。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通过对器物本身以及修复工作者技艺传承的刻画，展现了对真实探求的时间跨度。当下的文物修复者与上一任修复者之间凭借流传下来的修复技艺得到有效对话，贯穿古今。通过文物修复的过程，观众得到一种穿越感，这种穿越感的营造没有借助于玄幻历史架空，而是来自修复技艺与生俱来的特性—师徒传承。如修复者借助现代仪器对档案进行整理和研究时，发现了当年的修复者为蒙骗皇帝，冒着杀头的危险用别的旧画上的残片缝补清代著名画家郎世宁画的《乾隆惠贤皇贵妃朝服像》这一秘密；如在修复一副贴在门扇上的清朝大臣的画时，书画修复科科长杨泽华从浆糊抹的深厚程度推测出上一个修复者一定是高高大大的匠人。这些穿越时空的对话，使故宫匠人的生命因文物修复技艺而延长。
三、变与不变的双向抗衡
故宫遵循严格的文物保护制度，采取朝八晚五的工作时间。每天早晨，文保科技部的师傅们要打开7道大门才能进入工作场地。而所有早来的人都要在推门后大喊一声“走着”，此时空荡的故宫还没有大量游客，回音飘荡在偌大的院墙之内。青铜组的王有亮师傅向观众解释，大喊一声是为了在开门的时候防止黄鼠狼、野猫“噌”地一下窜出来，这种规律的作息短时间看来是不会改变的。故宫内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如果说故宫文物科技部所固守的是不变，那故宫院墙外的世界则在快速地变化，一份不变的工匠精神在浮躁快速变化的外界看来，就成为一种极为珍贵的品质。导演试图在片中进行变与不变的对比：王津和亓昊楠出差来到厦门参加海峡两岸钟表珠宝博览会，海景、变换的红绿灯、摩登红人的封面、街角的百货商店⋯⋯导演有意地使用抽格镜头来凸显脚步匆匆的来往行人，用高速摄影360度仰拍覆有玻璃幕墙的高楼大厦，扶梯上的王津只是说了一句：“真热”，他们在急速流动的外部世界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自在。在这次展览会上，他们巧遇了华人钟表圈中的著名钟表收藏家黄嘉竹，有超过一千场拍卖经历的他与王津和亓昊楠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当黄嘉竹炫耀着故宫没有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怀表时，王津微笑着解释道：“可能还是想跟故宫比试比试吧”。这两个不同时空中的人，一个是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资本垄断，通过拍卖等方式获得稀缺资源的富人；另一个则是在宁静庄重的故宫之内韬光养晦，沉稳大气的手工匠人。
故宫相对独立、闭塞的不变环境使得身在其中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不必害怕外界变化对其带来的影响，工匠精神在此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是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快餐文化正在逐渐腐蚀各个行业，工匠精神亟需被人们重视，而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采用两极化叙事手法，艺术性地唤醒了缺失已久的工匠精神，手工匠人耐心、专注、坚持的品质与师徒之间的情感交流与行为感染，为现代工业化生产背景下成长的年轻一代树立了典范。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纪录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2015PY18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责编：倪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