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摄影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得到了新机遇。1950年1月，一个全国性的新闻摄影工作机构——国家新闻总署属下的新闻摄影局便开始办公，3月，该局出版了第一本公开发行的摄影专业刊物《摄影工作》，此外，摄影局还定期举办摄影讲座。7月，《人民画报》创刊，其时，全国总工会所属的《中国工人画刊》已在这年年初诞生。11月，原由华北画报出版，后改由解放军画报社出版的《摄影网》新编序号第一期发行。1952年春，为适应摄影事业的发展，新闻摄影局一分为三：一部分合并到新华社，成立了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一部分成立《人民画报》社，还有一部分分出来组建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不久，《民族画报》也创刊。至1955年，由《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五单位发起举办了一次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影响很大。几年间，摄影组织不断增多，队伍不断扩大，摄影事业月1日）像雨后春笋，发展迅速。

1956年6月底，全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在北京东四头条他家的会客室里，召集有关同志开会。会上经过协商，成立了由30位委员组成的筹委会，一致推举石少华同志为主任委员。《人民日报》7月1日发表了成立中国摄影学会筹委会的消息。之后，筹委会召开了多次会议，研究筹建学会问题。会议大多是在王府井大街12号举行，这里是新华社摄影部郑景康主管的人像摄影室和办公室。

1956年12月19日至22日，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王府大街中国文联礼堂召开。到会代表104人（大会确认到会代表为学会第一批会员），会上听取了石少华作的《组织起来，为繁荣我国的摄影艺术创作而努力！》和吴群作的《关于中国摄影学会章程草案的几点说明》的报告，张印泉等30位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大会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了学会的领导机构，推举石少华为第一届学会主席，张印泉、丁聪为副主席。吴群、陈勃为正、副秘书长。

大会确定了中国摄影学会的四大任务：1.组织会员进行创作活动；2.研究摄影艺术和技术理论与实践；3.加强国际间的摄影艺术交流；4.培养青年摄影工作者，辅导群众业余摄影活动。会后，常务理事会决定成立学会常设工作机构：展览部由吴寅伯、薛子江、杨子颐负责；创作辅导部由郑景康、蒋汉澄负责；编辑部由高帆、陈勃负责；服务部由顾淑型负责。由于吴群还没有到任，学会第一年的日常工作由陈勃（驻会副秘书长）处理。各部门的负责人，大多都是兼职服务，没有任何报酬。

1961年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一年。那时，不少同志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不仅浮肿，还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医生让我离开工作岗位转地治疗。我住在杭州一个工人疗养院，治疗一段后，病情好转。于是决定到黄山拍拍照片，借此机会巩固治疗效果。

刚到黄山宾馆，正巧遇上前来拍摄《黄山风光》艺术电影片的吴印咸、程默，卢施福（安徽摄影家）三人，他们也要上山。不期而遇，大家分外高兴，我们一行四人，从9月20日到10月1日，一直在山上摄影创作。第一次上黄山，云雾、云海以及许多难得的美景，都遇上了，大家兴奋异常，拍了不少照片。

从黄山回到北京，我开始策划举办一次《黄山风景摄影展览》，先同吴老商量：将过去历年到过黄山的摄影家的作品一道展出，这可能会对我国的风光摄影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吴老欣然赞同，并得到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会的讨论和批准。于是，黄山影展开始筹备。不久，便收到了张印泉、吴印咸、黄翔、吴寅伯、敖恩洪、冯四知、卢施福等数十位摄影家作品数百幅。经过集体评选，共选出22位作者的95幅作品，于1962年10月12日起，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展厅举办了《黄山风景摄影展览》。这是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个风光摄影作品专题展览。影展出乎意料的盛况空前，水榭展厅内经常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

出乎意料的是，黄山影展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界名流，都莅临参观，并留下了他们的墨宝。

这次黄山影展，全部使用厦门感光材料厂生产的黑白放大纸制作。一式两套，一套展出，一套回赠该厂。在50多年前的当时，厦门厂的相纸，已能充分表现摄影作品丰富的层次和鲜明的色调，为黄山影展增添了不少的光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黄山影展过后，中国邮票发行局根据影展作品，绘制了一套16枚黄山风景纪念邮票向全国发行。据说这套邮票今日已成为集邮爱好者争抢的珍品，它的行情不断上涨。

第一次黄山影展的影响，像湖面上的涟漪，一波波地向四周延展开来。许许多多的摄影爱好者，放弃了以往的顾虑，拿起相机，走向大自然，以自然为师，使中国的风光摄影蓬勃地发展起来。国内涌现了一大批风光摄影家。

黄山影展的魅力、陈复礼1962年上黄山的影响，一直诱惑香港的摄影家们想组团结队上山，他们等待了16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1978年，一支由18位香港摄影界精英组成的赴黄山摄影创作团，在团长陈复礼先生的率领下终于成行。当时，粉碎“四人帮”还不到两年，内地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文艺界各有关团体，如摄影学会还没有恢复工作，经京港两地有关部门协商，此创作团由新华社接待，而我在当时任职中国图片社总经理、全国影展办公室主任兼《中国摄影》杂志主编，因此，新华社很自然地派我担当这个创作团的领队。

香港赴黄山摄影创作团先由香港飞北京，中央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办主任兼党组书记廖承志亲自出面接见。廖公当时特别强调自己是以一个摄影爱好者的身份同大家见面交谈，这让本来十分拘谨的团员们一下放松起来，会见气氛热烈而轻松。1978年8月，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廖公语重心长地向大家说：“我们的国家迟早是要开放的，将来要发展国家经济，还要发展我们的旅游事业。你们搞摄影艺术的，可以多拍些美丽的祖国风光照片，摄影可以为旅游事业开路，可以为发展祖国的经济而贡献你们的才华。”

“摄影可以为旅游事业开路”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也是香港影友们的一个期望，因此成为此次黄山创作团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山上，每当一天紧张忙碌的摄影创作之后，晚上大家又聚在一起热议怎样为旅游事业开路和为发展经济服务。行家们各抒己见，甚至出谋献策，其热烈气氛是空前的。

这次黄山创作团的成员真可谓香港摄影界的精英，都是赫赫有名的摄影大家，是国际影展的各种奖项获得者。团长陈复礼自不必说，还有简庆福、黄贵权、罗苏民、梁庆鎏、钟文略、何节全、陈迹、邬祁厚、何洪光、蔡应箐、邱良……

1980年我陪同香港摄影家陈复礼先生来到湘西的张家界摄影。当时，张家界还没有开放，山下是一片烂河滩和一些贫瘠的农田，几个景点之间没有缆车、也没有公路，我们在山下住的是林场的仓库，在山上住的是看林人家的草房。但张家界独特的景色强烈地吸引着我们贪婪地拍摄。之后，我们两个又合作在香港《中国旅游》杂志发表了稿件。出人意料的是，张家界接待我们的主人打来长途电话，他说：“不得了啦！你们的作品发表之后，这里的港澳游客一天多过一天，林场仓库的顶棚也住满了，看来要赶快建招待所。”过了不久，他又来电话说：“招待所也不行了，可能要建大宾馆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就这样步步紧逼，在原来烂泥河滩旁，好多家星级酒店年复一年逐渐拔地而起，周围也慢慢形成了小小的繁华街市，张家界的旅游事业一天天火起来了。湖南省旅游局在我们离开张家界10年之后，特邀我们二人到张家界旧地重游。没想到，几幅摄影作品和一篇介绍文稿，使这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荒凉山沟，变成了如今海内外知名的旅游区。风光摄影真是发挥了它的开路先锋的作用。

从20世纪60年代摄影与黄山结缘起，风光摄影与旅游事业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近两三年中，特别是2010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同黄山联合举办黄山摄影大赛，以及2012年《徽之黄山》大型摄影画册的发行，都是摄影与黄山情缘的延续。我相信，近期黄山市委、市政府作出的发展黄山摄影艺术经济和黄山摄影产业的重大决策，将会使摄影与黄山的情缘更加深厚、更加密切、更加长久！

20世纪60年代初，江青因神经衰弱身体不好，想以摄影来调剂一下神经。1961年8月某天，她在庐山休养期间，拍摄了庐山的仙人洞，1961年9月9日，毛主席为此照配诗一首：“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从此，江青摄影的兴趣大增，又拍了许多习作。这时，她想拜一位名师学习，就想到了新华社的石少华，托人向石少华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但石少华以种种借口婉言谢绝了。为此，她不得不求助于毛主席。大约在1961年的某一天，毛主席请石少华去了中南海，车子一直开到了毛主席的住所丰泽园的菊香书屋。毛主席亲切地同他握手、让座。之后，主席说，这次请你来，有事相求，不是照相，而是和照相有关。主席说，江青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医生建议她休养，从事一些轻松的活动，调剂一下神经。她想学摄影，我用稿费替她买了照相机。她过去搞过文艺工作，学摄影是有些基础的，我想让她拜你为师，学习这方面的技术，我是支持她学习的。多学一些知识，总是好的嘛。说到这里，主席停顿一下，看看少华又说：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下她吧。

摄影家薛子江（左）和杨子颐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创作（摄于1958年）

大约是1963年下半年，有一次，江青请她的老师吃饭，少华还邀了郑景康和我一同前往。那次，我同少华比较拘谨，而郑景康因为在延安就同江青认识，他俩说得很开心，大多说艺术方面的问题。

好像是1960年年底，第四届全国影展展出期间，有一天晚上九十点钟，我接到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到王府井帅府园美术展览馆，说江青要来看影展。我到达展览馆时，江青已经在那里看影展了。陪同她的有石少华和杨子颐同志。跟随江青来的还有她的女儿李纳。那时李纳是个二十岁上下的胖姑娘，听说是在北京大学读书。她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蓝色棉衣，但很干净、整洁。我当时感到主席的女儿这样简朴，真的让人钦佩。江青看影展不时询问某作品的用光、拍摄地等，并不多说其他多余的话，李纳更不吭声，只默默地看照片。看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便乘车离开。

江青这次参观影展，我想可能是来作调查，看看影展的水平怎样，以便她自己也拿些作品参加影展。果然，第二年，第五届全国影展时，她有几幅作品参加了影展。从1961年至1966年，她有30幅作品入选全国影展，有10幅作品刊登于《中国摄影》。中国摄影学会这些年对她的作品入选没有任何特殊照顾，都是经过评选委员会无记名评选后入选的。其中也淘汰过一些水平差的作品。

文革前的这几年，江青的入选作品，都是属于艺术性作品，讲究用光、构图。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摄影学会同文联所属的其他文艺团体一样，被诬为反革命文艺黑线上的机构，工作停止，受到批判。刚打出清样的一期《中国摄影》，也被迫停印停刊。三年后，学会全体工作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72年5月23 日，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新闻界和文化界都酝酿筹备举办一些活动纪念这个日子，新华社当时决定举办一个毛主席的图片展览。

1971年8月，我被新华社从“五七”干校“借调”回京，同摄影部的同事一道，组成一个班子，任务就是筹办毛主席图片展览。1972年5月，展览在北京如期开幕，展出盛况空前。这一方面是毛主席的许多历史图片吸引观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革以来除几个样板戏以外，广大群众几乎没有任何精神文化食粮。展出一个月，天天爆满，观众达40多万。和这次影展的同时，中国美术馆也举办了一个全国美展。

这两个兄弟展举办之后，国务院文化组决定成立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办公室和全国美术展览办公室，每年5月定期举办全国影展和全国美展。

当时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秘书长的石少华同志同我谈话，他传达，成立这两个展览办公室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决定的。总理强调展览的任务是进一步宣传贯彻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使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少华说，两个展览办公室都属国务院文化组领导，但全国影展办公室目前由新华社代管，办公室人员和经费也由新华社负责。同时任命我为全国影展办公室主任。

那时，文化组成员中还有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摄影前辈吴印咸，他在领导安排全国影展乃至以后恢复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活动中，做了许多周详而鲜为人知的实际工作，值得后人缅怀和敬仰。

为了开展工作，新华社又从文化部“五七”干校调来一些有经验的干部，其中有刘超、许邦、杜铁柯、袁毅平、佟树珩、胡文善、雷达学、周宝玺等，影展办组建了编辑组、展出组、评论组、后勤组及临时的相应机构。

每年初，以国务院文化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知征集展品，然后由各省、市、自治区将作品选送上来。一两年后，不仅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了影展办，就连一些地、县也纷纷成立了影展办，配备了专职人员。这样，各地有计划地组织创作、集中选送作品，成为常年的工作。在那个特殊年代，利用办影展的机会，普遍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增加了编制和经费，因此，这个时期的摄影事业，又从“文化大革命”的扼制下“合法”地发展起来。

每年的影展，经过层层精选，再由中国图片社组织专门技术工人放大，于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那几年的民族文化宫，几乎成了全国影展的常设展厅，这也归功于主管民族宫的国家民委副主任萨空了对摄影事业的大力支持。

每年影展的一切工作就绪之后，国务院文化组的领导都要集体审查，由于我们是按毛主席讲话精神组稿选片，因此，审查也每每顺利通过。当然，有时也会遇到个别成员的刁难，比如有一次，一幅很美的秋景照片，硬被于会泳说成是“秋风扫落叶”，不得不割爱摘下来。

展出期间，影展办还组织接待一批批各地的摄影工作者来京观摩，每批大约150至200人，逗留一周。这样，每年影展可有四五批约千名摄影工作者来京参观、学习和座谈。彼此交流经验。代表们到京后每人发给一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供大家学习。在那个年头，同行见面都格外亲热，各地十分珍惜这个机会。有几次我不经意间发现了不是干摄影这一行的专家名人，也加入到这个队伍，如岭南派大画家关山月、浙江日报总编辑于冠西等。

经过几次影展和座谈，全国的摄影创作活跃起来了。但同时，各地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些困难，要求影展办协助解决。其中特别是摄影器材问题，诸如相机不够用、黑白相纸质量不好、彩色感光材料更加缺乏等。

影展办公室如实向国家计委反映了这些困难，时任计委副主任的顾明同志特别召集三机办公室（管理照相机、电影机、放映机及感光材料生产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为此。国家计委于1974年还发了《关于安排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所需照相器材的通知》，明文规定由一机部和轻工业部于1975年上半年安排提供，所需器材如数保证满足，交全国影展办负责分配给各省市自治区相关部门。具体方案是：上海海鸥相机厂生产供应数千部海鸥相机和放大机；公元感光材料厂生产供应一种厚纸基、半光、层次比较丰富的黑白相纸；上海感光材料厂专门为影展办涂布一批还原好的彩色放大纸，当时还派出中国图片社技师顾瑞兰驻厂作试验和鉴定(由于当时的涂布还没有使用电子计算机，未能完成预定目标)。至于彩色胶卷，我国一时还无法生产高质量的彩卷，同意先进口一些使用。

从1972年至1978年，7年时间，全国影展办是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机开始运作的，而原学会领导石少华和吴印咸在国务院文化组又担当对影展这一摊的具体领导，原地方学会的领导差不多都进入各地影展办工作，这些有利条件，使摄影创作在全国范围内又迅速展开，摄影的普及面甚至已超过文革前。同时，正是在影展办成立第二年的1974年，又成功地使《中国摄影》杂志复刊。1978年还大规模接待了香港摄影团回内地创作交流。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活动，实际上为1979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恢复工作打下了一个牢固可靠的基础。也可以说在学会停止工作期间，全国影展办实际上发挥了承前启后，填空补缺的作用。

抢救徐肖冰，起死回生

1975年，刚从干校回到中国图片社工作的侯波找到我，她说：“肖冰病得很厉害，想请个假去照顾照顾他，我不会耽误工作。”我了解了肖冰的病情说：“你安心去吧，什么时候他的病情好转你再回来。”她说：“不行，我们单位的造反派盯着我呢。”我答应她：“一切由我负责，你就不要担心了！”不久，果真我们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之一的吕XX在会上发难，他说：“是谁批准侯波出去的，她……”不等他讲完，我就厉声说：“人家的老公病成那样了，不能去照看吗？！”这个造反派的头头看我当时的态度十分严厉，就再也不说话了。

有一天我邀副总经理曹兴华一同到积水潭医院去看望了徐肖冰。这时，肖冰已昏迷多日，侯波情绪低落地告诉我们，医生说恐怕不行了，他口中已生长了霉，要我们准备后事。当时，他的儿子，是个军医，也在场。

我回来后，马上报告了石少华，石少华又通报了国务院文化组负责电影口的狄福才，也向文化组长吴德同志作了报告。吴德要求由石少华牵头，马上召集北京市最好的中西医会诊，全力抢救徐肖冰。会诊时，许多著名西医表示没有什么办法，而几位老中医也都摇头。其中一位叫董建华的老中医说：“我来试试，但不知有没有效。”他提了个条件：照他开的药方去抓药，如犀牛角，要用非洲的，不能用印度的等等，医院按着这位老中医的方子用了三服药，只三服，徐肖冰竟然起死回生了，又慢慢地活了过来。这次大病之后，肖冰又延寿了三十几个年头。

大约是1990年前后，协会在西山一处十分安静的地方召开全国摄影工作会议。我同肖冰分到一个房间居住。一天同他聊天，我说：“肖冰啊，咱们昔日无仇，今世又无怨，你同少华的关系为什么搞得那么糟啊？少华曾救过你的命，你知道吗？”这时他忽地睁大了眼睛惊讶地说：“怎么回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向他详细述说了前面那段经历，他激动地说：“啊呀，我真不知道，十几年了，真的没人向我说起这件事。”

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也确实感到他同少华的关系大有改善了。

选自《摄影往事七十年—陈勃回忆录（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