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唱腔清新典雅,风格独具。但是我知道,由于出身贫寒,母亲从来没有进过学校,因此这位戏曲声腔大师一直不认识任何乐谱。她从小学戏时,全靠师傅口传心授。凭着天资聪慧和勤奋自强,才在困苦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评剧界最耀眼的明星。这也练就了母亲惊人的记忆力,直到晚年都丝毫没有减退。家里人要打电话,忘了号码,只要把对方的名字说出来,母亲立刻就可以说出电话号码。甚至是一些极少联系的人,只要曾经通过电话,母亲也能够牢牢地记住号码,她被我们称作家里的“查号台”。
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和父亲吴祖光,当时都是高薪待遇,家里生活条件很好,但是母亲一直都勤俭持家。虽然她的演出和排练工作繁忙,家里还有佣人,但母亲还是经常亲自煮饭洗衣做家务。我至今记得,小时候最不高兴、也是经常要做的事,就是被妈妈抓住绕毛线。洗好的毛线是一圈圈绕起来的,我要张开双手,把毛线圈撑开。妈妈拉过线头,绕成线团,每次要绕很多团。这项枯燥繁琐的工作极大地占用了我在院子里玩耍的时间。但母亲总是乐此不疲,总有绕不完的线团。我们全家人的毛衣毛裤,一直都是母亲亲手编织的,从未假手于人。至今记得妈妈带着我坐三轮车去剧场演戏,妈妈在车上总是嘴里哼着唱词,手里则拿着长长的扦子织毛衣。散戏后,剧场后门照例围满了热情的观众,妈妈向他们点头称谢后,拉着我走上三轮车,立刻开始了她的编织工作。而三轮车的两边总会有戏迷观众骑着自行车尾随欢送,我坐在妈妈的怀里,两边的车铃声欢快地响成一片,在深夜里灯光昏暗的北京街道上呼啸而过,车灯形成的长龙延续到很远,这个奇特的场景,牢记在我幼时的心灵里,至今还历历在目。
像许多名人一样,母亲接到过无数热情观众的来信,她也很喜欢写回信,特别给她的几十位戏曲界学生写信。她有一个保持了一生的习惯,就是把旧信封小心拆开,翻转过来,反折,重新粘好再用。一直到她生病后半身不遂,还是坚持用一只手,继续她的这个传统。她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而且都是当地的文艺界名人,这些学生后来回忆:“从老师来信的信封上,就足够我们一生学习和体会的。”
母亲一生坎坷,幼年生活困苦,1957年反右时父亲被错划成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母亲虽然没有任何言论,但受到牵连也被错划为右派。母亲边被批判还要边演戏,因为只有她的戏,观众才会买票看。而且繁重的演出之后不让她上台谢幕,回到后台还要承担打开水、收垃圾、倒痰桶等清洁工作。为了避免谣言中伤,妈妈带着我住进了剧团宿舍。她每天都会给爸爸写信,妈妈小时候从来没有上过学,解放后在扫盲班里学习写字认字,三年的时间下来,给爸爸写信也使得妈妈的写作水平得到极大的进步。记得妈妈常常让我们三个孩子把手放在信纸上,画出轮廓,让爸爸从手型的大小上,知道我们逐渐长大了。
在这些信件当中,妈妈也经常把家里人的照片寄给爸爸。按照当时的习惯,妈妈有时候会在照片后面写上几句话。我最近在整理老照片的时候,看到妈妈两张去昆明演出时的照片。记得她1960年去昆明是第一次坐飞机,飞机起飞后就感觉不适,头晕呕吐,妈妈大叫:“快停下来!”飞机当然不可能停下来,妈妈一路呕吐到了昆明。正是第一次乘飞机后,妈妈在昆明交际处(招待所)拍了照片寄给爸爸,后面写着:“昆明交际处照的,下了飞机人很瘦。”
还有一张在昆明景点拍摄的,侧面有一只石狮子,照片后面写着:“在望东北,昆明,凤,1960.4.5”。一看就是妈妈的笔迹,这是妈妈在昆明演出时拍了照片并在后面写字,夹在信里寄给爸爸的。
还有一张照片是爸爸的一张半身小照,面容消瘦,照片后面写着时间是1959.10.1。正是爸爸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期间,应该是他趁着国庆节休息到小照相馆拍了一张小照寄给妈妈的。老戏里常说:“万金家书”。可惜这些宝贵的书信在“文革”中都被抄家时抄走了,所幸有这几张照片和照片背后的文字漏网,保存了下来。
接下来就是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母亲被彻底地赶下了舞台,当时的她才四十出头。“文革”中经过了批斗、关押、劳改等风雨,到“文革”中期和后期,造反派们忙于派性斗争,我们总算是有了一段喘息的机会。这时我已经开始学习摄影,不敢到街上去拍,家里人成了我摄影的对象,妈妈是最乐于配合我的“模特”。其中有一张我给妈妈拍摄的人像作品,以窗外射进来的自然光为主光,再用台灯补光,妈妈拿着一张《文汇报》,这是“文革”中最“红”的一份报纸。上面的大标题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个……友好国家对我国的宝贵支持。”由此我们可以回想起,“文革”中与中国最友好的“同志加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一定是放在头版头条位置上的。
“文革”后期,妈妈在北京郊区的干校劳动,还得到单位里“备战备荒”挖防空洞,这把一向低血压的母亲折磨成高血压。在“文革”即将结束的1975年,母亲突患脑血栓,并且被误诊,导致左侧偏瘫。
“文革”后母亲每天都坚持作画,绘画风格是学齐(白石)派的大写意水墨画,作品非常多,但是母亲只是画画,画上的题款则由父亲来完成,从没有上过学堂的母亲在自传中写道:“我至今还不能自己完成一幅画。中国画要有字和印章,才算是一个艺术品,我不会写墨笔字,每一张画都要我丈夫吴祖光为我写字,有几位画家朋友安慰我说‘夫妻合作是中国历来有的,也是可贵的’。我只说,谢谢,这是鼓励我和成全我。”我却保存着一张母亲亲笔题字的画,是母亲画给我女儿吴蜜的。吴蜜小时候就跟着奶奶画画,奶奶画画时爬到桌子上跟着涂画。后来到了法国上学,奶奶怕她忘记写中国字,就教她写毛笔字,在画上写了几个字,爷爷在后面题款:“难得奶奶亲笔题款,十分少见,付蜜蜜孙女,祖光。丁丑十二月。”
“文革”结束后,看到戏曲重新登上舞台,粉墨半生的母亲并没有消沉下去。她在不知不觉中,又重新被人们认识起来。开始她是写一些小的回忆文章。最早的一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受到读者的欢迎,于是稿约接踵而来。母亲的幼年生活经历极其丰富,她把这些事情用讲故事和说家常般的文风撰写出来,不加任何装饰性的词藻。母亲以她独特的写作风格,又一次赢得了读者和观众。很快,从来没有念过书的母亲出版了第一本回忆录,紧接着,就是第二本……居然出了20多本,而且都是各个出版社的畅销书。她的著作被译成英文和乌尔都文,并且被改编成电影和话剧。在她的笔下,幼年时的合作伙伴、贪婪的后台老板、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习画时的义父齐白石、一起劳改时的皇帝溥仪……每个形象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母亲勤奋的笔耕不但征服了读者,也得到了专家的肯定。画家丁聪为母亲的每一篇文章配插图,他对父亲说:“我给凤霞画插图,就是为了让她高兴。”诗人艾青也对父亲说:“给别人写序我实在没有时间,可是给凤霞写序我不能拒绝……”德高望重的叶圣陶先生目疾已久,听家人朗读母亲写齐白石的文章后评价说:“齐老先生的逸闻轶事也常听人说起,可是都没有新凤霞写的那么真。她不加虚饰,不落俗套,写的就是她心目中的齐老先生。我闭着眼睛听孩子们念下去,仿佛看见了一位性情、习惯都符合他的出身、年龄、地位的老画家,同时也认识了一位敏慧的善于揣摩、体贴别人的心思而笔下绝不做作的新凤霞。”他写了一首诗鼓励母亲继续写作下去:
人生欣与戚,自幼多经历。尝诵闯江湖,文源斯在夫。”母亲在身残病后又一次创造了奇迹,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以民间艺人的身份成为这个中国最高专业作家团体的会员,母亲是第一人。此事不但空前,而且绝后,因为现在的演员都是专业院校培养出来的,“民间艺人”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母亲在会员登记表学历一栏上,工工整整地填写了:“自幼失学,解放后扫盲”。入会介绍人的签名,却是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叶圣陶和严文井。
叶圣陶先生的诗中提到的“尝诵闯江湖”,是指父亲写的剧本《闯江湖》,这是以母亲的亲身经历写的一部话剧。1984年,此话剧改编成的电影《闯江湖》开拍,母亲在电影里扮演大师姐,有在化妆室里化妆和在舞台上演出的镜头。“文革”后我到《中国戏剧》做摄影记者,拍摄了许多演员和剧照,我一直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能够给妈妈拍摄一张剧照。这次机会终于来了,我陪着母亲到河北沧州的老戏园子里拍电影,拍摄到母亲生病后又走上舞台、化妆演出的照片。与她一起演出的有她年轻时合作过的伙伴、老演员郑伯凡,还有她的学生刘秀荣、高闯等。
母亲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教学。“文革”结束的时候,母亲才四十多岁,但是在“文革”中被迫害半身不遂,当她看到很多戏曲界的老伙伴在“文革”后复出,心里非常着急,也想着重新登上舞台。但是由于在“文革”后期患病之后,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母亲的左手和左腿一直没有康复。所以母亲就把一生的演戏经验总结出来,写成文章出版,同时,她还亲自教学生,全国各地有几十个学生,她不辞辛苦,拖着半身不遂的身体,跑了很多地方,教戏、排戏、看戏。我经常陪着母亲到外地教戏,也跟到了香港、新加坡等地,拍摄了很多母亲教戏的镜头。
母亲在1998年突发脑溢血去世后,我一直有个遗憾,就是没能接她到巴黎来看看。前不久,母亲主演的电影《花为媒》在巴黎上演,我排队买票和观众一起走进影院。这部配上法文字幕的彩色影片,深深地感动了我和周围的法国观众。我想起了儿时在北京看妈妈演出的情景,仿佛看到妈妈正载歌载舞地缓缓走下银幕,又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本文除注明“吴钢摄”之外的图片均为吴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