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摄影家

黄山烟云（摄于1978年）

尽管那次黄山影展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影展是陈勃老策划和推动的。当年他是中国摄影学会的驻会副秘书长，主持着学会的日常工作。而家父石少华是中国摄影学会主席，所以陈勃老既是家父的朋友也是同事。有时父亲会带我到学会去玩，见到陈勃老也多是叫过“陈勃叔叔好”就跑到一边去玩了，以免影响大人谈工作。陈勃叔叔个子高高的，对人和蔼可亲，但颇有男子汉气。当时我与陈勃老的交往更多是远远的观望，但因他在《中国摄影》杂志上发表的《黄山猎云记》文章和《雨越大干劲越大》的作品均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在我的内心深处对他还是颇为景仰的。

我是过了“知天命”之年，在一次对陈勃老的采访中才知道中国的第一次黄山影展是他策划和推动的。也许今天有人会从毛时代的特权制度揶揄《黄山风景摄影展览》拍摄者的初衷，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策划和参加这样一个展览都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1962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尽管已被叫停，对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经济运动导致的恶果及其引发的深层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央的调整方案才刚刚开始实施。此时中苏关系进一步交恶，中国在国际上进一步被孤立。在中国摄影界乃至整个文化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右派”斗争刚刚过去两年，余波未平。尽管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以文化界最高权威的身份在1960年8月中国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专门向摄影界代表做了对风景、静物一类的照片“不要否定，不要轻视，而且还要从新的角度来发展”的指示。风景，特别是在“旧中国”就被有闲阶层摄影家们视作修艺与修身之所的黄山之风景，对经历了“反右”斗争后趋于激进或保守的中国摄影人，都是一个敏感并且有弊无利的题材。（《周扬同志谈摄影艺术》，《中国摄影》，1960年第6期，第2页）要扭转摄影圈因“反右”带来的创作题材和形式趋于单一化的局面，就需要有人身先士卒探求“新的角度”。

作为中国摄影学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陈勃策划的群展贯彻的是学会团结党内外各阶层专业和业余摄影师的宗旨。从政治的角度，他把参展者个人所可能承担的风险分化到了最小。从专业的角度，这个群展为观众呈现的黄山不是直舒或寓意人定胜天的风景，不是苏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产物，而是与中国传统雅文化的一次交流与对话。从这个角度而言，1962年的黄山影展对此后中国摄影理念和实践影响深远。

我与陈勃老的更深交往是2005年以后。我1985年到美国留学并在那里生活了18年后，决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做一点回报祖国的事情。回国以后的第三年，我把工作重心转到收集整理中国摄影史料，我也因此与陈勃老的接触日益频繁。2012年初陈勃老提出了举办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办公室（以下简称影展办）成立40周年回顾研讨会的建议。影展办是由国务院文化组批准，在1973年正式成立的，陈勃老为主任。全国影展办负责领导和协调全国群众性摄影活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中国摄 影学会主席石少华和副主席吴印咸是其间接领导者。按照当时的文艺方针和政策，这个机构从当年成立开始，每年组织一次全国性摄影展览，作品由各省选送；并负责编辑1974年复刊的中国摄影学会机关刊物《中国摄影》杂志；连年举办全国范围的摄影技术和彩色冲印技术培训班，编印和发放数以百万计的摄影技术普及性教材资料，培养专业摄影人员。这些举措使得摄影在文革中后期成为文化领域中除了“样板戏”以外另一个让人瞩目的群众性文艺样式。文革结束后，随着中国摄影学会的恢复，官方对全国影展办的评价逻辑依从了占据绝对权威的政治审判。多年来，除了相同论调的只言片语重复出现在综述类摄影史文献中以外，研究者似乎自觉地把这一时期的摄影实践当成了禁区。

对于陈勃老，如他自己所言，回顾40年前这段历史，是对与自己共事的很多老人的缅怀，他们在压力重重的年代为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至于影展办的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基于过去几年的史料收集工作经验，我很清楚陈勃老这个建议具有重大的抢救性意义。回顾研讨会，将有利于通过收集相关史料和亲历者的讲述为研究者提供详实多面的素材。我积极响应陈老的建议，并表示愿意做具体的支持工作。同时，我也由衷钦佩陈勃老的胆识。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很清楚这个自发组织的活动面临的阻力。它来自于四十多年来未曾被公开质疑或再审视的业界权威话语的暴力，来自于上一辈中国摄影人命悬政治漩涡、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处事原则和顾虑。如果不是官方牵头，这样的活动难以得到亲历者的积极响应。

就像五十年前身先士卒策划黄山影展之举，耄耋之年的陈勃老又一次站了出来。陈勃老组织了一个影展办回顾研讨会组委会，他亲任主任，并亲自联系曾在北京和各省影展办工作过的、仍然健在的同志，或挨个打电话，或写信，陈情发起这个活动的目的，征求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在一年多的会议准备中，陈勃老多次修改会议议题的措词，力求稳妥；为了消除与会同志的心理负担，他在会前亲自到中国摄影家协会拜会王瑶主席，并在会上转达她对老同志们的问候；会议结束后，他多次过问会上所收集史料的整理和编辑情况，除了审定他本人在会上的发言内容，他在文集出版前还给我们送来了一篇补充回忆的文章。从陈勃老发起建议到这一会议文献结集出版，三年多的密切往来，他让我切身感受到上一辈摄影人胸怀大局而不失谨慎的人格魅力。他倾一己之能为中国摄影事业尽最后一份力，值得我们后辈敬仰。

也是在这三年多整理影展办史料过程中，我无意间窥见陈勃老执念于黄山的另一层深意。在1975年出版的《全国影展作品汇编》中，风景题材有57幅，占到了当年全国影展全部展出作品的17%，而这一摄影集的封面正是一幅黄山风景。当时，“三突出”和“红光亮”仍然以压倒性的地位占据着官方文艺创作的舞台。联系到1974年影展办对美术界大张旗鼓批判以国画为主的“黑画展”视若无睹，甚至没有应付性地办一个“黑摄影展”，这时选择再推出黄山风景，对外是民族主义使然，对内微妙的政治博弈不言而喻。以拍摄黄山著名的摄影师袁廉民在2007年12月25日写给陈勃老的信为我们透露了文革拍黄山的政治敏感度：“六十年代我调至安徽工作，适值文革时期，虽然响（向）往黄山，但难以亲近。1972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陈勃先生调回北京负责恢复全国影展并主持日常工作，在当时条件下，您告知我省参加会议的同志：安徽可以选送反映祖国壮丽山河的黄山风光作品。于是我在这年春天首次登上了黄山，十余年的夙愿，十余年的期待，得以‘梦想成真’。我所拍摄的黑白作品《黄山石笋峰》入选此次影展，成了我发表黄山作品的处女作。从此，三十余年我‘咬住黄山不放松’，为黄山申报世界遗产，为拓展黄山旅游的发展，均作出了我的贡献。当然在摄影艺术领域也确立了黄山摄影的地位。对此，我深深铭谢陈老的启迪以及对黄山价值的真见卓识。”

2015年12月20日，90岁高龄的陈勃老再登黄山。此前一周，我因要到广东参加一个会议，临行前与陈勃老通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得知他准备再赴黄山。我们都忙于临行前的准备，相约回来以后见面，一起商讨编辑中国摄影学会资料集之事，并互道平安。但这次他没有像往日一样准时和守约。他就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忘情于黄山的奇松、怪石和云海之中，没有再离开与他结缘逾半个世纪的神山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