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陈老师丁老师是在2011年的元旦,《中国摄影家》杂志第一届响沙湾国际摄影周,汇集了摄影界的各路人马,陈老师本着支持后辈工作的无私精神,以88岁的高龄,亦踏上了这北方苦寒之地。由于担心陈老的身体,只比他小几岁的丁老师充当起了他的“秘书”,走到哪,陪到哪,照顾到哪。其时的响沙湾,温度在零下几十度,开幕式在沙漠艺术宫举行,要穿越一片寒冷的步履维艰的沙漠地带,亦要忍受艺术宫里的刺骨严寒,还要一步一坑地在沙地里观看展览。在人声鼎沸,众声嘈杂里,远远地便看见陈老师、丁老师搀扶着缓缓过来,那一瞬间,声音和周遭背景都暗了下去,聚光灯便似打在了他们的身上,二老瞬间就亮了。什么是从青丝到白首的相依相伴,什么是爱情典范、婚姻楷模,这便是了。
后来,便经常在一些大型活动上看见陈老师、丁老师相扶相依的情景。这无疑也成了摄影界的亮丽风景。某次,我去拜访二老,两位老师一定要请我吃饭,从他们家出来到对面的餐厅,要穿过一个地下通道,稍远处有红绿灯过马路,就无须上下楼梯。陈老师走路迅捷、大步流星,要走地下通道,觉得快。丁老师腿脚不方便,我说陪着她走红绿灯,她也不愿意,要跟陈老师一块儿。我说扶她,她亦不愿,说:“扶老头习惯了。”陈老师便过来,老两口便自然的搀扶着。这样的场景总是如此醒目的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激发我对人生、对爱情、对白首不相移、对诸多美好词语的无限感慨。
老两口不仅彼此相亲相爱,对后辈尤其关爱有加、呵护备至。年龄上,陈老师近乎大我一个甲子;资历上,他是摄影界的元老、泰斗,我不过刚刚入行;地位上,他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顾问,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高高在上,我不过是一个小编辑。差距何止鸿沟,他怎么端坐高堂,怎么孤傲高冷,怎么难以接近都可以。然而, 陈老师从未如此,远未如此,绝未如此。什么时候见到的陈老师,都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都是那么笑容可掬,满面春风;都是那么亲近自然,恍若亲人。
记得陈老师《第一次黄山影展与中国风光摄影之兴起》一文在我们杂志刊出之后,他先是不要稿费,说给我,我还是给他寄到了家。收到稿费之后,二老坚持要请我吃饭。其时,我有孕在身,他们说要到我家附近请我吃饭,我说去找他们。他们又不愿。僵持半天,最后选在两家中间的地方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又吃过好几次饭,每次也都是丁老师抢着把钱付了,我们要抢着付钱,丁老师就把脸板下来,很生气的样子。
孩子生下来不久,丁老师便给我电话,要给孩子一个红包,我自是拒绝。可丁老师说如果不把银行卡号告诉他们,他们就到我家来或者把红包送到办公室。这一来一回不得折腾半天。我只好把银行卡号告诉他们。很快,卡上便多了600元钱。
休完产假上班之后,本应多去看看二老,奈何孩子小,工作繁重,相距又远(他们住北京西站附近,而我快临近北六环了)。多的是在一些工作场合或电话里问候。每次,陈老师、丁老师都要问起我的工作、孩子、家庭甚至爱人的工作等各种情况,说每期在我们杂志看到我的名字,看到我写的东西都特别高兴,并不断地鼓励我多写,鼓励我去加入一些相关的摄影协会,多做点事。拳拳之情,溢于言表。
某次,杂志社正好有个稿子要做,我顺便去拜访二老。二老很高兴,但也很失望,他们以为我会带孩子来,给孩子准备了零食和红包,甚至还专程去餐厅看了看有没有小孩子吃的菜肴。这使得我十分愧疚。隔段时间,又专门带了孩子一块儿去。二老特别高兴。然而,冬季昼短夜长,孩子睡得晚、起得晚,早上10点才起床,我们到得那边差不多中午12点了。陈老师担心餐厅没有好的座位,11点多就到餐厅占座位了。丁老师知道我们快到了,还专程在餐厅门口等着,她的脚不方便,斜倚在路边的电动车上。我们远远地看见她的身影,想着陈老师一大把年纪,如此德高望重,还枯坐在餐厅等我们到来。把我们感动得不行。
饭罢,陈老师邀请我们去他家坐坐。他家的墙上挂着二老年轻时与周恩来总理合影的照片,还有抗战胜利70周年与老兵的合影,还有黄永玉送给他们的画。陈老师亲切地一一给我们讲解,历史风云、战争典故、文艺动态,如数家珍。最后还把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拿出来让我们欣赏。
那一天,冬日的阳光暖融融地晒在陈老师家的大客厅里,我们坐在一起,吃茶聊天,言笑晏晏。我快3岁的孩子在客厅里跑来跑去,说:“妈妈,他们的房子好大,我们也买个这样的房子吧。”我们都笑了起来。那一天的快乐氛围似乎还依然萦绕在心间,不料那日一别却已是天人永隔,竟成永别。世间悲切,莫不如是?
想起以前丁老师跟我说起陈老师的一件旧事,文革时,陈老师被关牛棚,天天在那儿摇煤球。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自杀,丁老师因为了解陈老师,一点都不担心陈老师会想不开,她去看他时,手心里写的三个字是:防他杀。后来丁老师听人说,陈老师摇煤球,摇得很开心,摇得还很好。陈老师跟我比划他当时摇煤球的样子,很快乐!这样的事情放别人那儿,天都塌了。搁陈老师那儿,一点都不是事。
我常常想,陈老师年逾九旬,还能健步如飞,全国各地参加摄影活动;还吐词清楚、思路敏捷、记忆惊人;身居高位,却不自恃,始终与无名小辈平起平坐,热情相待,缘由何在?原来是心胸,原来人的心胸真的可以像大海一样浩瀚,如天空一样广阔,在这博大的胸怀里,一切皆无挂碍,恩宠、荣辱亦如微尘一粒,轻拂即去。庄子《逍遥游》里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我想陈老师的一生便如这鲲与鹏,在天地间逍遥自在。游历完毕,便于那结了一辈子情缘、秀绝天下的黄山,驾鹤西去,只留下传奇!
陈勃,1925年生于河北省阜平县,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进入晋察冀边区文化抗日救国会工作,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开始从事摄影工作。解放前曾任晋察冀边区工人日报、张家口日报摄影记者以及新华社张家口分社记者等职。1949年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摄影采访,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本用多种文字向国内外发行的大型摄影画报《中国工人画刊》,并任副社长。1956年参与筹建中国摄影学会,当选常务理事,并任第一届、第二届副秘书长。1958年担任《中国摄影》杂志副主编,1959年参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大型画册《中国》的拍摄和编辑工作。1971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筹备摄影展览调任新华社。1972年担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中方新闻官,同年担任中国图片社总经理兼党委书记。19721977年担任全国影展办公室主任。1974年《中国摄影》复刊,陈勃兼任主编。1984年参与创建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并任副主席。1985年当选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四届副主席,1988年离休。1991年、2002年、2007年、2012年被推举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五、六、七、八届顾问。
陈勃是老一代优秀摄影家和中国摄影界杰出的组织领导者,是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作品在国际影展中为新中国夺得第一块金牌,作品《天安门上的欢笑》《雨越大干劲越大》《妙不可言》等在国内外广为流传。曾策划并实施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风光展—《黄山风景展览》,主持编辑《周恩来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画册。出版有《简明摄影知识》《风景摄影漫话》《陈勃中国风光摄影集》等著作,其中 《简明摄影知识》累积印刷14次,发行200多万本。
陈勃于上世纪作为摄影界的代表,多次参加全国文代会。1960年被评选为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1963年,作为20位摄影界人士之一受到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接见。2009年获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和中国文联造型艺术成就奖。
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陈勃先生于2015年12月20日15时40分在安徽省黄山市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