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勇士，不一样的“长征”
为了重现当年红军长征的场景，电影《勇士》中的演员都经历了一次不停奔跑的“长征”，但这代人所体验的“长征”仍与80年前的大不相同，和平年代，对于那种向死而生的精神，只能去感受和感悟，但每一个参与共和国建设的人，都可以称得上“勇士”
文｜《小康》记者 刘源隆
献礼 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几乎每年都会拍摄关于“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献礼片《勇士》于7月10日杀青，预计10月中旬在全国上映。
“当接到电影《勇士》的拍摄任务时，我内心是很激动的。”导演宁海强说，“对于影视题材来讲，在中国的革命史当中，我一直着迷于长征和抗日战争。因为这两段历史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了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永恒丰碑。”
电影《勇士》是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献礼片。由宁海强执导，赵冬苓、赵宁宇编剧，李东学、聂远领衔主演。电影以1935年5月，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勇夺泸定桥，打开北上抗日通道为背景，讲述了红四团战士们的故事。目前，电影的拍摄工作全部完成，已于7月10日杀青，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剪辑、混录及特效等后期制作工作，电影预计10月中旬在全国上映。
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几乎每年都会拍摄关于“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一提起长征，我们都觉得非常熟悉，在课本、媒体报道、文艺作品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但是我们往往把长征从大战略、大格局上来讲述。当问到如何巧渡金沙江，如何强渡大渡河时，很多人都并不十分清楚。”在宁海强看来，如今中国人对于自己本国历史的模糊感是颇令人担忧的。他坦言，如今拍摄革命题材电影和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不一样的，“有一定年纪的观众看革命题材电影是看‘像不像’，言谈举止、服装道具反映的是否真实，因为那段历史对于他们来讲还没有那么久远。而如今面对‘80后’、‘90后’的观众，我们拍摄电影除了要做到‘像’，还要让他们信服那些我们的革命先烈曾经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我们不做石达开第二！”
电影《勇士》的开场，就是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急令第二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西昌进击；令川军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20军主力及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一张大网正向着红军扑来。此时，中央红军仅剩2万人。
穿行于川西群山之中的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自古就是令兵家谈之色变的险地。1863年，就在大渡河畔的安顺场，7000太平军遇到暴雨涨河，坐失过河良机，全军覆没。临死前，翼王石达开哀叹：“大江横我前，临流曷能渡。”
72年后，国民党部署大渡河会战的总兵力有20万人左右，是红军的10倍。蒋介石致电各军：“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对于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历史和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毛主席了然于胸，当时他就说：“我们不做石达开第二！”
其实，稍早时候，毛主席命令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率红二师五团在大树堡佯渡，并广为散布红军将由此过河，去攻打成都的消息。使敌人以为红军可能走通往富林的大道，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安顺场。
5月16日，红军向着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急进。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师一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两个连驻守，渡口处是川军24军5旅7团的一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一团由政治委员黎林率第二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一营分三路，冒雨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过20多分钟战斗，击溃猝不及防的川军两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一只木船。
5月25日清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从他的二连亲自挑选并率领17名战士，共18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向对岸强渡。
早上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红军连发两枚迫击炮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敌群。
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一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重现“飞夺”场景：奔跑吧，剧组！
虽然拿下了渡口，但是船只都被敌人毁坏，找来找去，只有三条小船。时任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的刘伯承计算了一下，小船往返上下人一次共约一个小时，照这样的速度，全军渡河要一个多月。但是安顺场水流湍急，还不能架桥。
此时，毛主席、朱总司令都来到安顺场。经过集体研究，由朱德向各军团首长发出电令，决定兵分两路，分别沿大渡河两岸北上，相机夺取北边320里之外的泸定桥，这是渡河唯一的办法。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从安顺场渡河后，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以红二师、一军团指挥部和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不再渡河而直接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两路纵队夹河而上，协同夺取泸定桥。
此时，蒋介石也料定到红军唯有此着，他电令加强泸定桥和泸定县城的守卫，并急调川军两个旅火速增援泸定桥。
红军的危机并未因为突破安顺场而解除，他们现在要与川军展开一场行军的比赛。
5月27日清晨，左路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由团长王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从安顺场先导出发，作战行军80多里，于晚间接电报，中央军委电令：夺桥日期提前一天，务必在5月29日敌增援部队到达前夺下泸定桥、占领泸定城。而在接到电令的时候，红四团距离泸定还有240华里路程。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一天一夜要赶完240里路就是天方夜谭。何况当时的红四团刚经过战斗，全团疲惫万分，加上大雨倾盆，山道又窄又滑，这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让电影反映真实，为了把故事说得令人信服，创作人员的亲身体验至关重要。
在电影《勇士》拍摄前的考察阶段，宁海强带着主创人员两次奔赴泸定县，实地考察。沿着大渡河，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来回走了六趟。“第一次我带着我们的主创人员，坐着汽车从安顺场去往泸定桥，走的都是新铺就的盘山公路，300多里路要走近3个小时。就有人不断问司机什么时候到，怎么还没有到。我当时就跟他们说，现在我们坐车都觉得时间长，那当年红军在山间和绝壁上的栈道徒步奔跑，争分夺秒又是什么感觉？”
是红军的行军速度又一次缔造了奇迹。在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走完二百四，赶到泸定桥”的激励下，从28日凌晨开始，全团人不顾一切地跑步前进。到了晚上，周围逐渐暗了下来，如注的大雨浇灭了火把。“饿了就抓一把生米，边跑边送进嘴里。”据当年的红军老战士回忆，途中有人体力不支倒下去了，掉队的也不少。
有一段路，在河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
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所幸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敢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却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甩在了后面。
宁海强说，“飞夺泸定桥的‘飞夺’，不是只靠22位勇士从高空悬挂的铁索上如飞鸟般攀爬而过夺取的，而是30个小时飞行军240里，抢在敌人增援之前，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和当年的现实场景一样，电影《勇士》剧组在拍摄过程中也几乎是全程在奔跑。如果将演职人员们跑的路程加起来，也称得上是一次“长征”。
此外，为了还原80年前大渡河两岸原始的自然环境，宁海强选择了四川蜀南竹海、海螺沟，以及木格措等地进行拍摄，其中最高海拔近4000米，全剧组的人都承受着高原反应的痛苦。
剧组在海螺沟拍摄的一个多月，经常在丛林里穿来穿去，被很多不明蚊虫叮咬，演职人员的肚子、腿、胳膊上全是伤口，有的还起了疱疹，有的伤口周围肿了起来；演员们穿着草鞋在山里跑，在丛林里跑，脚被荆棘扎破流血，这些都让宁海强十分心疼。为了保证电影的质感，无论是主演还是群众演员都坚持了下来，而且这些细节也将在电影中得到体现。
谁是真的“勇士”？
抵达泸定的第一个晚上，剧组吃完饭，宁海强提议到大渡河边走一走。当他们来到泸定桥，所有人都觉得害怕。夜晚的大渡河水流湍急、回声阵阵，天空中的月亮和繁星虽然明亮，但是却照不清泸定桥上的铁索。宁海强走上桥，才通过了不到一半的距离，就觉得晃晃悠悠的有些瘆人，他回头一看，和他一同前来的主创人员没有一个人随他上桥。
“当时就有人提出来，当年敌人拿着枪在桥头镇守，22位勇士再勇猛，也是不可能通过的。”宁海强说，过去在描绘泸定桥战斗的文艺作品中，重点多聚焦于西岸红四团22位夺桥英雄的战斗情况。实际上，正如聂荣臻元帅所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
1935年5月29日，红四团到达泸定桥西岸后，面对被敌军撤走大部分桥板的铁索桥，团领导想出了妙计。战士们被分成三组，一组是二连负责夺桥，一组负责火力掩护，还有一组是七连，负责从下游两公里处偷渡过河，再和夺桥部队配合，夹击守城敌人。
七连迅即来到桥下游2公里处的河湾处，就地捆扎两只木排。由于此处地形隐蔽，整个连队悄悄地渡河成功。
过河之后，七连搜索前进。在接近泸定城约250米的地方，他们才被敌人发现，打响了战斗。事后来看，正是由于七连乘筏渡河并从东岸对县城和桥东守卫队进行攻击，使得泸定守军军心大乱，守桥部队稍作抵抗便弃桥而逃，才为西岸的22名突击勇士制造了绝好的机会。
“飞夺泸定”之战的胜利，也与右路业已渡河的刘伯承、聂荣臻所率红一师及干部团一路攻击北上、直插泸定的行动息息相关。右路军所遭遇的是国民党军队布阵好的封锁线阻击，他们一路的击溃战，比左路军要多且激烈，但正是一路直捣泸定的行动，制造了泸定守军“红军未到军心已乱”的恐慌——他们并不知道两岸到底来了多少红军。
关于攻桥突击队的真实细节，聂荣臻元帅曾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一文中记述到，四团突击队是“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在铁索桥上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这个说法已经纠正了曾经“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的夸张描述。按照聂帅的说法，发起攻击后，守桥敌人在东桥头纵火阻止突击队前进，“这时东岸我军赶到了泸定桥，很快将火扑灭，守桥敌人有的仓皇逃跑，有的被我军消灭，两岸红军在泸定城胜利会师。”
“其实，无论是18位勇士，还是22位勇士，都只是一个象征，象征了红军，象征了中国共产党，象征了中华民族。”在宁海强看来，每一个参与战役、参与长征、参与革命和参与共和国建设的人都是勇士。
长征精神的最佳传承：不要去教育，要感染
“虽然是主旋律电影，但并不是要拍一部电影去教育人，电影需要去感染观众，吸引观众去接受，接受那个时代的人物，接受那个时代的情感。”因此，在宁海强看来，如果电影只从大背景、大战略来展现，那么说服力是不足的。
除了故事情节的真实，还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手法就是要表现出普通战士的情感宣泄。
“我要做一个不拿军饷，为老百姓打仗的人。”这是电影《勇士》中的一句台词，也是取材于当年发生的真实故事。电影中，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在经历了与红军战士朝夕相对、一起作战的生活后，被红军精神深深触动，于是在冲过泸定桥后发出了这样的呼喊。
“我们生活于和平年代，只能用轻松的心理去感受和感悟当时红军那种向死而生的精神。”主演聂远坦言，面对如今的观影群体，表现革命年代为了信仰而斗争的精神，是很难拿捏的。“不像以前的戏，一出来就喊口号，有些精神和能量的传递，不是一定要喊出来的，可以在一个行为、一个细节当中，让观众感受到，这才是我们电影努力突破的地方。”聂远说，他理解的勇士不是钢铁之躯，但勇士们完成了常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平凡和伟大融合在一体就是勇士。
如何塑造勇士们这种平凡中的伟大，这难不倒导演宁海强。宁海强的父亲是驻守在渤海长山岛的边防军人，他从小就生活在海岛军营。15岁参军，他西出阳关，远赴新疆成为了一名文艺战士。在新疆的近15年生活中，他几乎走遍了每一个边防哨所。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了解到普通军人的平凡生活，而对于普通军人的伟大，他更是深有感悟。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几乎成了伟大战士的全部定义，“我想不是的。”宁海强很坚定地说，“士兵的确是平凡的，但是士兵有士兵的辉煌和伟大。”
“我记得在新疆当兵时，去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所考察。”宁海强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当时高原反应让我和战友们都身体不适，头疼欲裂，有位战友跟我开玩笑说：‘这么苦的地方，谁来啊？有什么可守的。’当时正蹲在一旁喝着米汤的一位年轻的边防士兵听到了这句玩笑，一边吃着一边跟我们说：‘别看这地方苦，只有我们站在这，中国这只雄鸡才不会缺胳膊少腿。’”
这样质朴却含义深刻的话，从一位普通的边防战士口中说出来，把宁海强一行人说得哑口无言。“我们都傻了，我不认识这个战士，也不知道他今后的去向，但是那一刻，就这样一个普通的边防战士，用他粗糙的话语，震撼了我们所有人。”这句话，与电影中“我要做一个不拿军饷，为老百姓打仗的人”如出一辙。宁海强说，这就是他对于“勇士”的理解，“我想，这就是一个士兵的辉煌，这就是勇士，这就是长征精神的最佳传承。”
link 影视剧里的“长征”
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长征一直是备受青睐的选题，长征影视与新中国影视同步发展，起点高、数量多，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也留存了一批经典作品。
1959年问世的《万水千山》称得上是长征电影的第一个高峰。《万水千山》的原作者陈其通，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被誉为“红军戏剧家”，他创作了六幕话剧《万水千山》。电影《万水千山》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影片截取红军长征途中的几个重大事件，集中讲述了1935年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跨越雪山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胜利到达陕北的战斗历程。主创人员为拍摄好这一题材，亲自沿长征路跋涉4000余公里，亲历沿途恶劣天气和自然环境，从而使该片呈现出一幅红军将士不畏艰险、勇于牺牲、气势磅礴的真实画卷。
2001年横空出世的24集电视连续剧《长征》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示长征历史的作品，由王朝柱编剧，金韬、唐国强共同执导，中央电视台出品。这部作品定位为：全景式表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正视并正确解决党内错误思想和军事路线，艰苦卓绝地与大自然的艰难险阻进行斗争，坚决向前，走向胜利的主旋律电视剧。成功的人物塑造是《长征》广受好评的重要因素。剧本在同类题材中脱离了“英雄谱”式的故事叙述与人物塑造，致力于长征红军群像的呈现。
以小人物的视角讲述长征故事的电影《我的长征》诞生于2006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作为第三次走上长征路的军人导演，翟俊杰认为艺术作品包括长征电影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创新、不断突破。以往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大都采取全景式的宏观表现形式，形成了大人物、大战役、大场景的固定模式。《我的长征》跳出这一窠臼，用一名老红军回忆的倒叙方式，通过15岁小战士王瑞的视角展示了“我的长征”，实现了以普通人的视点观照长征历史的新突破。
同样诞生于2006年的还有文献纪录片《不能忘却的长征》。为筹备这部纪录片，八一厂军事教育片部从2005年11月就开始搜集整理资料工作，先后翻阅了近百本有关长征的书籍、画册、图片，搜集了大量关于长征的线索和健在的老红军情况。2006年5月，摄制组分四个组前往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甘肃、陕西、北京等地进行外景采访拍摄，“用长征精神拍长征”，积累了丰富生动的素材。
近年来长征影视不断推出新品力作，儿童电影也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小红军北上》《寻找英雄——小淘气长征记》等一批新作品，2013年推出的《冲锋号》则以其在内容和形式上的重大创新，被誉为中国3D动画影视的“报春花”。
（内容摘编自《党史博采》2016第06期《影视里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