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42个政府部门接受“民考官”
文｜《小康》记者 刘建华 深圳报道
形象 未来的深圳，通过政府信息公开，一方面要满足于公开的形象，另一方面要更多地通过信息公开改善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并推动社会进步。今年6月19日下午，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颁发了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金秤砣”奖，作为民间机构评价政府工作并给予绩效“打分”的社会奖项，今年“金秤砣奖”已是第三届开奖，马洪基金会也成为我国第一个评议政府工作绩效的民间机构。
“通过评议，实现了社会第三方机构以一种良性互动的方式对政府的公共服务进行监督和评价。”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李罗力对《小康》记者说，这是评选活动的第一大意义，也是一个创举。
随着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逐渐加强，公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信息公开的呼声越来越大。然而，在现实面前，公民在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时，总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制约。马洪基金会寄望通过“金秤砣奖”的评议监督来促进政府部门信息公开、透明行政。
“金秤砣”与“纸秤砣”
由马洪基金会组织的“2015年度深圳市政府信息公开金秤砣奖评选活动”于今年4月27日下午启动，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马洪基金会对深圳市各区、委、办、局等42个政府部门发出了“申请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情况”的函件，正式拉开了对2015年度政府信息公开情况进行社会评议活动的序幕。
马洪是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经济学家。他是中国研究咨询事业的开创者，曾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并亲手创办了被称为“中国脑库”的中国第一家官助民办的国家级大型研究咨询机构——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李罗力曾在马洪的领导下长期担任研究院的秘书长（即院长）一职，马洪去世后，李罗力于2011年经研究院理事会批准，创立了马洪基金会。马洪基金会一经成立，就立即将自己的发展方向定位为“对政府工作开展民间评价”，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改革意义和符合社会民主法制进步意义的大胆创新，在全国也是一个首创。
李罗力介绍说，作为一个社会第三方机构的民间智库组织，马洪基金会对政府的信息工作进行评价、监督，是深圳的首创，希望通过这一工作促进政府转型，不断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法制化社会的建设。
据李罗力介绍，此次评议对象是深圳42个政府部门；评议要点是这些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工作是否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目的是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和评议。而信息公开工作则包括了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范围和公开方式程序等内容。
马洪基金会成立的评议组在2016年春节过后就启动了“金秤砣奖”评议工作，根据评议规则首先登陆了各政府部门官网“信息公开”一栏，查询了六大评议板块的网络发布情况，并按照其重要性设置了具体的评比分值，经过评议组成员近两个月认真、紧张的查询及分析，搜集到大量的网络数据并建立了初步的计分表评分体系。
在网络查询阶段，评议组发现第一板块“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情况”难以通过网络或其他外部渠道了解到。为客观评价各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工作，4月27日，马洪基金会向各政府部门寄出了申请公开该部门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函件，请各政府部门在收到函件后的15个工作日内反馈相关信息，并附上制度建设等相关文件的复印件。到了截止日期，共有37家政府部门分别通过电子邮件或纸质函件予以回复，回复率高达88%。
在实地复核阶段，评议组成员实地走访了市民中心行政服务大厅、市民中心政府办公大楼、市府二办、各行政机关办公场所、深圳市图书馆、深圳市档案馆、深圳各区级图书馆。通过拍照取证、索取资料、询问工作人员等各种方式，考察各政府部门是否在其办公场所设置了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信息公告栏、电子信息屏等场所、设施，公开政府信息；是否在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社会公众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评议组的这项实地走访复核工作，为客观公正的评议打分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参考资料。评价过程中发现，完全公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的单位有36家；缺失部分统计数据1家，即司法局，这一家单位缺失了2015年第四季度的统计数据；完全无统计数据的4家，即科创委、监察局、市外办、市台办。
经过评议组数个月的考评调研，6月19日，马洪基金会举行了2015政府信息公开“金秤砣奖”民间评议颁奖仪式，按分数高低排，深圳市福田区政府、罗湖区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位列前三，获得了“金秤砣”奖。与此同时，另外三家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做得最差的单位不仅被评为“纸秤砣”，还在媒体上被曝了光。
政府部门态度之变：从抵触到配合
“2013年刚开始做这个评选活动时，政府部门是有抵触情绪的。他们认为你一个民间机构，有什么资格来对政府工作进行评议，所以，对评议部门发出的申请公开函件，不少都没有得到回复。”马洪基金会副秘书长刘炜告诉《小康》记者。刘炜说，随着这项活动的逐步推进，现在已圆满组织了三届，相关政府部门基本都能积极回应。
李罗力说，2013年第一次搞这项活动的时候，是评议深圳市各政府部门向社会公布的《公共服务白皮书》完成情况。当时马洪基金会向43个政府部门发出了申请各部门公开自己完成白皮书情况的信函，结果只有20多个部门对基金会的申请作出了反应。有些是直接表示支持和配合，还有不少部门回函称需要先了解情况，因为“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也不是很理解，而且对于要向一个社会第三方机构公开本部门完成白皮书情况的信息还是很犹豫，觉得应该向上级领导来汇报。“还有十几个部门干脆对我们的申请函置之不理，电话不接，邮件不回复，甚至直接告诉我们，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我们向你们‘汇报’白皮书的完成情况。”
不过，部分政府部门对马洪基金会申请信息公开函置之不理的情况，在第二年就有了很大的改变。2014年，马洪基金会举办第二届政府公共服务白皮书金秤砣民间奖评议活动时，再向43个部门申请信息公开，竟有38个部门都迅速给予了回复，而且对联系机构和联系人都交待得十分清楚。“这充分说明政府部门对我们这项活动的高度认可，对这项活动的支持力度已经有了大大的提高、大大的转变。当然，这也说明我们深圳市在政务信息公开方面，在政府公共服务透明化、公开化方面，在欢迎社会监督自己的工作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和进步。”李罗力说。
政府部门对评议活动态度的转变，也从侧面说明马洪基金会的评议方法得到了认可。“我们要搞政府工作民间评价，在评价方法上是否客观，是否让大家感觉到你这个方法是对的，是否让被评价人认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李罗力说，2014年的政府公共服务白皮书民间评议工作，主要采取了网上搜集信息，然后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再向社会公众发放调查问卷，最后由智库百人的百名专家现场打分，当场评选出“金秤砣”奖并向社会公布的方式。“尽管我们采用的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但是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我们发现大家对我们的方法是基本认可的。这使我们感到很受鼓舞，因为对评价方法的认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方法被大家认为不公正、不客观，没有说服力，大家都不认可，那你的评价活动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今年，深圳市福田区政府已连续三届获得“金秤砣”奖。6月19日，福田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余智晟专程来到颁奖典礼现场接受颁奖，并在大会上发表获奖感言。他说：“民间评议以民间、民众、民主的视角，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公共服务进行打分评价，其结果充分反映和体现了社会和百姓的感受和体验，且客观、独立、公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他表示，福田区正在探索如何使政府公开数据与社会数据融合构建“大数据平台”，真正实现政府信息的共建、共享和共治。2016年首次获得“金秤砣奖”的罗湖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周建军则在获奖感言中笑称：“第一届我们是‘铜秤砣奖’，第二届是‘纸秤砣奖’，今天终于可以拿‘金秤砣奖’了，这让我感觉到过去三年在社会各界的监督下，罗湖区领导对来自社会第三方机构民间评议的重视和强力推进没有白费。”
民间评议政务模式开启
“金秤砣奖”评议活动至今已举办了三届，被评议的政府机关态度也在逐步转变，从消极对待到主动配合，这对于马洪基金会而言，无疑是动力的源泉。
《小康》记者在深圳随机采访的几位市民均表示，马洪基金会能够对政府机关进行评议，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近年来，社会上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加强，公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同时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政府信息公开对民众相关权利保障以及社会良性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说，我国自1983年提出政务信息公开问题到2007年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经历了漫长的路程，这是随着我国各级政府的公开性、透明度建设逐步发展而来的，尤其是近十年来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标志性内容，有关部门对政务信息公开及其后果没有一个科学的把握，一直处于被动发展状态。
深圳本地媒体评价称，“金秤砣”奖是一个很好的践行标本，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虽然早在2007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从法规层面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然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有指导性规定，留给各地政府部门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例如，原则上公众可以通过申请，要求政府公开那些未主动公开的重要信息，但倘若涉及相关部门切身利益，往往会遇到相关部门有意识的避重就轻，乃至置之不理，民众遇到这种情况只能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知情权，但这样的司法诉讼在实际操作层面往往有太多的掣肘。由此而言，推动政府信息公开，还需要一个更具约束力的监督外力介入。
“金秤砣奖”的评选给了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实实在在的民间“压力”，增强了民众要求信息公开的话语权，为民间与政府搭建了一个良性互动平台；促使政府改变作风，提升工作效率，促进透明行政，使其明确感受到来自民众监督的“压力感”；更重要的是，它祛除了网络围观的粗糙和非理性，以一种柔性却执着的力量来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
马洪基金会理事长助理范军提出，深圳未来要进一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必须跨越“制度与执行”、“信息获取不均”和“标准化与共享”三大制度与社会“鸿沟”。范军说，在政府信息公开已成常态的现实下，政府部门无法把握公开界限，加上内部监督的职能缺位，使得政府部门信息公开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无效性；与此同时，信息获取渠道的不均衡，正在迅速形成现代社会中的“信息贫民”阶层；而大量无效信息的重复发送，也使得城市居民要获取办事的有效信息日益困难。
范军同时指出，尽管政府部门投入了大量资源和资金进行信息公开建设，但由于公开标准、接口和编码的不统一，部门信息之间无法互通和共享，形成了大量的“信息孤岛资产”，“一个街道办有几千名网格员在做信息搜集工作，却不知道他们采集的信息有什么用，给谁用，这实质上是巨大的信息资源空转和浪费。”
“未来深圳的政府信息公开，不能仅仅满足于公开的表象，而是要更多地通过信息公开改善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并推动社会进步。”范军说。
早在1983年便为政府官员们讲过“政务信息公开”课的马敬仁表示，由深圳马洪基金会发起的民间评价政务信息公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