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婚姻与家庭(上）

文|本刊记者 张慧娟

在重绝症患者的病房里，我们常能看到这样的情景：病人一边对抗身体的疼痛，苦不堪言，同时，还会出现一些让家属无法理解的行为：暴怒，却并不是因为家人照顾的不好；内外不一的行为，对家人和对外人“冰火两重天”；赖在病房里、赖在病床上，任何小事都不愿意动手……这些行为和转变，无论对于病人还是家属来说，都让他们感到莫名其妙，也备受折磨。

这些重绝症患者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行为？原来，这些人因为身患重病的缘故，发生了心理退行。也就是说，一个原本成熟的成年人，退回到小孩的状态；原本可以独立完成的事情，却什么都不能做了……

针对重绝症患者的退行性行为，多年关注重绝症患者心理关照课题的专家马戈提到几种情况，比如，病房（病床）依赖、易怒、内外不一、多言、濒死恐惧等。有时候，一个患者身上并不只有一种退行性行为，它们甚至会彼此交错。

我们应该先了解这些重绝症患者特殊时期的心理，更懂他们，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

病床安放着她的依赖和不安

和那些无钱医治的重绝症患者相比，莹莹是属于不差钱的。她的家庭虽不富裕，可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筹到了200多万善款。按说，有了充足的治疗资金对于莹莹来说是幸运的，而且她的手术非常成功，可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离世了。

莹莹得的是重症再障性贫血，她的病情并不是非常差，可得病之后，她的活动越来越少。手术后数周，按说应该可以正常下地行走了，她却总是躺在床上，不是说累，就是浑身无力。同病房的其他人，总会时不时地推着输液架四处溜达、活动筋骨，只有莹莹宁肯无所事事地盯着天花板看，也不愿意下床多走一步路。她始终认为，总有一些药物、总有一些措施可以治疗疾病，而不需要她来做什么。她几乎放弃自己可以做的任何事情，甚至连洗内衣内裤这样的小事情，她也“丢”给父亲来做。

莹莹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她跟着父亲和奶奶生活。有许多年，父亲都不怎么顾家，在外面酗酒。这一场疾病成了迅速连接莹莹和父亲情感的一个纽带，父亲在得知女儿得了重病之后，很快回归家庭，并且成了一个尽心尽责的好父亲。他心疼女儿，对莹莹尽心照顾，甚至百依百顺。

也许是有了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生病之后，莹莹完全依赖父亲。莹莹每次上厕所需要父亲扶，其他方面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父亲也很乐意为莹莹做这些，他觉得女儿生了重病，自然需要被照顾。

莹莹还喜欢去医院，但凡身体上有点小异常，她都要去医院。

有一次，莹莹从中午开始发低烧，体温为37.9℃，在医院进行了治疗并观察之后，晚上温度就降了下来。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可以回家的，可莹莹却坚持住院，说害怕晚上再发烧。在半年的时间里，莹莹频繁进出医院5次，身体每遇到一点情况，莹莹就要去医院。她仿佛觉得那一滴滴、一剂剂进入自己身体里的药物，都能让她度过危险，甚至可以让她起死回生。就这样，每一次面对疾病时，莹莹所有的不安都在医院、医生和药物那里找到安慰。

莹莹最后一次入院，因为鼻窦炎感染，最终，炎症侵入大脑，一个23岁的女孩离开了她留恋的世界。

马戈说，莹莹有病房（病床）依赖，导致她的自主性行动丧失，并且形成对医学的过度依赖。“如果不是那么早就形成了退行性的病房（病床）依赖心理，莹莹后期的康复过程也许会更顺利。因为做手术之前，她的病情没有到无药可救的地步，而且手术也非常成功，本不应该这么快就走的。”

遭遇重大疾病、受到重创的时候，人很容易退到婴幼儿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依赖，渴望父母的照顾。而对从小缺少关爱的莹莹来说，这个特点更加明显，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更助长了她的退行，甚至退行到了婴儿状态，失去了许多基本功能。因为疾病不但帮她找回了不顾家的父亲，而且让她重新拥有了温暖的父爱。潜意识中，她害怕自己病完全好了，父亲会再次离开。同时，莹莹因为重病而产生了失控感，她失去了对自己生活和身体的掌控感，会感觉无能又无力，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没有用的，她的应对方式便寄托在“外力”上，比如，医生、药物，这是她依赖病床的最大原因。

自主行为的增加是有效克服病房（病床）依赖的办法。可以尝试寻找患者喜欢的运动方式，或者喜欢的运动器械；还可以尝试寻找医生来配合，寻找“权威”的帮助有时候是有效缓解压力的一种；在安全范围内，增加患者独处的时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迫使”他们不得不自己动手的机会。患者在有人陪伴时，很容易说出 “把面巾纸递给我”这样的话；但在无人陪伴的时候，自己动手也许就会变成“随手而平常”了。

如果患者身体状况并不允许大幅度地运动，可以考虑做一些床上运动，比如起身站立在床上、半卧交叉抬腿、双臂自主颤动。马戈同时推荐中国传统的太极八段锦，体力有限的患者可以只做前两式。

可如果劝说莹莹行动无效，身边的人又能做些什么？

心理专家谢际春认为，可以尝试做父亲的工作，告诉他退行对康复的弊端，要求他把女儿当成人对待，对疾病负起责任来，教会他平衡帮助女儿的同时绝不助长其退行，整个过程就像给孩子断奶。可列出清单和心理咨询师讨论，哪些是确实需要他为女儿做的，哪些是女儿自己可以做的；父亲可以从小事做起，如不帮她洗内裤，相信她自己可以做到；如果她能做到，要及时鼓励，增加她的效能感。

同时，可以建议莹莹多进行小步慢走，从恢复对生活小事的掌控逐渐到对身体、疾病和生活的掌控，这种掌控不是全能的—如凭意志就能治愈绝症，而是成熟的“我不能决定疾病和死亡，但我能决定我对疾病的态度”。不过，由于她的人格基础过于脆弱，自我几近瓦解，要实现这样的成果相当困难。

“温吞”的他成了暴怒的狮子

董卓刚工作不久就被查出血癌，这让他深感老天的不公平。而且，第一次移植父亲的造血干细胞后，细胞增长率竟然为零，把医生吓坏了。手术失败之后，董卓的性情就开始大变，变得很容易发怒，谁都无法想象，一个曾经沉默、安静的男人，会突然变得异常暴躁。有一次，他竟然因为小事和志愿者大发脾气，甚至对对方恶语相加。那个女孩受不了他暴风雨一样激烈的态度，当时就哭了，要知道那个志愿者曾帮他筹款、找医生，给过他很多帮助。

第二次，董卓移植了母亲的造血干细胞，这一次成功了。但在无菌仓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董卓易怒的情绪越来越严重。起床后，他先洗把脸刷个牙，然后就开始大喊大叫，还会砸东西。

一顿折腾之后，也许是累了，他会稍微消停一会儿，然后开始吃饭。吃完饭要去输液，输液的过程就仿佛是为他补充能量的过程，因为每次一拔管，他就开始了新一轮的发怒，依然是大喊大叫，或者是砸东西……暴躁发怒贯穿在董卓一天的生活中，成了他生活中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最初，家属和医生都怕他会做出自残的事，但通过几次观察，发现他并没有自残的倾向。首先董卓总是流露出对生命的渴望；其次，他每次摔砸东西的时候，都会很小心地注意自己身上插管的地方。由于频繁输液，医生在他右胳膊皮下埋了输液的管，董卓每次摔砸东西的时候，右胳膊几乎一动不动，以保证胳膊上的输液管不被破坏。

刚开始，父亲受不了董卓的突然变化，经常在他发怒的时候冲他吼：“你小子难道是疯了吗？”还经常会在事后指责他，可指责和吼叫并没有改变董卓。

“董卓内心会产生这样的愤怒：为什么这倒霉的事情偏偏发生在我身上？董卓原本是比较压抑的个性，疾病以及重大事件会击破人的防御和压抑，就使得压抑在他内心的愤怒爆发出来。另外，人患了重绝症，就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离生命尽头不远了，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有权利不压抑自己了，‘怎么高兴怎么来’，于是，他们随意表达情绪，随意发泄着内心的怒气，他们压抑的情绪，通过疾病得到了释放。”马戈说。

其实，董卓发怒的时候，就是一个几岁的孩子。面对他的易怒，无论是陪伴的家属，还是医护人员都不必给予反应，更不要说“你不能摔东西、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之类的话。你可以把他摔的东西捡起来，然后拿起桌上的苹果说“这个苹果好红好香啊”，借此尝试转移他的注意力。董卓的怒气是非刺激性的反应，不用梳理，可以说些跟他发怒毫不相干的话。或者找机会通过“交付任务”的形式来转移他的注意力，比如，“帮我挪一下桌子”，或者“咱们一起择菜吧”，或者“我去买点东西，你帮我叠一下晾干的衣服吧”。可以交付一些长期又力所能及的任务给患者，通过任务的连贯性和持续性，来转移和缓解患者的情绪。比如，“我想把咱们去年出去玩的照片做成相册，你有空的时候，可以慢慢挑选一些好看的。”这样，会有效地缓解易怒的症状。

除了转移注意力，心理专家谢际春还提到，面对像董卓这样的重绝症患者发作的时候，家属可以根据具体情境解读他的情绪，并回应他。比如，“你感到命运对你不公，偏偏让你得了病，知道你很生气”，一个人一旦被帮助被理解以及能够表达自己就会安静下来。

其次，在董卓情绪激烈之时，仍能意识到不做任何危及自己生命的举动，说明他的人格并未瓦解崩溃，仍保持相当正常的认知功能和自控能力，而且他珍惜生命—可用此做砝码，在他情绪发泄、缓解之后，提醒他长时间发脾气将消耗过多生命能量，会加重疾病。两项措施并举，目的在于让他学会用语言或者画画、书写而不是发脾气的无害方式来表达宣泄情绪。

为什么他对亲人和外人“冰火两重天”

徐建东在癌症复发前的那段时间，内外不一的人格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受到大量社会资助，因此对外和蔼友善，他和其他病友接触得非常频繁，有谁需要帮忙，他都会尽全力去帮助。甚至有一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网友来北京找他，他都会热情地让对方住在自己家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外人热心友善的人，却对尽心照顾自己的母亲态度异常恶劣。他经常嫌弃母亲做的饭脏，甚至用最脏的词辱骂母亲。

这么多年，徐建东很少有机会跟父母在一起，如今，终于有机会跟母亲在一起了，母亲又这么尽心照顾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母亲？

徐建东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开始长年在外打工，他因此成了留守儿童。虽然爷爷奶奶没有什么文化，但徐建东的成绩一直很好，最终还考上大学。然而大学刚刚毕业，正准备参加工作的徐建东竟被查出了癌症。母亲放下工作，从打工的地方赶回来照顾他，而父亲则继续打工挣钱为他看病。生病的这两三年，徐建东才真正有机会跟父母在一起，有机会感受父母的温暖，尤其是母亲。

母亲对徐建东的照顾很尽心，还帮其他病友做了许多事，可徐建东总是视而不见，他总爱跟母亲说的话就是：“你早干吗去了？”徐建东质问，甚至辱骂的时候，母亲很少回应，总是默默低头做事，甚至为他做得更多。这样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徐建东的感激，他对母亲的态度仍然非常恶劣，可他对于外人，却异常和善。母亲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偷偷地哭，然后就继续加倍尽心地照顾他。

徐建东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社会角色是“表现良好”，但在疾病的重创之下，早年创伤和不满再现，所以出现了对母亲的辱骂，这是一种攻击、报复和惩罚。普通的婴幼儿有一个特点，就是依赖和攻击性，攻击性在徐建东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在重病期间，想要获取早期没有获得的温情而产生一种退行性行为，这种退行就是对母亲的攻击—辱骂，他的退行是在亲密关系上的部分退行。重绝症患者中经常会出现补偿和投射的方式，把早期的心理需求表现出来，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重病期间内外表现不一的患者，建议尽量由专业的心理工作者介入，一来有利于缩短患者的康复期，二来避免形成心理病态机制的长远影响。

那么，在专业心理工作者未介入之前，徐建东的母亲应该做些什么？

心理专家谢际春提到几个要点：1.要理解他在表达什么，并肯定他的合理性—每个孩子都有权利要求母亲爱他、不抛弃他，理解之后母亲就不会生气或沮丧，能够忍受孩子的攻击；2.危机之时，却也是母子重建关系的良机。母亲可以为当年的离开向孩子道歉，但不要一再道歉。3.请徐建东理解母亲不懂心理学，不知道如何爱孩子，以为多多帮他干活、打工挣钱才是对他最好的。4.只有和解、接纳过去的创伤和遗憾，内心才能获得安宁。

对于有着同样问题的重症患者和家属，谢际春认为，当人们遭遇重大疾病的时候，不只身体受创，也会因为心理上的冲击过大而退行到早年婴幼儿状态，只要是暂时性的，都属于正常。

身体的疾病会影响人的心理，反过来，心理对身体的影响也很巨大。由此推论：越是重绝症患者越需要自身心理的强大和支持，但他们偏偏又是心理最受重创的一群，所以，一是加强病患自身的心理康复，缩短退行的时间；二是引入外在的心理援助，主要是家属的。

每个行为的背后都有相应的心理原因，家属和患者只有更好地知道原因，才能更好地面对这一段路。家属也更应该明白的是，重绝症患者有时候不仅是身体病了，心也病了，需要更多的理解、宽容和帮助。(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身体的疾病会影响人的心理，反过来，心理对身体的影响也很巨大。越是重绝症患者越需要自身心理的强大和支持，但他们偏偏又是心理最受重创的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