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音乐就开始逐步渗入人们的生活，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到如今的“燎原”之势，它的命脉在经历了几度春秋的跌宕起伏之后，终究还是沿着本就该属于它的道路愈流愈广，愈演愈烈。音乐之所以有今天的灿烂光景来缘于多方面的原因。首先，音乐本身的特性赋予了它自身的美，同时，人们又因为对其“美”的青睐，使它的魅力一直延续下来；另外，纵观历史，它的壮大更是与历历代代的音乐教育分不开的，如果音乐没有经历从古代到现代的教育传承，那么，它的枝脉不可能发展成如今般茂盛，如果没有教育力量的推动，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它的位置可能只限于某个不起眼的角落，甚至有可能会干枯于某个朝代。所以说，教育对音乐发展的推动力使不可估量的。从氏族社会人类自发的音乐性活动，到古代礼乐制度的实施，到近代“学堂乐歌”的兴起，再到现代社会学校里有系统、有组织地开展音乐课程，这一系列的历史演变过程，无一不展现着音乐教育的功德。而在音乐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乐教思想才是指导开展音乐教育的关键，实践是需要理论来做指导的，如果没有乐教思想的引导，那就根本谈不上音乐教育，当然，没有教育思想的教育也是不存在的。
由古至今，由于各朝代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我国的音乐教育思想也在不断进行着更新演变，但无论经历多少朝代的变化，音乐的本质都是不会被改变的，由遵循音乐“美”的本质而产生的乐教思想也是不会泯灭的。我国现代社会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经历领域在倡导和谐经济，教育界在倡导全面发展的和谐型人才，等等各方面都在追求一种和谐，而且，我们往往都把这种求“和”思想看成是一种创新，可殊不知，这些看似属于新时代的新型理念，其实早在古代就已经有所体现了，并且古代的求“和”思想最主要是通过乐教思想来体现的，其中体现最深刻的，当属春秋时期“心平德和”的音乐教育思想。这种古今求和的统一性，使我们不得不对“心平德和”的乐教思想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从中得到启示，以有助于我们对古今音乐教育甚至是对中西音乐教育的思想进行有效地变通与融合，吸取其积极地思想元素，来更好地指导我们今后的音乐教育工作，促进音乐教育事业的正向发展。
一、“心平德和”乐教思想的起源
“心平德和”的音乐教育思想严格来说源于春秋时期。由于我国上古三代的音乐教育是以礼乐制度的形式而存在的，以礼作乐，礼乐并存可以说是对当时乐教状态的真实写照。但到先秦时期，随着“礼崩乐坏”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礼乐制度被瓦解，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步入了一个转型期，社会的动荡使得当时的思想家凡谈及音乐教育，都是以治国为邦为出发点的，这种思想是与他们当时对音乐的理解相关联的，由于受上古时代礼乐制度的影响，在他们的思想领域里，音乐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行为方式的存在。为了治邦，春秋时期的晏婴首次提出了“心平德和”一词，也即产生了“心平德和”的乐教思想。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他指出，先王协和五声的目的，就是使人心归于平和，通过具有一定艺术规范和具有相济相谐属性的音乐，才能使人由内心的平和达到道德行为的和顺，最终实现“成其政”的治国目的。
因为在古代，五声中的宫、商、角、徵、羽分别代表君、臣、事、务、民，所以思想家认为，通过具有和谐美的音乐可以教育人懂得上下尊卑，行事有序，使人能够自觉遵守道德礼仪规范，最终达到政和的目的。从这种思想里我们可以看出，晏婴实际上强调了音乐美感的和谐性对人心的教化作用，同时又强调了音乐审美中产生的平和心理情感对于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从思脉上来讲，就是一种“声和--心和--人和--政和”的思维模式。
实际上，在晏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类似“心平德和”式的思想，诸如西周末的史伯和先秦的秦医和，而在其之后也出现了比晏婴更为充分、丰富、系统、完整的理论表述的思想家，如周王室的单穆公和伶州鸠等。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有着当时新时期的礼乐教化思想，其乐教思想在继承西周传统思想的同时，又输入并突出强调了“和”的观念，并且比以往更注重音乐审美感性体验中的情感因素，更注重音乐听觉观察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可以说，“心平德和”的音乐教育思想，基本上成为了春秋中期乐教理论的主要核心。
二、“心平德和”乐教思想对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意义
“心平德和”乐教思想的兴起，为统治者巩固其政治统治地位开辟了一条教化之路，无论是周代还是春秋时期，统治者都不会放弃这独特的教化方式。虽然在统治者对此乐教思想的实施与否上，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但按照上古三代统治者对礼乐制度的高度推崇来讲，春秋时期各诸侯君王为了稳定其各自的统治地位，想必也会大力提倡“心平德和”的教育思想，就当时来讲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一乐教思想的提出，对当时音乐教育的发展也是有着深远影响的。
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对所观诗乐的评判已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包括诗乐的艺术表现形式，艺术情感，审美情感特征，乐与政通等。这表明，当时人们对音乐的评论，已经开始注重音乐本身的审美性和音乐的政教作用。进而推断，这种审美标准必然会促动乐教实践中对音乐审美性和政教的关注与教授，也就直接促进了音乐教育的发展。
“心平德和”的乐教思想对当时音乐教育发展的影响，从与其同时期存在的孔子、孟子等思想家教育家的音乐理念中也可以略观一二。他们的美育音乐教育思想与“心平德和”乐教思想使具有一定的一致性的。孔子的乐教思想可以概括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在观“韶”
乐后，“三月不知肉味”。这证明，当时有一部分教育家已经认识到了音乐本身“美”之所在，这种思想和情趣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音乐教育活动。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在乐教对象上，孔子还强调“有教无类”，这一重大举措对后世音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音乐的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继孔子之后，另一儒学代表人物孟子也提出了“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和音乐美学思想，这种思想与上古三代相比，也已经迈进了一大步，对乐教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总之，“兴平德和”中求“和”的目的，使当时各界人士都越来越看重音乐的审美性与和谐性，这为后世乃至今天的音乐教育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之处。
三、古代“心平德和”乐教思想与现代审美教育思想
“心平德和”的音乐教育思想实际上就是想在音乐与人心，人心与政治统治的谐和间建立一种肯定的联系，通过音乐来改变人心，教育人心，最终达到政通人和的目的。按照此思想所建立的“声和--心和—人和—政和”的思维模式，要想达到“政和”，首先要保证“声和”，即音乐要和谐要美，然后通过音乐的和谐
美来逐次实现更深层次的美。这就明显强调了音乐本身的审美性，我们可以很欣喜地看到，这一点与西方近些年来一直推崇的审美性音乐教育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尽管两种乐教思想的出发点或者说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不同，但它们对于音乐教育审美性的认同是一致的，都看到了音乐审美性对于人心的启迪作用。不同的是，“心平德和”乐教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音乐教育要具有一定的审美性，但其真正的目的是要通过音乐之美来感化人心，进而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说到底，它最关注的还是德教和政教。而西方学者（如雷默）的审美音乐教育思想所强调的是，以音乐的审美性为核心来进行音乐教育，注重人体内心的感觉和体验，虽然它也肯定了音乐的社会功能、道德教育等其他方面的功能，但其中心还是音乐的“美”功。尽管就音乐教育应该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教育这一问题至今还存在很多争议，但至少我们提倡审美性音乐教育的出发点是对的，我们之所以提倡审美性音乐教育，是源于对音乐艺术自身特性的遵循，对音乐本身审美本质的尊重，把音乐真正得作为一门艺术来教授，欣赏并陶冶于其自身的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不带有任何于其自身之外的功利性色彩，这与“心平德和”乐教思想要达到的政治目的是截然不同的。
不可否认的是，古代“心平德和”的乐教思想，在当时能够显现出对音乐审美性的关注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了，可能前人永远不会想到，对于几千年前思想家们意识到的东西，我们现在居然还在进行着深入的学习、探讨和研究，中华民族的教育史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之后，如今的音乐教育思想中居然还能有古人思想的闪光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无疑展现了古人丰富的思想和超聪的智慧。
四、小结
“心平德和”乐教思想的正反影响我们已经可以明辨，它为我国音乐教育
思想的命脉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音乐教育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而
至于它为什么没有被后世完全继承下去，是有多方原因的，我们且抛开其他因素不讲，就单凭它的思想动机来说，它的失败是不足为奇的。同时，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就一门艺术来讲，我们在学习和教授时，必须以尊重其自身最本质的特性为原则，否则，任何以其他目的伪装下的“艺术”，无论外界施加的推力多么强大，它在经历一段可能出现的辉煌之后，最终还是会像无源之水，失去其生命力，慢慢干涸。
这就给我们当代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敲响了警钟，我们通过音乐教育是可以达到德育政教等目的，对社会稳定和谐来说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要想使我国的音乐真正能被称为一门艺术而传承下去的话，我们教授的核心就必须放在音乐的审美性上。任何把音乐教育的中心定位在其他社会需求层位上的教育思想，对音乐艺术的传承和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在其他任何功利性目的下进行的音乐教育活动，音乐教育就已经失去了它本该有的教育意义，转而成为了一种社会交易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