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血连天射毒日
文／司古
苦寒里的梅香
这张拍摄于抗战爆发前的照片上，年轻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们笑容灿烂。他们即将迎接的，是一场惨烈卓绝的战争。年轻的他们中，有许多人融入碧空，永不归航。祖国怀念他们。
70个春秋之后，我们甚至很难想象，抗日战争中，中国空军是在一种怎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下，开始保卫国家的蓝天。1934年上海印发的一张国民国防科普挂图，可以透露一点线索。这张精心绘制的挂图上，清楚列明了世界主要国家的陆海空军力量和装备对比。在空军一栏，日本陆军航空兵拥有飞机838架，海军航空兵拥有801架，总计1 639架，而中国空军总计仅有361架飞机，其中特别注明，原奉军空军所属191架飞机在“九·一八”事变后已悉数被日军掳获。如此算来，中国空军当时可用飞机不及200架。1937年抗战爆发前，中国虽筹措资金从国外进口飞机，但数量仍十分有限。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国空军能参战的飞机仅223架，而日本航空兵至战前飞机总数已突破2 300架，可谓实力雄厚。就在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中国空军刚刚正式颁布命令，确定空军军旗样式，原直属于陆军总司令部的空军，自此成为独立军种（直属航空委员会）。
中国空军的困境还不止于此。当时的中国国力衰微，不能研制飞机，空军所有飞机悉数为来自美、英、法、德和意大利的舶来品，型号五花八门，性能落后，多是各国面临淘汰的旧式装备。空军王牌高志航早年赴意大利参加代表团采购飞机时，就曾指责意方以落后装备敷衍中国。整机不能制造，连维修所需的飞机零备件，中国也无法自给，同样需要外购。这样的装备建设体制，使得中国空军装备成为无源之水，在战争中损毁一架就少一架，根本无法及时补充，实力越拼越弱。而日本则拥有完备的航空装备制造工业，能够不断地研制新型战机，并及时补充战争损耗。海军方面，日军在1934年拥有航母4艘，而中国不要说没有航空母舰，水面主力舰在性能和规模上更是无法与日军相比。如此悬殊的实力，注定中国空军抗战行动的艰苦卓绝。
很少有人知道，1937年8月14日爆发的中日“八·一四”空战，中国空军是以一场激烈的攻势作战，拉开了鏖兵的帷幕。在已确知日军进犯上海企图后，中国空军率先出击，轰炸日军驻上海指挥机构和兵力集结地域，在长江上空攻击日舰，在杭州上空奋起歼敌，取得了6:0的战果。中国空军用英勇和无畏向世界证明，中国军队抗争精神之饱满，远非其装备之劣势所能衡量。正因如此，国民政府后来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开战之初，日本空军甚至没打算与中国空军来一场认真的较量。进犯上海的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大多是战技水平优良的飞行老手，其装备水平明显优于中国空军。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和鹿屋两支航空队，更是装备新近列装的三菱96式轰炸机，可以从日本本土或台湾远程轰炸上海战区。日本航空兵以为，可能采取消极避战的中国空军构不成威胁，甚至没有给轰炸机配备护航战斗机。结果他们想错了，在中国天空那一架架带着火光坠落的三菱96，成了中国空军抗争精神的绝佳写照！继“八·一四”空战之后两天，第一联合航空队就损失了18架三菱96，日本媒体发出“中国已非昔日之支那”的哀叹。木更津航空队队长石井义大佐统精锐之师却屡遭重挫，最终选择切腹向天皇谢罪。
激烈的搏杀中，中国空军涌现出一批让日军既畏惧又敬佩的空战英豪。四大队分队长乐以琴，在“八·一五”空战中连续击落4架日机，被日军飞行员称作“空中赵子龙”，只要遇到他的2204号座机便主动避让，竟不敢与之单独交锋。出身东北空军的高志航，在取得3架击落战果后，9月26日又在南京空战中挑战号称日本“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大尉，一举将其击落，后者沦为中国战俘，并演绎出一段传奇故事。高志航由此成为中国空军之灵魂人物，其指挥的四大队也成为一支骁勇之师。连日本也称高志航是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
1937年10月6日，日本海军航空兵空袭南京得手后，挟胜利余威竟然在南京上空做起了特技表演，企图以此羞辱因损耗过大未能升空迎战的中国空军。五大队飞行员刘粹刚不畏强敌，单机起飞，当即击落一架日机，令下方观战的南京市民扬眉吐气，冒着敌机投弹的危险为刘喝彩助威。自此刘粹刚被誉为“中国的红武士”。
1934年上海印发的国民国防科普挂图。对于中国的空海军，图中如此描述：“至于海军与空军，更谈不上与别国较量。万一发生大战，海岸线如此之长，各大都会毫无防空设备，试想前途，真是不胜危惧。”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这是中国空军笕桥航校旗杆基座上铭刻的箴言。激烈而频繁的空战，加之抗战初期中国战局的不断恶化，且装备和人员的补充困难重重，迫使中国空军精英飞行员不得不以难以想象的频度与日军搏杀长空，给中国空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1937年10月26日，刘粹刚在山西战局危急时率队友驰援，因天气恶劣，导航支援不足，在暗夜中撞上山西高平县魁星楼，不幸牺牲。12月3日，在南京保卫战中，乐以琴座机遭日机围攻，壮烈殉国。12月22日，日机偷袭河南周口机场，高志航不避炸弹，跳进座舱试图紧急升空迎战，不幸被敌弹炸中，为国捐躯。
在最为艰难的时刻，中国空军缺装备，缺人员，缺训练，更缺保障，但他们唯独不缺少士气，不缺少迎战强敌、为国献身的斗志。1937年8月17日，东北籍中国空军飞行员阎海文在空袭日军时座机被高炮火力击中，跳伞后落入日军阵地。面对蜂拥而至想抓俘虏的日军士兵，22岁的阎海文毫不畏惧，从容拔出手枪，接连射杀5名日军后，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他的节烈之举令日军震惊，特在其牺牲处为其树碑，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后来日本东京还专门举办了“中国空军勇士阎海文”特展。在日军看来，这样的中国勇士是真正值得尊敬的对手。1937年8月19日，江苏籍飞行员沈崇诲在执行轰炸日舰任务中座机发生故障，他放弃了跳伞逃生，驾驶飞机撞向日舰，与之同归于尽。1938年武汉“四· 二九”空战中，年仅22岁的四大队飞行员陈怀民击落一架日机后遭敌围攻，座机多处受伤，地面观战的武汉民众正期待他跳伞离机时，陈怀民却毅然加大油门，撞向最近的一架日机，两机同时坠落。市民们无不为中国空军无畏之牺牲精神所感动。
1938年5月7日午后，南京。日军残暴屠城的血腥尚未消散。一架中国空军美制霍克75型战机，突然出现在南京城上！这架由中国空军5大队25中队队长汤卜生驾驶的飞机，肩负着为先总理孙中山谒陵的任务。在紫金山中山陵上空，汤卜生驾机绕行三周，投下一束白玉兰。往年民国政府都会举行隆重的谒陵仪式，但1938年的南京已为日寇占据，中国空军便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纪念孙中山先生。南京城内，百姓见到带有青天白日徽的中国战鹰出现在天空，不禁热泪盈眶。中国空军用这种方式向日军宣示，中国军民热血可以流尽，但抵抗精神不灭！就在谒陵行动三个月后的1938年8月18日上午，汤卜生在衡阳空战中以寡敌众，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6岁。
一度被日军视若无物的中国空军迸发出的顽强抵抗意志，让日本航空兵在中国屡折锐气。一批战绩煊赫的日本王牌陨落在中国战场，这是日本侵略者无论如何不能想象的。1937年9月21日在太原，中国空军28中队以劣势兵力拼死抗敌，3名队友相继牺牲，中队长陈其光力战不退，紧紧咬住敌长机，一路追逐，直至将其击落。坠落后的日军飞行员被中国军民击毙，日机座舱中发现的私章证实，这正是日本陆军航空兵“射击之王”三轮宽少佐。
1939年1月4日在成都，中国空军五大队29中队队长邓从凯驾伊-15战机击落来袭日军三菱96轰炸机编队长机，邓从凯也在此战中壮烈牺牲。事后人们在这架日机残骸中发现一柄日本天皇所赐刻有“爆击之王”的佩剑，毙命日军飞行员中有一枚刻有“奥田大佐”的印章，这便是被称作“轰炸之王”的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官奥田喜久司大佐。
1938年1月7日在南昌，日本海军航空兵“天王”潮田良平大尉被中国飞行员罗英德击落殒命。7月18日仍是在南昌，日本海军航空兵另一位“天王”南乡茂章大尉也被中国战机撞击毙命。
1938年1月31日，日本陆军第16战队2大队第1中队长加藤建夫，在西安上空投下一个装有战书的通信袋。加藤建夫在战书中这样写道：
中国空军战斗员：勇敢之中国空军战斗员，其奋勇精神，吾人深表敬意。吾人欢迎中国空军战斗员来我机场上空决一胜负。——日本战斗队加藤大尉
出乎日军意料的是，中国空军竟然在兖州机场上空复书一封：
日本空军战斗员： 前日接到贵队之战书，欲与本军决一胜负，本队甚为欢迎，吾人也准备领教。
——中国空军战斗队
此后不久，中国空军便与加藤所在部队先后爆发了3次归德空战，面对中国空军的劣势装备，日军新近投入性能优良的中岛97式战斗机并采取有利的偷袭态势，却未能讨到任何便宜。加藤建夫的狂妄，被彻底击碎。
1934年中美合作成立了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开始修造飞机。但所谓的制造，其实大多是组装从美国运输到岸的飞机部件，更没有独立研制能力。这是抗战前在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接受修理的美制柯蒂斯霍克II战斗机。
1938年武汉保卫战中，武汉市民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仰观中国空军与日军鏖战天穹。这张由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拍摄的照片中，我们看不到市民的恐惧，相反嘴角却挂着欣喜的微笑，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中国空军痛歼日寇的壮丽场景。
柳哲生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官方认可战果最高的王牌飞行员，抗战期间共取得9架官方确认纪录。他驾驶过的“檀香山华侨号”伊-152战斗机，成为华侨捐输救国的典型象征。日军飞行员敬畏柳哲生出色的空战技能，称其为“中国的荒鹫”，以没有成为柳的猎物为幸。（老灰/绘）
只要中国还有抵抗的意志，日本就赢不了
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在战争中本土遭遇的首次空袭，是中国空军实施的。1938年5月19日夜，中国空军两架马丁139WC轰炸机，在第十四队中队长徐焕升带领下，从宁波起飞远征日本，先后在日本长崎、福冈等地撒下数百万份传单，震惊世界，让一贯自诩强大无敌的日本帝国颜面扫地。为庆祝这次“纸片轰炸”的成功，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处特向勇士们赠送“德威并重 智勇双全”锦旗一面。周恩来在致词中给予高度评价：“我国的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成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
由于没有本土航空制造业，中国空军所需的每一架飞机，每一个零备件，都要用宝贵的外汇从海外换取。在孤立主义盛行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常常是求购无门。即使能够进口的少量装备，在性能上也无法与日军新锐装备相比。特别是日本三菱零式战斗机服役后，中国空军装备在性能上顿时转为绝对劣势。1940年9月13日的壁山空战就是血的事实：中国空军三、四大队34架伊-15、伊-16迎战日军13架零式战斗机，结果被击落13架，击伤11架，10名飞行员殉国，而日机仅轻伤几架。中国飞行员痛感自己的飞机在速度和机动性上对零式“几无还手之力”！至此，以中国疲弱国力滋养的航空装备制造业，已经撑不起中国空军抗敌之血性。
中国空军损失殆尽后，国民政府只能致力于寻求外援。美国当时奉行中立，苏联考虑到中国抗战会缓解远东防御压力，率先向中国伸出援手。自1937年10月，到1941年中，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批抗战急需的军用物资和优惠贷款，这其中包含大量当时性能较为先进的波利卡波夫伊-15/16系列战斗机和各型轰炸机。苏联空军还组织了援华志愿队到中国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在南京、武汉、成都、兰州，苏联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取得了不凡的战绩。中苏空军轰炸机还成功远程奔袭台北松山机场，炸毁日机12架，破坏大量航空物资器材，被日本大本营认为是“侵华以来之最大损失”。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加之不久后卫国战争爆发，苏联遂停止援华。
同样是在1941年4月，经过克莱尔·陈纳德的积极斡旋，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秘密授权同意美国航空兵人员以解除军职的方式加入中国的对日作战行动，这些护照上带着五花八门的职业描述的美军航空兵陆续来华，揭开了“飞虎队”的光辉篇章。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战区成为日本这只“豪猪的软肋”，美国开始大举援华，各式美制战机出现在中国空军装备序列，美军航空兵也直接来华参战。在1942年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后，中美联合开辟了从印度经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直抵四川的“驼峰航线”，在层峦叠嶂中艰难飞行的中美人员，用生命和勇敢为中国抗战搭建起一条空中物资走廊。
1945 年8月21日，洞庭湖上。中国空军五大队周天民等飞行员接到一项最具历史意义的任务：押送日军洽降代表前往芷江机场。周天民等人驾驶6架P-51“野马”战斗机发现了降使专机——一架两翼翼尖拖曳着长长红飘带的日本百式运输机，气流中激烈舞动的飘带，恰似中国军民扬眉吐气的欢欣，更像战败日军战战兢兢的沮丧。至此，中国空军以不屈的精神和巨大的牺牲，终于换来了最后的胜利。
正如毛泽东早就预言的那样，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但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当时中国航空公司美方董事邦德在抗战爆发之初也曾做过类似的断言：
“只要中国还有抵抗的意志，日本就赢不了，从长期看来赢不了。意志是最本质的东西，不是（美国）国务院在权衡时所考虑的现代武器和工业部门，只要中国还有意志，他们就不会输。日本人可以占领上海、南京、北平、汉口、广州，或其他任何城市，可以杀死成千上万的士兵，可以吓倒100万人，但他们仍然控制不了中国。他们正在试图征服一个国土与美国大陆不相上下的——幽灵。”
蒋介石致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的密令，内容为：“钱主任：极密。重轰炸机三架，务限下月（八月）十日以前准备完毕，在宁波机场候令为要。中正。廿二日。”这封密令应是1937年7月22日下达，此时距蒋介石庐山讲话尚不足1周。说明蒋介石最初计划在1937年8月实施对日本土轰炸，但由于中国重型轰炸机数量太少，加之淞沪战事紧迫，才推迟到1938年5月19日由徐焕升率两架马丁139WC重型轰炸机实施。
民国著名航空画家梁又铭先生作品《奥田之死》。1939年11月4日，日军大批轰炸机轰炸成都。中国空军飞行员邓从凯冒死冲入敌军火网，击落敌带队长机，机上人员俱亡。事后查明该机系日本海军航空兵“轰炸之王”奥田喜久司大佐座机。邓从凯击落奥田后，自己也被敌人击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