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发布通告致中美英苏四国,表示接受无条件投降。同日,中美混合团第三大队的飞机护送C-47运输机群至敌后的一个秘密基地“山谷机场”。中美混合团第五大队的P-51D战斗机从芷江起飞,完成了中国空军在抗战中最后的任务:上午,4架P-51D战斗机飞往湖南醴陵,轰炸敌仓库;下午,2架P-51D战斗机飞往宝庆,进行气象侦察,这恰巧是一次中美队员联合出动任务,由第29中队的沈昌德少尉和鲍渥尔 (J. A. Bower)共同执行。
8月15日上午7时,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公布: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据当时新闻报道记载,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宣布这项愉快的消息后说:“今天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寿终正寝的日子!”15日中午,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读了日本投降诏书。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抗争,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根据中美英苏四国经磋商达成的关于受降地区划分的协议,中国战区(东三省除外,包括台湾、澎湖地区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由中国军队受降。8月15日上午,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令其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派代表前往江西玉山接受命令。同时,蒋介石命令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全权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及相关事宜。当天,中方派出8架飞机,飞临沦陷区各城市,撒放印有相关内容的传单,以及《告沦陷区同胞书》。
17日17时30分,在日本政府已经宣布战败的大势下,心有不甘并企图垂死挣扎的冈村宁次不得不复电中方,表示遵命照办。随后,我方将地点改为抗战后期中美空军主要基地之一的湖南芷江,并对日方代表飞往芷江的具体程序和要求进行了明确。
8月21日晨,日本洽降代表今井武夫(副总参谋长、少将)和随员参谋桥岛芳雄中佐、前川冈雄少佐、译员木村辰男、机长松原喜八少佐、驾驶员久保善男上尉、通讯官小八童正男上尉、译员中川正治等共8人,登上一架日陆军航空队三菱百式运输机由南京飞芷江。按照事前为便于识别并表明日方投降诚意的规定,该机在两翼末端各系1条红布条,在两机翼上下方均漆日本“红膏药”军徽,并涂上全白色方框。本来按照我方要求,机翼上下应该绘制带有光芒的日章旗,后取消。
21日上午9时,由中美混合团第五大队副大队长郑松亭选定的队员周天民、姜茂吟、林泽光、徐志广,及2名该队的美方飞行员,分别驾驶北美P-51D“野马”战斗机升空,飞往日机航线中途洞庭湖畔常德上空,引押日洽降机。10时15分,机队在西南方向约1 525米上空处发现日洽降飞机,即由周天民、林泽光和美军飞行员葛兰芬押解引导日机飞芷江。其时,日机也以“5866KC”波道以10分钟间隙 传 呼 1 次“King Able Air Ground Control”(芷江空军地面指挥部),直至接近机场时便改呼“4493KC”,与指挥部联系准备降落。到达芷江时,中方周天民驾机首先降落,全场响起欢呼及掌声,接着,日机按指示以第二顺位进场降落,其后林泽光和葛兰芬驾机降落。日机滑行至指定位置停放后,后机门即开启。今井武夫站立舱口,先向中方官员请示:“可否下机?”中方回应可下机,并同时完成随员名单查核及随带物品检查后,用吉普车将今井武夫等押往洽降场地。随后,郑松亭特意解下日机翼端的一条红布,由负责护航及押解的4名中方飞行员签字留念(该红布现存台湾)。
今井武夫向中方递交了日军驻地分布图以及日军人员武器表,表示日军愿意向中国投降。仪式及相关工作完毕后,我方派出孙桐岗(中国空军第二大队原队长)、陈昭凯、张文杰等官员随同登机前往南京。其时,我方仍派6架P-51D起飞押解日机至常德后返航。
次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备忘录中明确指出:“在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所有日本航空部队,凡可能飞行及可能修理之航空机,应立即修正完备,并作飞往湖北省恩施机场或其他指定机场之准备。至修理费时之航空机,及所有基地存储之弹药、武器、油类,应一律封存,并连同上述一切航空机造具详细清册,呈送本总司令,听候派员点收。又,所有机场及飞机修理各种设备,应保存完好状态,仍造具详细清册呈送本总司令,听候派人接收。至空军地面部队及降落伞部队,则由我各地区受降主官分别按陆军部队投降办法接收之。”
1945年9月9日上午,中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上校与中国陆、海军将领一起,在南京正式接受侵华日军投降,代表中国空军在受降书上签字。
在押送日本战犯前来芷江洽降的过程中,中美空军担负起重要的押送任务,并充分展示了胜利者的威仪,具有历史性的象征意义。从笕桥到芷江,从814空战到日本投降,中国空军8年抗战,忠勇卫国,付出了惨烈的牺牲,最终赢得了胜利,其功绩永留史册。漫长的战争中,各国义士、爱国华侨,出钱、出力甚至是出命,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抵抗人类公敌法西斯,用鲜血书写了航空传奇,其奉献名垂千古。
正义可能来得晚,可终究会来!
责任编辑:吴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