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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海沃斯（Gregory Heyworth）是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的英国语言文学教授，这位教授有着显赫的学术成就——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获得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和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但他正从事的学术事业，却更像一位考古学家。在他的实验室里，堆放着很多残破、辨识不清的古卷。一盏神奇的多光谱成像仪，可以让那些被水泡过、随着时间颜色无法辨别的手卷，重新恢复生命力。每天，他对10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手稿进行检视，让那些沉睡的奥秘苏醒过来。

这是海沃斯领导的Lazarus计划，参与这项计划的还有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教授罗杰·伊斯顿、世界早期手稿电子博物馆馆长迈克尔·菲尔普斯以及Equipoise图像公司首席技术官威廉·克里斯腾-波利，他们以技术专家的身份，帮助寻获遗存于残破手稿中的数据。除此之外，作为一个人文艺术与科学技术交叉的项目，这个团队中还有来自密西西比大学的艺术系的莎拉·斯托里。“过去，从未真正死亡。甚至，它们从未消失。”海沃斯把这些手稿比喻为“生活在我们中的幽灵”。

尽管X射线可以还原含有铁质的墨水，红外线也被运用了10多年，但它们仍然能力有限。1996年，已经就有技术专家尝试使用红、绿、蓝三种光线复原死海古卷、重新破译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的羊皮纸手抄本，但是还原的效果差强人意，原因是缺乏必要的分层技术。如何才能让几百种颜料真正区分，更好地分层还原出已经消失的字迹和信息，帮助历史学家们重写历史？答案是定制开发的多光谱成像仪和分层工具。

他们复原的第一份手稿是法国14世纪时期的一首情诗《爱情的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累斯顿被炸毁期间，和许多保存在德国的中世纪手稿一样，这本诗集遭到严重破坏。加之由于霉变，这首情诗的手稿看起来就像沾染了“鸽子粪便”。

当时阅读过这首诗的有英国著名作家乔叟，这位第一位被葬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诗人角的诗人，还曾经模仿过这首诗。而当时世界的女首富，勃艮第公国瓦卢瓦王朝女爵花重金购买收藏。几乎花了整整几个月的时间，海沃斯惊人地复原了几乎3万行诗。如果用现代的A4纸打印，大概需要超过1000页。这打破了人们印象中“中世纪是欧洲文化倒退的黑暗时代”——他们发现，“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教会开始用诗歌方式与世俗社会和解，满足人们对知识的日益渴求，并肩负起文化传播的使命。”

而他们今年计划的重点国家是意大利，在那里保存着犹太教用希伯来语写于公元前135年至105年的《禧年书》，它被认为是《圣经》创世纪的另一个版本。还有那些珍藏在巴黎和西奈半岛的古籍善本。“在这些幽灵的身上，人类可以揭示更多从未死去的奥秘。”

莎士比亚的第七个签名？

一名研究莎士比亚的西方学者曾说：“每一本莎士比亚传记，都是5%的真相加上95%的猜测。”莎士比亚流传下来的作品包括38部戏剧、155首十四行诗、两首长叙事诗和其他诗歌。但他的手稿一件都沒有留存于世，他的签名更被认为是一个迷。目前人们找到莎翁亲手书写的共有14个单词，其中包括６个签名（每个签名包含两个英文单词）。但奇怪的是，这些签名的拼写各不相同，且都不是正常的“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有Willm Shaksp、William Shakespe、Wm Shakspe，还有Willm Shakspere。“他唯一没写过的名字，就是如今人们通用的那个。”

英国国家档案馆现存有50多件关于他或他家人的档案文件，包括他以一个演员和商人的身份留下的档案，以及他的遗嘱。莎士比亚遗嘱的特别之处在于，上面同时含了莎翁生命中的最后三个签名。他的三份遗嘱上，其中一个前面还有"by me"二字。遗嘱签署的日期是1616年3月25日，距离莎士比亚去世仅一个月。另外三个签署在商业文件上，有法律效力，由官方存档。所以这6个签名和两个字之为莎士比亚真迹是确凿无疑的，它们成为后世鉴定莎士比亚手迹的依据。

流传后世的笔迹过少，鉴定真伪也就越发困难，这样的问题也困扰了后来的莎翁研究者。1871至1872年，杰出的手抄本研究专家芒德·汤普森爵士（Sir Maund Thompson）把新发现的《托马士·莫尔爵士》两段之一与莎士比亚的这6个签名和两个字进行了对照，认为确是莎士比亚的笔迹。但是他也谨慎地说明，由于可以对照的资料太少，难以做出绝对结论，如果在其他方面的研究结论也相同，这个结论才算可靠。

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位于华盛顿，是世界上最大的莎士比亚著作收藏中心，也是全球莎士比亚学者最向往的地方。其中心任务是收藏莎翁的著作，研究莎士比亚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文明。

有一项争议自1942年就在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形成了，这个图书馆被认为收藏着莎士比亚存世的第7个签名——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期颁布的《盎格鲁一萨克森法》里，发现了一个褪色且模糊不清的签名。尽管有人认为这是莎士比亚的签名，但莎翁逝世已经有400年，如何才能证明？

海沃斯在接受这份手稿的任务时，希望用技术手段进行解密——他想到了“Lambarde签名”：在那个时期的爱尔兰，签名使用的墨水由一种特殊的混合物形成，因为墨水中混合了某些酸性物质，故而在不同光频的照射下会产生差异。

如果使用多光谱扫描仪术进行分析，就可以在不同的波段下，还原出签名的年代是否处于莎翁同时期，以及书写的笔迹是否接近于他本人。如果书写的痕迹与其他签名趋同的话，那这几乎可以成为一项铁证。

而技术的方法就是在计算机实验室中，海沃斯带领的团队采用由Megavision公司特殊定制、像素为5000万、大感光器的照相机，一个可以在紫外线和近红外线照射情况下依然准确对焦的定制镜头。拍摄时的光线由两排LED灯组发出，由Equipose公司特制，可以发出从紫外线到近红外线的12种不同波长光线（365、450、465、505、535、570、615、638、735、780、870和940纳米）。海沃斯先拍摄下手稿的局部，然后用不同波长且不会对文物造成损坏的光频进行照射。最后拍摄数字化的图像，通过高端的多光谱显示应用软件ENVI，在交叉混合中被数字增强。

专家团队鉴定结果认为，这极有可能是莎士比亚的第7个签名。有人认为，通过这个签名，或许可以进一步证实一个传闻：“莎士比亚喜欢阅读法律文献。一些历史学家主张，莎翁不仅是一个重要戏剧家，他甚至可能推动了英国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哥伦布的航线图

跟任何地图绘制者交谈，他们都会告诉你，将地球映射到一张平坦的纸上，总免不了产生某种形式的扭曲，随之而来的是修饰和挑选，原因很简单——直线是画不出弧形来的。即使到了今天这个问题仍不简单。当谷歌地球把地球的第一张照片放在网站首页，你一登录就能看到，如何在二维计算机屏幕上展示三维的地球呢？世界是圆的，地图是平的。

关于地图的一个事实很值得注意：它无法完全客观、准确的反映这个世界。历史上不同的文化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世界地图，无法被评判为“正确”或“错误”，它们只是反映了文化上的一种需要。

12世纪，穆斯林绘图者穆罕默德·伊德里西（Muhammad al-Idrisi）绘制出来的地球最高点在南半球上，因为他认为麦加和阿拉伯半岛，才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世界中心。地图边缘还有一段古兰经铭文，以此表明是真主创造了世界。仅仅一个多世纪之后，基督教的世界地图，比如赫里福特世界地图上，这幅地图的中心是圣城耶路撒冷，伊甸园（亚洲）位于地图的最高点，耶稣从那里往下看。
1489年德国制图师马尔特鲁斯（Henricus Martellus）在佛罗伦萨（当时欧洲地图学界的中心）绘制的《马尔特鲁斯地图》，是当时平面描绘世界的最精确方式。

《马尔特鲁斯地图》一个显然的错误，便是东南亚马来半岛以东多出来一个巨型半岛，它的面积几乎大于图中的欧洲大陆。毋庸置疑，亚洲大陆根本没有这个巨大的半岛。有一些学者认为，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是绘图者将美洲大陆误认为是附属于亚洲的半岛。《马尔特鲁斯地图》看上去只绘出欧、亚、非三块大陆。图中欧洲西海岸至亚洲东海岸之间的距离被极度夸大，长度达8000公里，这几乎相当于地球圆周的1/5。相反，却缩小了大西洋东西方向的宽度，以至于西班牙看起来非常接近中国，而这恰恰可能了误导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直接原因。

1962年，耶鲁大学贝尼克罕见图书和手稿博物馆收到了一份匿名者捐赠的《马尔特鲁斯地图》，地图长2米，宽1.33米。这张500多岁的地图原件褪色严重，图上很多信息已经无法辨识，一直被尘封在库房中。而从2014年8月起，海沃斯与地图历史学家切特·凡·杜泽（Chet Van Duzer）携手，带领研究小组借助多光谱成像技术，对地图进行辨析和解读。

他们把地图分为55个区域，并采取分段式拍照提取图像的方式，对每一个区域进行了22次摄影。结果令人惊喜：在运用了从紫外线到近红外线的12种光频后，再通过使用成像工具和分层技术，他们发现了地图上几百个地点的名称，还有60多段用各种颜料写下的文字。目前他们已辨识出图上文字的九成。

其中，用拉丁文详细描绘了不同地区情况。例如北亚地区的人被记为“Balor”，该民族不饮用葡萄酒，也不食用麦类，以食鹿肉为生；南亚地区的人被称为“Panotii”，他们长着十分大的耳朵。马尔特鲁斯还提醒航海家“怪兽”的存在：“海怪发出如太阳般的光芒，它的皮肤柔软、体形硕大。还有一种蛇可以让地上冒烟。”研究小组发现，关于东亚部分的描述中引用了《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

历史文献材料显示，船队的很多航行目标与该地图上还原出的标识相吻合。目前为止，研究者已发现了地图上标注的海上航线，以及那时人们误以为是日本的位置，那个位置实际上是巴哈马群岛。当1492年哥伦布在巴哈马登陆时，他以为自己抵达的是日本。这个错误在同期的其他世界地图中未出现，显示这很可能是哥伦布参考过的地图之一，哥伦布甚至可能利用这张地图，说服了亚拉贡王国的费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支持他的航海探险计划。

重建与古人的对话

“美国的国会图书馆研究员利用这个技术发现，托马斯·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曾经把‘对象’这个词擦去，而用‘公民’这个词代替。那一刻，杰斐逊写下的不仅是一个词语，更是美国的民主进程。”

此外，据海沃斯披露：在对19世纪美国商人撰写的《新贝德福德航海日志》的研究中，日本“锁国政策”的历史有机会被改写。如同中学历史课本上写道的：1852到1854年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将军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的国门，让日本顺利变为了自由通商口岸。而在分层还原后的《航海日志》里，历史则被卸去了涂脂抹粉的妆容：日本幕府和军队的投降，却激起了日本民众广泛的抵抗，“锁国令”下对外国人实施的死刑令仍然得到了维持。而真正让日本打开国门的，是1863年由美国人任舰长、率领400名美国的中国移民所组成的维京号，在藏岛登陆，他们几乎被村长判处死刑。而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们翻译编撰了第一本《日语-英语词典》，真正的友谊才在村民和水手之间建立。某种意义上，真正结束日本“锁国令”的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和并不太为人所知晓的维京号。

而更多的人们排队等着把家里祖父的日记、母亲的手稿拿出来，交给海沃斯。有数十万份文献正等待他们去研究。“通过这几年我对欧洲图书馆的问卷调查了解，至少有超过6万份公元前1500年受损的手稿，由于水浸、岁月侵蚀、霉菌、后人为防止散佚而涂抹大量胶水等各种原因，变得无法阅读。真实的数字，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二倍以上，这还不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手稿以及像地图在内的珍贵物件，而这些正是我们要去做的。”

海沃斯表示，他们开拓的正是一片文献科学关注甚少的领域。“这个科学交叉了影像科学、光学字符识别技术以及传统文献学的技能。想象一下，如果通过多光谱分层显像技术，世界可以由此发现数十万份这类文本，将会如何改变我们过去所建立起的认知？又将会如何改写文学、历史、哲学、音乐？”

据悉在中国，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也曾使用多光谱成像仪、断层扫描仪、近红外光谱成像仪等技术，对莫高窟第465窟室东壁、北壁、南壁等处的壁画和多处题记做了详细的光谱调查和成像分析。

这项并不盈利的工作已经越发凸显紧迫性。“2012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摧毁了马里共和国廷巴克图的一座家庭图书馆。在里面珍藏着很多古卷，是非洲大陆10世纪至14世纪写作的文章。这些文献多达3万份，用阿拉伯语和7种非洲语言创作。幸运的是，一些考古学家把它们抢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