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瑾
1997年的时候我40岁,仍然单身。因为不想再等待下去,而我知道自己会是一个好妈妈,所以开始考虑领养一个孩子。
那个年代,中国政府是很支持国际领养的。而类似我这种40岁出头、受过良好教育、财政还算不错的单身母亲,完全符合他们的标准。因此在我发出申请9个月后,1998年6月2日收到了中介机构的电话确认。
他们告诉我说已经帮我配对成功,我未来的孩子是一个即将年满1岁的湖南常德女孩,名叫常爱杰。福利院的人说她的名字在汉语里意味着纯洁的爱。
1998年8月30日晚上10点15分,一个我永生不会忘记的时刻,我在长沙的酒店大堂见到了她。在此之前,我焦躁、惶恐、犹豫又坐立不安,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是个合格的母亲。但是在见到她的那一刹那,一切都缓慢、安静了下来,我知道她一定是我的女儿,我一定是她的妈妈。
爱杰头顶上有个瘤,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才出生不久后就被遗弃。好在福利院的好人已经帮她做了切除手术。后来我在美国又联系了几次手术,现在连疤痕都没了。
我为爱杰取名为Creighton,这是我姐姐的名字。我俩从小一起长大,在美国没有计划生育,姐妹间的关系十分亲密。姐姐在1994年时因为癌症离开了我,所以我希望她能像当初保护我一样来保护Creighton。
因为同样的原因,两年后,我提出申请领养第二个孩子。这回等了16个月,2001年8月的时候,中介才跟我确认我的第二个女儿同样来自常德福利院。老实说,这时候我已经足够惊喜,要知道,领养谁不是我能做主的,完全是中国政府和中介的评定。
一个月后的911事件几乎搅黄了一切,我和Creighton直到10月才去到常德。第二个宝宝叫常晓芳,也是弃婴,福利院给她们姐妹的的姓氏都代表常德市的常。我给晓芳的英文名是Reilly。
第一眼见到Reilly的时候,她一点都不怕,那时候她才刚刚11个月,但竟然会对我妈妈说“奶奶”。她和Creighton相差三岁,但两姐妹却似乎一早就认识。Creighton从床上爬起来,指着妹妹说:“这是我的宝宝吗?”她还将最心爱的绿色泰迪熊放在妹妹的床头。
我曾以为那是我最好的时光,我妈妈搬过来帮我照顾两个孩子,社区人员定期来检查领养情况,每天晚上我会给Creighton和Reilly读小熊的童话故事。但事实上,我错了,这远不是最好的日子。
当我带着两姐妹外出时,经常有人问这是亲姐妹吗?我每次都得解释,她们是分别领养的,并无血缘关系。但或许是心理暗示,我妈妈也说两个孩子长得越来越像。而如果比较她们在同一年龄的照片,也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
接下来的故事更加“神棍”。2002年7月,我遇到了个家伙,他预测说Creighton和Reilly之间有超乎寻常的关系。我马上就猜想难道她们竟然真是亲生姐妹?我知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或许真有奇迹?我立马带着Creighton和Reilly做了DNA亲子鉴定。
鉴定结果在一个阴天傍晚寄到,开头是一连串的法律免责声明——我的心跳从那时已经停止,我将目光扫到邮件最后,上面写着:确认Reilly和Creighton血缘上的亲生关系。
几个同事冲了进来,神色紧张地将我按在椅子上,我还是不能言语,泪水已经从眼中倾盆而出:99.7%的基因相似率啊!
我赶回家,将Creighton叫了过来。我其实没准备好该怎么和她说。
我抱着她坐在我面前。“你记得之前做的那个测试吗,妈妈用一根橡胶棒在你嘴里取了一些东西?”
“记得,妈妈。”“今天,我们拿到测试结果了。记不记得上次你问过我,你和Reilly是不是有同一个ChanCi(生母),你们是不是在同一个妈妈的肚子里长大的?”
“记得,妈妈,你当时说‘不是’。”“但是,测试结果显示,你和Reilly确实是在同一个中国妈妈的肚子里长大的。你们是同一个妈妈生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妈妈,意味着你错了。”我笑坏了,继续问:“你知道你们俩是同一个妈妈生的,意味着什么吗?”
“我们俩是双胞胎!”“不,这不叫双胞胎,但你们确实是姐妹。”
Creighton晃着脑袋,用小手捧着我的脸,看着我说:“妈妈,我和Reilly本来就是姐妹呀。”
我抱着她笑着说:“是的是的,你们是姐妹俩。这个结果只是说明,你们有更亲的姐妹关系。”
事实上,因为我们长相完全不同,所以我从她们开始懂事时开始就对她们的来历坦诚相告。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会被遗弃,我也从未试图去编造过理由。我只是一直告诉我的女儿,尽管她们的亲生父母不能照料她们,但他们在遗弃的时候都是尽可能确保了孩子的安全。
此后的几年中,我们多次前往中国,试图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寻亲之初,Creighton很犹豫,她一度担心如果找到了生父母,是不是就要离开我。Reilly更投入一些,她在临行前问我是否能够见到Chanci(生母),Creighton把她紧紧抱住:“不,我们不需要见她们。”
我问Reilly为什么想要寻找生母。她的回答令我终生难忘。Reilly说自己并不想给他们带去任何麻烦,并不想质问什么。只是想知道生父母是否健在,她问我能否只要远远地看他们一眼,或者只是递上一张小纸条,告诉他们自己和姐姐在一起。
后来通过中国媒体的帮助,Creighton和Reilly曾经写过一封公开信,里面提到:尊敬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如果我们的到来让你们一家感到突然和意外,并由此给你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我们向你们表示最诚恳的道歉。多年前的某一天,你们将一个刚从母亲身体上呱呱坠地的生命遗弃在某个地方。我们想,那个时候的你们是多么的心痛和无奈。而自那以后,你们也一定在惦记着我们,一定想见到自己的孩子。
我们姐妹很幸运,先后被同一个好心的美国家庭收养。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快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很想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来自哪里?亲生父母是谁?我们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爸爸妈妈,我们很想您们,你们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梦中。我们不怪你们,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生命!
我这么些年,我们的确有些收获。比如我确信姐妹其实并非出生在常德,而是来自四川黔江一代;我们同时相信,姐妹俩应该还有一个姐姐和生父母生活在一起。
但是直到最终,我们也没能找到他们。我的两个女儿也知道寻亲花费巨大,她们不再奢望。而且经过一轮媒体的报道,我觉得或许生父母已经看到了新闻。
今年Creighton已经18岁读大学了,她完全就像是个大姐姐:学习刻苦、聪明伶俐,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之一。妹妹今年15岁,刚上高一,她要更加活泼一些,而且是很棒的小提琴手。
她们小时候,我曾非常努力地培养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带她们穿旗袍、学中文、参加春节活动,甚至请了个中国的保姆来照料她们。Reilly和Creighton对她们自己的中国元素都很自豪,只是当她们长大后,对自己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得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