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晶晶 编辑|赵涵漠 摄影|王攀
邓琳琳有一双与身高不符的大脚丫,脚掌宽大,五趾分开,筋骨分明,看上去没有属于女孩的那种美感,却非常适合平衡木——脚掌宽,扒木扒得结实,不容易掉下来。
乃若愚的脚很小,当年基层教练去幼儿园选材,把她的脚丫放在手上一比,还不到手掌一半,这预示着她的个子不会很高,也适合练体操。
邓琳琳下肢力量好,擅长平衡木,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平衡木冠军。平衡木只有10厘米宽,被认为是女子体操最难的项目。不像跳马和自由体操,在现场气氛烘托下,可以让运动员兴奋起来,平衡木需要安静,即使平时训练再好,比赛中也会因为一个心理变化出现晃动甚至落木。
与邓琳琳相比,乃若愚的上肢力量更胜一筹,她的主项是高低杠。刚开始学两个空翻连接时,教练说如果试两次能抓到杠就奖励500块钱。第一次,她只是碰到杠,第二次,真的抓住了,她至今都记得那个瞬间,耳边传来掌声,感觉超棒。2006年中意对抗赛中,15岁的乃若愚获得全能第三,那是她第一次出国比赛,“也是最后一次”,她说。
乃若愚比邓琳琳大一岁,她们在国家队时住一个房间,是最好的朋友。大脚丫和小脚丫起点相似,但邓琳琳的运动生涯比乃若愚长久得多—她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获得两届奥运会冠军的女子体操运动员。这实属罕见,4年对于一个女子体操运动员来说实在太漫长了,很少有人能坚持到第二个奥运周期并保持竞技状态。
这并非因为邓琳琳的条件好。刚进国家队时,她个头矮,话不多,外形土土的,鼻头还总是有点红。别人学一遍就会的动作,她往往要做四五遍;队友10点半就下课了,她要练到中午12点,而且一练不好就站在体操馆里哭。
一个优秀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应该具备多方面的素质,“邓邓呢,除了有强大的心理之外,其他的都不具备。”国家队教练张霞说,“也怪了,你只要给她机会,她就都抓得住。”在张霞眼中,乃若愚的条件就比邓琳琳好。乃若愚嗓门大,一说话咯咯咯地笑不停,大家都叫她乐乐,“乐乐比邓邓聪明,又漂亮,眼睛长得大大的,她的那个小样子啊,腿型啊什么的,眼睛长的都是亮亮的那种感觉,而且这个孩子比邓邓还要强。”
但对于运动员来说,至关重要的除了天赋与意志力,还有运气。因为伤病,乃若愚18岁退役,如今在河北省体操队担任教练。2月的一个中午,体操馆里只有四五个女孩在训练,空气中飘浮着镁粉的味道,地板显得灰扑扑的,“我今天的头发……”24岁的乃若愚一边扎起亚麻色的头发,一边跟同事说着话,眼睛突然盯到正在平衡木上做动作的小队员,声音一下变得严厉,“前上蹬脚含胸!好的!这个算一个,还有两个。”
回地方做教练是大多数运动员退役后的选择,而在同一批小伙伴中,邓琳琳的去向几乎最为完美,她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临近春节,读大三的邓琳琳回到国家体育总局看望教练。傍晚的体操馆里灯如白昼,几个没完成训练的小队员倒挂在双杠上做仰卧起坐,“以超人的代价换取超人的成绩”,二层看台正中央贴着这句红色标语。
赛场上,体操运动员被认为呈现出人体挑战生理极限之美,但他们很难挑战自己短暂的运动寿命。即使在这项运动中邓琳琳几乎已经站上了金字塔塔尖,她也不得不面对体操注定的命运—经历漫长、艰苦的积累之后,出场往往极为短暂。
23岁的邓琳琳已经做不了平衡木上那些精巧的结环跳、交换腿跳、水平立转了,这些动作曾经耗费了她此前的全部人生。退役以来,她的身体发生了变化,长高近10厘米,长胖了10斤。在《人物》的摄影镜头前,她只能试试“分腿跳”,平衡木上最基础的一个动作,几乎所有初学者都可以完成。
这是退役3年以来,邓琳琳第一次站上平衡木做动作,她张开双臂,屈膝,起跳,腾空,分腿,落在器械上发出一声闷响,看起来有些吃力。照片果然令她不太满意,因为两条腿在空中没有达到180度,要是比赛,这会被扣掉0.1分,她要求重跳一次。
金鱼儿
邓琳琳和乃若愚刚进国家队时只有10岁出头,是不被重视的二线队员。乃若愚个性要强,国家队每周训练6天,简单的动作一天10套,较难的动作一天3套。她刚学高低杠的“前屈两周转体180°”下法时,第一次落地失败了,“不算”,教练在旁边冷冷地说。她跳上去又做了一遍,还是失败。她有点赌气,连做了7套,教练被吓到了,怕她伤着,把她从高低杠上抱了下来。
200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是这些女孩进入国家队后参加的首个重要比赛,乃若愚高低杠落地时只迈了一小步,下场后教练和她握手祝贺,“不错!”她笑得很开心。邓琳琳则显得十分紧张,“一会儿你可以站在下面吗?”平衡木比赛前她小声对男教练说,因为声音太小,说了3遍教练才听清。比赛时,她浑身发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成绩出来后坐在椅子上抽泣。
教练被她哭得快喘不上气的样子逗笑了,“回去再加把油!不服气是好的。”
邓琳琳和乃若愚最初都是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储备人才来到国家队的,选拔工作从2003年开始,这一过程曾被形象地比喻为“捞金鱼儿”。来自各省份上百名适龄小运动员被征召到北京,数次队内考核后20多个女孩留下来组建“二队”,保障北京奥运会有充足的优秀人才可供选择,并让一线运动员产生危机感加大训练投入。
邓琳琳和乃若愚就是被捞进国家队蓄水池的两条“小金鱼儿”。邓琳琳出生在安徽阜阳农村,她才11岁,但两条小胳膊上全是鼓鼓囊囊的肌肉。乃若愚则是石家庄一个医生家庭的独生女。
在举国体制的中国,如同金字塔一样,资源会集中投入到极小一部分具有潜质的运动员身上,为他们提供最好的训练资源与最佳的发展环境。而根据2012年美国体操协会官方公布的数字,在美国练习体操的人超过520万,注册俱乐部达4000多家。
在国家队,邓琳琳、乃若愚和其他4名同组队员住在一个大套房里,套房里的两个单间,一间属于女教练,另一间留给成绩好的队员—因为她们的睡眠需要最大的保障—其他人睡客厅。邓琳琳她们一开始都睡在客厅,后来,她和同组的队友江钰源开始出成绩了,就搬进小屋。
尽管只有11岁,邓琳琳已经明白,只有出成绩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对抗性项目不同,体操属于自己练自己,她几乎把与训练无关的事都屏蔽掉了。7岁进入安徽省队后,邓琳琳的教练曾在她的脑子里植入了一个想法:“你的梦想就是参加2008年奥运会。”此后这句话一直留在她心中。“我只知道我的脑,就是我的世界里只有训练。”这使得她的记忆常常陷入一片空白,比如在一次关节点失败后,她努力想回忆起父母当时是否来看过自己,但记不清楚,“我只记得跟比赛有关的,只记得我教练的话”。
但因为表现不够突出,教练张霞第一年给队员写训练计划时,将邓琳琳排在小组最后一名。
一次去云南比赛后,国家队一位舞蹈老师对张霞说:“张导,你不要小看琳琳哦,她在比赛场上很显眼啊。”邓琳琳的平衡木有一个“小翻、小翻、直体”的动作,当时她不到14岁,身子轻,小腿有劲,腾空能力很强,“张导,这个孩子比赛的时候这个动作啊,简直是做得太高了呀。”
张霞没去比赛现场,听了很吃惊,“这怎么可能,就像她那样?”这之后,她开始慢慢注意邓琳琳,“有的孩子也许训练会很突出,但是她在现场你就不会发现她很亮”,她发现邓琳琳属于另一种,在赛场上很有冲劲儿。
但在平时的训练中,别人很容易完成的动作,邓琳琳总要多做几遍才能学会,今天做完,明天又还给教练了。她的跳马腾空总是不够高,一次训练中,她接连失败,被教练骂了一顿,从海绵堆里爬出来呆呆地站在场地里,“比较累”,她对着当时正在体操馆拍摄纪录片的镜头小声说,“嗯……总是练不好”,她吸了吸红红的鼻子,抬起胳膊,用大臂擦了擦眼睛,手上还沾满镁粉。
张霞有时也会不耐烦,“你别练了!”邓琳琳站着不说话。张霞走去别的地方,邓琳琳就一声不吭地跟在后面。“你别跟着我了!”“你让我练吧……”邓琳琳抬起头,可怜巴巴地小声说,她深知,在国家队,最可怕的不是被教练骂,而是根本没人管。
“当时比她强的有好几个人。”但是邓琳琳走到了最后,在张霞看来,这恰恰因为邓琳琳天赋不高,听话,不耍小聪明,“特别简单、纯净的这么一个训练思想。”
距离北京奥运会还有4年多,体操馆里贴出一张A4纸,上面是打印出来的几句话:“上级逼、下级逼、互相逼、自我逼。不吃苦中苦,难有大突破,不经逼中逼,难上冠军台。”国家队定期进行赛前压力训练,“跳、高、平、自”(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四个项目连续走两轮,所有人都要成功,任何人中间失败,所有人所有项目就要重来。
体操是中国的传统强项,形成了独特的训练方式。北京奥运会后,作为首批获准进入国际体操中心拍摄的西方摄影师,乔纳森·安德森拍摄过一组国家队训练的照片。照片中一名男运动员能单手倒立20分钟,身上还绑着负重,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另一条手臂的血液循环。“我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没见过这样的训练。每一位看过我们照片的体操选手都非常震惊。”安德森说。另一张照片中,一个女孩趴在地板上,一位男教练帮她把腿拉伸到头部上方。“你能从她的脸上看出痛苦吗?完全没有,她非常平静。这就是她每天的生活……你看到的并不是残忍,这只是一种非常高度的专注。”
2008年之前,外界几乎对邓琳琳没有任何印象,她年龄太小,还没参加过重大的国际性比赛。央视把邓琳琳在北京奥运会的出现形容为“一个谜团”。但邓琳琳的启蒙教练、安徽省阜阳体院教练郭少华对《人物》记者坚称,早在她三四岁刚进体操馆训练时,他就预见到这个孩子有一天会成为世界冠军。
邓琳琳家是做生意的,她的父亲热爱体育,把儿子送到郭少华那里练体操,女儿邓琳琳也跟着一起去体操房玩。郭少华很快发现这个小女孩“很不一般”,“很低调啊,很沉稳啊,很小大人样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支撑倒立,别人撑不住,哭了,她能坚持十几分钟。
2008年,16岁的邓琳琳开始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一些世界杯分站赛。那一年她拿了两个平衡木冠军,一个自由体操冠军。令人吃惊的是,在国内比赛和训练时,水平差不多的队友成绩总会比她高,一旦出去比赛,往往是她赢。她最终成为北京奥运会体操女队最后一个确定的人选。
而在那时,训练成绩一向不错的乃若愚已经从体操馆里消失了很久。2006年11月一次训练结束后,乃若愚晚上睡觉时突然觉得右腿大腿根刺痛不已,第二天训练,疼痛又消失了。又过了一周,一天早上醒来,她的髋关节打不开了,腿不能向外翻。去医院做核磁共振后,发现关节里有很多积液,1个月后积液终于消失,关节腔里露出一道阴影,医生怀疑是关节供血不足导致早期股骨头坏死,训练只能全面停止,否则可能会影响她日后的正常生活。
得知检查结果后,乃若愚在电话里跟母亲说:“我享福了,平时训练累得要死,难得休息这么久。”然后以一阵大笑结束通话。
国家队队医有限,河北派来的队医跟着庞盼盼、范晔几个一线大队员,张霞从山东找来一位老中医,每天给乃若愚摁穴位。白天她们去体操馆训练时,张霞怕乃若愚一个人闷得慌,让她去自己的房间里学学电脑。乃若愚根本待不住,2008年越来越近,正是上难度的时候,她心里着急,跑去体操馆,腿不行就爬绳子锻炼上肢,医生知道后立马制止了,她必须卧床休息。
从冬到夏,乃若愚一共在国家队的宿舍里躺了7个月。早上醒来,队友已经出门训练了,晚上她们训练回来又要睡了,“基本上就一天很难说到话”。中午和晚上,队友帮她把饭打回来,天天躺着,她的身体开始发胖了,这是一个女子体操运动员最忌讳的事情。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参加不了北京奥运会了,但还是心存希望,不想放弃。
看到好朋友每天躺在床上,邓琳琳心情复杂,想安慰乃若愚,又怕她敏感。平时,她有什么话都会跟乃若愚说,现在乃若愚却并没有对她倾诉太多。但邓琳琳明白,股骨头坏死意味着不可能再练下去了。
周日休息,邓琳琳在宿舍里陪着乃若愚,两个女孩互相写许愿小纸条,卷起来绑上一根彩色的线,放进玻璃瓶里,乃若愚写给邓琳琳的都是跟奥运会相关的祝福,邓琳琳写的则是,“回去以后好好学习”。
2007年6月,全国体操锦标赛在上海举行,这是北京奥运会前一次非常重要的选拔赛,邓琳琳和江钰源获得了参赛资格。纪录片《筑梦2008》记录下出发前那个下午宿舍里发生的一切:江钰源哼着歌,蹲在地上兴致勃勃地收拾行李,和邓琳琳商量要带哪一套衣服,塑料袋发出唰啦唰啦的响声。乃若愚散着头发躺在床上,旁边放着一副拐,她皱着眉,不耐烦地翻着手里的书。
“你喜欢体操吗?”导演问江钰源。“也不是喜欢吧,反正体操太累了。但是呢可以先有苦,再有甜,比赛出好成绩就是甜喽,出了成绩就会这么想,如果没有出成绩,就不会这么想,就感觉,啊,累了那么半天什么成绩都没有。”江钰源笑着回答。
“她们去上海比赛你干吗呢?”导演又问乃若愚。“我啊?跟平时一样,看书,看会儿电视,吃饭,睡觉,没了。”乃若愚说完也笑了,手里的书被她卷成一个细细的长筒。
1个月后,乃若愚主动提出要离开国家队回石家庄。“不行,要崩溃了。”她觉得自己已经和国家队的气氛格格不入。那是2007年7月,距离北京奥运会只有一年了,队友们全在体操馆里训练,教练熊景斌和张霞来送她,熊景斌语气轻松地说:“没事儿,休息好了,还可以再回来。”但16岁的乃若愚心里明白,这只是一种安慰,因为她休息的时间已经太长了。
为了观看徒弟邓琳琳的比赛,郭少华专门去买了台49英寸的壁挂液晶彩电放在家里,结果体校领导告诉他,北京奥运会女团决赛那天,大家都得到邓琳琳家看比赛,市里的统一安排,郭少华得去给领导解说。“那搞得很大啊,头天晚上村子都封住了。”
那是邓琳琳的第一次重要出场。2008年,她身高137厘米、体重31公斤,是中国奥运代表团里名副其实的“小不点”。这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第6人”,在女团比赛中和队长程菲一样,参加了7项次比赛(预赛4项,团体决赛3项),而且分数全部有效。
邓琳琳所在的安徽省已经24年没有出过奥运冠军了,上一个冠军还是1984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零的突破”的射击运动员许海峰。郭少华对徒弟的表现以及这块金牌充满信心,但阜阳市领导和体院校长看上去非常紧张,前期夺金宣传太大了,“生怕这个金牌拿不到”。
中国队第一项比跳马,分数出来后排在第三,有领导坐不住了,“是不是拿不到啊?”郭少华赶紧解释,“第一项不是我们强项,别着急。”第二项高低杠是中国队强项,总分数一下跃升至第一位。接着是平衡木,也是中国队强项,可没想到第一个上场的老将程菲意外地从器械上掉落下来,邓琳琳家发出一片抽气声。
邓琳琳当时再一次屏蔽了外部世界,她正按照教练的要求闭眼默念动作要领,然后脱掉外套,擦镁粉,准备上场,尽量不去想动作以外的任何事,下场后才从队友那里得知,“刚刚菲姐掉了。”
不过,中国队的主要对手,美国队在自由操比赛中,第一个出场的队员也出现了重大失误。“好!”聚集在邓琳琳家的人们爆发出一片叫好声,机会又来了。此时,中国队也只剩下自由体操没比,邓琳琳第一个上场,结束动作前空翻两周,她稳稳落地。现场的观众已经沸腾,掌声与锣鼓齐鸣,接下来出场的江钰源后来告诉邓琳琳,她连音乐都听不清了。
“妈呀,跟打了鸡血一样。”回忆起8年前的那场比赛,邓琳琳笑了。“一到赛场,就觉得,哇,那个跑步好来劲的。”自由体操还没比完,郭少华在心里算了一遍分数,知道这块金牌已经到手了,邓琳琳家的门口开始放起鞭炮。
那个喧嚣的夏天过后,上百名家长找到郭少华,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那里练体操。阜阳市大街小巷贴上了庆贺标语,市委、市政府打算搞一个隆重的仪式,把这座小城里诞生的第一位奥运冠军接回来“教育市民”。她还被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获得至少130万元的现金奖励。
乃若愚是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观看了昔日队友的比赛。一年前刚从北京回来时,她一度拒绝看任何体操比赛。昔日性格开朗的她变得脾气古怪,在电脑上玩斗地主或者连连看,输了就摔鼠标;和父母一言不合,就“啪”地把门关上,躲进自己房间;她不喜欢别人看她的手,“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那上面全是练高低杠留下的茧。
北京奥运会前夕,乃若愚曾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小崔说事》的录制,那一期的节目叫《共同的奥运》。她穿着一身黑色运动服,脸圆圆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在X光片上几乎看不见阴影了。
录制现场,崔永元问她:“乃若愚,我不知道你想没想这样一个问题,可能你这辈子不能再做专业的体操运动员了。”
乃若愚眨了眨眼,表情平静地点了一下头,“想过。”
“可能参加不了奥运会了。”小崔继续说。
她抿抿嘴,点点头,“也想过。”
“下届也参加不了了,永远没有参加奥运会的可能性了。”
这一次,她垂着眼睛沉默很久,点点头,再抬起头时脸上挂着笑:“全都想过。”
“在国家队你会看到很多运动员都是这样,不光是我一个人。”时隔8年,坐在河北省体操队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里,乃若愚语气轻松地对《人物》记者说,她靠在椅子上,还是和从前一样爱笑。“其实有很多运动员都是这样下去的,我们自己其实心里都清楚,你不得不接受,逼着你去接受,那种事情挺无奈的。”
离场
这种无奈即便最顶尖的体操运动员也必须面对。2013年全运会是邓琳琳职业生涯中最后一次比赛,她已经是两届奥运会冠军,并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夺金后决定退役,那时她21岁。参加全运会是“报答省里”,全运会4年一次,被各省市视为其体育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竞争十分激烈,重要程度不亚于奥运会,邓琳琳是安徽省在体操项目上唯一的夺金点。
但在平衡木预赛中,她出现重大失误,落地时一个屁股坐在垫子上,甚至连决赛的资格都没有。下场后她痛哭不已,张霞轻轻拍了拍她的脸,把她抱在怀里。
“不是她不想做好,而是她的身体撑不住了。”安徽省体育局一位领导说。那时,她体重增加,心肺功能大幅下降,膝盖和腰都有伤。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邓琳琳已经感觉到状态下滑,她兴奋不起来,在赛场上都快睡着了。体操所有的动作都需要关节来承受,空翻时承受的重量是体重的好几倍,她开始发育,不仅不能发展新难度,就连现有动作都越来越吃力,身体翻不过来。但凭借强大的心理,她还是获得了平衡木金牌。她至今仍记得那次比赛时的感觉—平衡木是需要“木感”的,天赋型选手踩在上面,脚就像和木头连在一起,邓琳琳的“木感”一直一般,但这一次,她觉得脚底下的木头有了吸引力,动作做得顺畅,没什么晃动,有个“仰跳接后弹”的地方,平时总是连不上,这次竟然也连上了。这个连接让她比此前排在第一的队友眭禄多了0.1的难度分,成功夺金。
邓琳琳并没有表现出狂喜,而是静静坐在哭泣不止的眭禄旁边,这也是21岁的眭禄最后的奥运会。她们过去全部艰苦而漫长的积累都是为这一刻所准备,“大家共同的目标就是奥运会站在冠军领奖台,她又是第一个上,非常有希望夺冠,那一瞬间的打击……她哭我挺难受的,我虽然夺了冠军,但是那种感觉怎么说呢,说不出来……”
眭禄是2011年东京世锦赛平衡木冠军,而那一次,邓琳琳因为状态低迷甚至都没有参赛资格。当时,乃若愚已经在省队当教练,听说邓琳琳状态不好,还曾专门去国家队与她聊了很久,“她有的时候看着蛮自信的,但是实际上心里容易没有安全感。”
“她说得对,大家都觉得我很自信,内心很强大,其实我缺乏安全感,从小依赖性特别强。”邓琳琳说。有次她好不容易争取到世锦赛名额,但得知自己的教练不能一起去时,第一感觉是“我也不想去了”。在这些方面,乃若愚就比她成熟很多,或许因为她提前进入了社会,“总觉得她一直在照顾我”。
那时的乃若愚刚刚从低谷里走出来。回到河北,她没有放弃,曾在省队复训过一段时间。2009年,省队运动员指标紧张,她选择退役,但始终觉得遗憾,就留下来做教练。她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经常有人在体操贴吧里问:“还记得《筑梦2008》里的乃若愚吗,她还在练体操吗?”
邓琳琳的离场同样悄无声息。就像当年突然出现在北京奥运赛场上一样,全运会比赛失利后,她消失了一段时间,没有参加退役仪式,尽管那是一次盛大的聚会。2013年12月26日上午,两个刚刚在世锦赛获得金牌的年轻运动员的照片被挂上体操馆的冠军榜,与此同时程菲、黄秋爽、杨伊琳、何可欣、江钰源等人退役,国家体操中心把她们请了回来,感谢她们做出的贡献,并且为即将到来的2016奥运会作动员。
那时邓琳琳已经被保送到北大,她解释自己消失的原因是“快考试了,学习压力太大了”,但同时也承认,退役是无奈的选择,不想面对,“再坚持一届,也不可能还会保持这个成绩,后面的小师妹冲劲特别大,成绩很快就上来,我很难继续夺冠了,都很难进入奥运会队伍……假如我是羽毛球、射击项目,运动生命很长,我一定会继续练下去,因为我知道我会不断超越自己,但体操性质不同,运动寿命这么短,对手不断增强,而你能原地踏步就不错了。”
又一个四年
因为全运会比赛,邓琳琳比同学晚入学两周。同学们都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冠军感到好奇。“听说咱们学院有一个奥运冠军。”有一次,一个同学上课时在她身边对她说,邓琳琳“哦”了一声,对方完全不知道她就是邓琳琳。
在这里,邓琳琳要走完新的4年,对她来说是更艰难的一个赛季。课程助教邱道隆在学院里第一次见到邓琳琳,注意到她的手很大,跟身体的比例不太协调,她害羞,胆怯,声音不大,但很有礼貌,“就像刚放出笼子的小鸟,有些无所适从”。
她不知道怎么选课,上课找不到教室。第一次去图书馆,她看着同学在玻璃窗里借书,却不知道该怎么进去。入学第一天去洗澡,她发现在大学洗澡竟然还要澡卡,澡卡应该去哪里办?大一期末考试,周围的同学都可以写到打铃,而她在卷子上写了一会儿就不知道要写什么了。她很迷茫,体操之外,没有任何喜欢并且可以投入的事情。
院里还有另一位世界冠军,比她高一级的国际象棋大师侯逸凡。两人曾一起参加过学校组织的社团活动,邓琳琳觉得,侯逸凡要比自己受欢迎,因为国际象棋每个同学都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教大家下棋。而她呢,总不能教同学翻跟头吧。她开始意识到,之前近20年与之相伴的体操,在现实生活中似乎无法带给她任何帮助。
“我突然觉得我拿了两届奥运冠军,好像我没有什么优势啊。”她曾困惑地对张霞说。
“你不能这样比,”张霞宽慰她,“你现在是因为你在北大,在读书方面略微欠缺,但你已经比这些学生优越,所有的你的荣誉也好,你的生活也好,你的安排也好,别人现在都还没有呢。”
在邓琳琳之后,张霞遇到过很多天赋更高的女孩。接受《人物》采访时,坐在二层看台,她看向一个穿着蓝白色运动服的小女孩,“现在过来的这个小孩,她的运动天赋比邓琳琳强多了,”张霞盯着女孩的背影说,“可是她自己的思想的这种进步远远就不如她。比如说她碰到了一些所谓的困难,比如说我想稍微地坚持一下的时候,她自己这方面也上不去。其实我们现在训练没有那么苦了。老天爷是公平的,你这方面上不去,到关键的时候它就是出不来。”
和邓琳琳同时期的队友走出体操房后,转向不同的人生轨迹。何可欣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书。江钰源因为外形甜美参加了一部电视剧的演出。程菲回武汉体育学院任教享受副教授待遇,她胖了很多,几乎认不出来了,去年参加《鲁豫有约》时,父亲希望27岁的她早点找一个男朋友。她们已经很难再聚到一起。
时间和境遇并没有折损乃若愚与邓琳琳之间的友谊。乃若愚第一次体验大学宿舍,就是在邓琳琳的北大寝室里,她们挤在一张床上,还像儿时那样亲密。去年夏天,邓琳琳去石家庄找她学英语,两个人一起度过了暑假。2月3日,乃若愚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邓琳琳露着大脑门,笑着躺倒在队友怀里,“我们的纪念日”,12年前的那一天,她们正式进入国家队,邓琳琳说那个日子她也永远不会忘记。
乃若愚经常在微信朋友圈发小队员的训练照片和视频,她很喜欢这些孩子。“别站在地板上,站垫子上。”在体操房里,她轻声提醒一个光着脚等待上场的女孩。张霞经常鼓励她:“之前的都不重要,你一步一步从基层开始做,可能会走得更扎实,会走得更长远。”
邓琳琳在北京大学开始了她的第三个学年。她还是会看着看着专业书就困了,但她会努力地去看。她也在努力地学英语,有一段时间每天很早起床,抄单词、看《新概念》。今年期末考试,她终于可以把考卷答满了。
进入大学后,邓琳琳给自己植入了一个想法,“死撑也要撑下去。”这是近20年体操生涯在荣誉和伤病之外留给她的东西,梦想。“有些人觉得梦想是心灵鸡汤,但我觉得就是一种意念,心里有一个东西支撑着你。回想起来,我也没有觉得体操有多苦。真正投入干一件事的时候会干进去。每天干同一件事会反感,但运动不会,虽然也有不开心,但当你赢得一场比赛,学会一个新动作时,兴奋感是任何事都比不了的。”
她现在是安徽省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委员,这些社会身份并没有缓解她对未来的迷茫,4年之后的事情,她不擅长去想,能想到的就是先坚持完学业,然后出国深造。她曾对邱道隆说,在国家队的日子和现在相比太单纯了,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训练,不用思考什么,现在什么都得自己摸索,连时间都要自己安排。
北大校园媒体的一位学生记者曾在邓琳琳入学时采访过她,这位同学记得,采访结束后,他让邓琳琳给校园媒体写几个字,邓琳琳想了好久好久,“写什么呢?”最后用稚嫩的字体写了一句话:“北大的同学们都要好好锻炼身体”,这位同学突然意识到,这个女孩可能已经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奉献到了体育运动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