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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芳/文

简照南祖籍广东佛山，在他13岁的时候，父亲撒手人寰，母亲靠缝纫维持一家生计。作为长子，照顾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的重担就落在了简照南身上。

1886年，16岁的简照南东渡日本，在叔父的瓷器店里，经营利润极高的药品和海产品，赚到第一桶金后，他通过海外的广东同乡协会，将日本的瓷器和陶器经由香港，出口东南亚。业务扩大后，简照南一个人忙不过来，于1890年回老家，将18岁的弟弟简玉阶接到日本帮忙。

甲午战争爆发，简照南离开日本，移居香港，仍做贸易生意。“屈辱的条约”，“明治维新”，这样的字眼鼓舞了一批年轻人，去邻邦弹丸之地的日本寻找答案，简照南、简玉阶也在其中。1902年简照南正式加入日本国籍，取名松本照南。虽然日后他解释，这纯粹是生意上的原因。他需要在日本注册航运公司，以获得海上的法律保护，他相信这是晚清政府不能给予他的。这一行为却成为了简照南日后的商业生涯中，一个被竞争对手攻击的硬伤。

同年，简照南在神户参观完村井烟草公司之后，萌生了建立自己的烟厂的念头。为此，他在日本购买了卷烟机器，并聘请了日本技师，日后他自嘲，“我从日本偷来了烟草技术。”

这样的开头，与当时的中国经济界领袖差异迥然。盛宣怀、张謇，卢作孚、范旭东，都是通过教育、职业和人脉获得一个接近权力中心的位置，然后依靠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筹集资本。但简照南是地地道道的草根出身。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教授朱荫贵认为：“在早期的民族资本家队伍中，简氏兄弟这样出身于社会底层而成长起来的十分少见。只有荣氏家庭的荣宗敬、荣德生可比。”

绝处逢生

1905年，简照南、简玉阶（18751957）兄弟以10万元股本在香港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是一个设备简陋的小工厂，只装备有一台烤炉、一间烘房、一台发电机、两台磨刀机和四台卷烟机。这是本土的第二家烟草工厂，第一家是盛宣怀于1903年创办的三星烟厂，它很快被英美烟公司兼并了。

1915年以前，英美烟公司在中国本土呈垄断之势，它成功地把其中国的竞争对手扼杀在襁褓之中。简家兄弟选择了广州作为突破点，而英美烟公司对这场竞争也磨刀霍霍。

英美烟公司对南洋香烟进入广州市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手段极其恶毒。它暗中买进大批南洋香烟，储藏起来，等到香烟霉坏了，再廉价向消费者抛售，使得南洋的名誉大大受损。

面对强势对手，简照南的品牌策略：国货。他一方面以“中国人请吸中国烟”为宣传口号，大造舆论，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货展览会，分赠政界要人，自总统至各部总长以及报界出版人士均遍送之。1915年，故乡广东发生大水灾，简氏兄弟独立组织救灾机构，购置小火轮带着粮食到各处救济，船头的旗上大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放赈”。这使得南洋“国货旗手”、“爱国企业”的形象愈发深入人心。

南洋的广告宣传收到了效果，1915年，南洋的产品55%在东南亚销售，27%在香港销售，16%在中国销售。简照南在广州站稳了脚跟。

在广州取得胜利之后，简照南迅速北上，投资100万元在上海设立了雇工超过千人的卷烟厂。但整个北上的过程，却非常不顺。在汉口，英美烟公司与南洋的比例是10:1；而在天津，是14:1。

尽管北上受挫，但其竞争对手英美烟公司很难将其从市场上一举扼杀。在1917年，英美烟公司提出了合并的要求。颇为有意思的是，简照南一面在市场上奋力打击英美烟，抢夺市场份额；一面力促合并。在他看来，南洋兄弟身处乱世，仅以自己的这点商业资本很难独存，必须有所依靠。

1916年，简照南试图与北洋政府合作，通过“官督商办”的模式，取得政府的扶持。但最终因官方的傲慢而失败告终。此时，英美烟公司给南洋公司抛来橄榄枝，简照南异常看好与英美烟公司的合并，但在家族内部，他却遭到了激烈反对，理由是“违背爱国原则”，而简玉阶是最坚定的反对者。

简照南为何没有遵循“爱国原则”，在他看来，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扭曲了家人对生意的态度，使他们义愤填膺，并幻想南洋对付英美烟公司的斗争是一场爱国圣战，民族情感成了支配商业决定的一个先决性条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简照南预言，这种思维方式将会给南洋兄弟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后一语成谶。

这场隐蔽的合并交易从1917年3月谈到11月，终于流产。

南洋公司与英美烟公司的竞争再次升级。英美烟草再次对南洋兄弟发起舆论攻击，这次攻击的由头是简照南加入了日本国籍，这一事实让南洋兄弟顿时陷入丑闻漩涡。

1919年5月27日，简照南宣布放弃日本国籍。同天，他宣布立即在公开市场发行价值1500万元的股票，每股为20元，只对国人发行。南洋兄弟股票受到欢迎，张謇、虞洽卿、朱葆三等知名企业家纷纷出资入股，简氏家族的股份从94%稀释到60.6%。此举不仅带来冲破家族与地方主义构筑的资金流，更意味着这些“意见领袖”将护持南洋公司度过“日籍事件”的负面影响。

辉煌时代

英美烟公司在政治上企图扼杀南洋兄弟公司受挫后，他们又尝试以价格战和别的商战来打击南洋，但在1920年以后的几年内，简照南仍设法提高了公司的销售额的利润。与一个全球烟草业的巨头的商战中，简照南带领下的南洋兄弟做到了稳步前行。

简照南力排众议，放弃了家族管理的方式，任命非家庭成员的专业管理人员担任高级职位。陈炳谦曾担任英美烟公司买办，对于英美公司的经营策略十分熟悉。1919年，简照南将他延聘到南洋董事会之中，并任命他为负责财务的副总经理。在陈炳谦的帮助下，南洋又创办了银行及保险公司为企业融资服务。改革获得了简照南的支持，1920年至1922年期间，南洋兄弟生产部门的投资翻了两番，从59万元，增加到173万元。

在此状况下，南洋又请来了前英美烟公司的买办邬挺生来帮助南洋兄弟组建市场营销体系，在其努力下，南洋从英美烟手中继续分割曾经受挫的长江中下游市场和华北市场。在广告部门，也获得了能与英美烟公司媲美的专家，南洋公司开始散发印刷精美、引人注目的广告画。这些广告画上印有《三国演义》、《红楼梦》中著名人物，让人们收集，集全了可以换西方进口的物品，如自行车和热水壶。

除此之外，南洋还在香港、广州和上海设立自己的报纸，刊登自己的广告。南洋和英美烟公司被称为当时的“广告巨头”。在烟叶采购方面的最高职位，简照南任命了美国人格雷夫利。

从1920年开始，南洋进入了成长的巅峰期，年均利润达400万元。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一书中指出，在简照南的带领下，在专业人士的推动下，南洋的行政管理日渐专业化，在结构上更能紧密结合，变得越来越像西方的大企业。

在南洋公司最辉煌的时候，1923年，53岁的简照南突然去世。这成为了南洋公司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简照南逝后，南洋兄弟的经营日渐下滑，1924年的利润猛降到47.9万元，简玉阶削减了自己的年薪和活动经费，以表示自己对南洋兄弟的价值不如其兄长。

与简照南相比，简玉阶是懦弱的，简氏家族的几个人无视于简玉阶的管理权威和其他专业管理人员的意见，使公司交了一些代价昂贵的学费。

简照南的儿子简日华错误地操纵着南洋的烟叶采购事宜；简照南的小弟简英甫操纵着公司的财务，据南洋的员工回忆，他养了十多个姨太太，每逢出行，他乘坐的是只供高级专员和与铁路局有关系的富翁专用的“花车”。结果只能是账本亏空，由简玉阶和简照南的遗孀填补挪用的公款。

1928年和1929年，南洋兄弟巨亏545万元，后来几年虽然有所复苏，但是年度利润再没有超过60万元，仅为简照南时代的一个零头。

到1930年代初期，日军占领东北，日本烟草迅速覆盖东三省和华北市场，南洋兄弟公司进一步遭到挤压。在凶险的生存压力下，简玉阶只好向政府求援，要求将南洋变为“国营企业”，为了躲避官方和非官方的勒索，杜月笙和宋子良成为了南洋兄弟公司董事。

到1937年，简玉阶找宋子文借钱，后者掠走了南洋27%的股份，成为公司的董事长。自1905年创立后，简氏家族第一次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这一年的4月，宋子文“受邀”出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他接管众多知名本土企业的杰作之一。这一天，距离南洋创办人简照南去世已经有14年了。

对于今人，简氏兄弟似乎是个遥远的记忆。但在历史的河流里，简照南的商业智慧，似昙花一现般绚烂。

逸闻

1909年至1910年间，孙中山为发动起义来往于新加坡和南洋各埠，向华侨募款，筹备起义经费，并派陈炯明到香港募款。当时“南洋兄弟”刚刚第二次复办，业务尚未开展，资金并不宽裕。但简照南毫不犹豫拿出一笔巨款（数目不详），捐与陈炯明。

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总统府要成立卫队，一时找不到可靠人员，简照南即通过吴公干（南洋烟草公司上海烟厂副工务长，国民党员）从南洋烟草公司挑选10人（其中1人是简照南夫人潘杏浓的族人潘天），南下广州参加总统府卫队，投身革命。孙中山与简照南个人之间也过往甚密。在上海期间，孙中山曾手书《博爱》条幅送给简照南。简照南将此条幅珍藏于上海住宅的书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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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玉阶

（1875年—1957年）广东佛山人。1895年任香港怡兴泰商店经理。1905年与其兄简照南创办南洋烟草公司。1923年简照南去世后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1936年，因资金周转不灵，简玉阶被迫将公司部分股份以低价卖给了宋子文，转向其它方面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简玉阶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15名工商代表之一。

南洋大楼

南洋大楼与黄鹤楼、红楼并称武汉三大名楼。

1917年，简氏兄弟以高瞻远瞩之目光，投巨资兴建南洋大楼。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决定自广州迁都武汉，南洋大楼成为国民政府的办公地点。同年12月，到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成立“临时联席会议”，行使中央最高职权。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这里办公。领导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举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国共两党重要领导人汪精卫、徐谦、谭延闿、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吴玉章等曾在这里活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9月20日，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解体。

1959年6月，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将南洋大楼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