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编辑

［摘要］近年来，通俗历史读物畅销热潮逐渐消退，历史类图书市场面临读者群体流失的问题，图书选题策划有了新的要求。历史类图书的策划应该利用新的技术手段，把握微观化的整体趋势，重点关注私人史、口述史、回忆录以及具有内在关联性史料的选题，使历史类图书能结合趣味性和知识性，让知识有趣，让趣味有深度。

［关键词］历史类图书 选题策划 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自2005年开始，历史类图书成为畅销书的一大类型。以易中天、当年明月、袁腾飞等人为代表的通俗历史畅销书，销量早已超过了以往正统的史书原典和专业历史著作，掀起了“全民读史”的风潮。

然而，2012年之后，由“开卷”统计的年度非虚构类畅销书前三十名就不再有历史类图书的身影，众多出版社在历史通俗化的市场趋势驱使之下，一拥而上地推出的“微博体历史”、私人品史等所谓“新历史”图书并未引发新的读史热潮，却因为质量的良莠不齐导致市场反响平平。今后，通俗历史读物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将难以为继，而“大数据时代”（Big data）下［1］余音未了的历史图书面临着信息搜集和处理等方面的新挑战，在未来的选题策划上更应把握新的趋势。

一、通俗历史读物畅销热退潮

通俗历史读物的畅销与特定的传播方式有密切关系。以几个代表人物为例，易中天的走红是由于电视节目《百家讲坛》的推动，它以每天一集的连播形式，很好地控制了叙事节奏，用生动通俗的故事做一种知识交流的尝试，此后，易中天的《品三国》（上）登上2006年度“开卷”非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而当年明月使通俗历史在网络领域爆红，《明朝那些事儿》系列也在2008年至2011年大卖；袁腾飞则把趣味化的历史教学带到了公众面前，《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和《这个历史挺靠谱》系列不仅代表了通俗历史读物的写作群体范围扩大，更将读者群体大大扩大了。

既然历史图书的畅销依赖于某些特定的传播方式，则必然面临两种危机：一是新媒体的出现会逐渐取代旧媒体的传播方式，依托于新的传播方式的图书就会对旧的畅销书造成冲击，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微博、微信的出现对传统电视节目、网络连载文学的影响；二是同一种传播方式如果没有后继的有潜力的作者和优秀的作品补充，则会走向资源的枯竭。而通俗历史读物恰恰在两个方面均面临问题。

一方面，微博、微信作为新的交流工具，并且成为“大数据”的信息重要来源之一，在当下人们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了抢占承载历史故事的新媒介手段，许多出版社希望延续新媒体对历史通俗书籍的推动作用，策划出以微博体模仿历史人物发段子的书籍。以《微历史》这个书名为例，版本之多让人惊讶。［2］这些书籍朝着畅销书的方向策划却远未达到畅销书的效果，某些书籍形式上确有新颖之处，但新鲜感很快就被扑面而来的大量网络语言冲淡，取而代之的印象是散乱、没有系统、缺乏知识含量。

另一方面，易中天等人走红的原因，除了有效利用了新的传播方式外，在内容上抓住了三个要点：一是流行语的运用拉近历史与当代人的语言距离；二是把历史故事与当下生活联系起来，以古鉴今；三是故事趣味化，强调与正统的教科书有区别，满足读者的“求真”欲望。此后，阎崇年、纪连海、蒙曼、张鸣等人的历史图书均取得不错的市场成绩，但除此之外，通俗历史读物却逐渐在通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些出版社甚至依靠书名、装帧上的噱头来吸引读者的眼球。例如，一本名为《我来剥历史的皮》的书，封面上赫然写着：“当历史遭遇刀子，隐匿千年的非常人、生猛事终于——hold不住了！”又如《烩历史》一书，大谈“狂炒24个王朝不敢示人的隐讳秘闻，全烩205位皇帝偷偷摸摸的私人生活史”，［3］使历史书籍的广告堕入桃色小报的路数，在通俗之下变得恶俗了。

因此，通俗历史读物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难以为继。要探讨当下历史图书选题策划的新出路，必须针对历史图书市场新的背景、特征、读者定位、策划方向等方面进行研究。

二、历史图书分众市场新变化

就历史图书整体市场情况而言，近年来呈现明显的二级分众市场。即，除了“通俗历史读物”的读者被定位为大众读者之外，“专业历史著作和历史原典”的读者被定位为历史研究者及版本收藏者（小众）。因此，从2005年至2012年，大部分出版社的历史图书策划重点在于满足大众读者需求，从而出现为数众多的通俗历史读物。2012年后，随着读史热潮的逐渐降温，历史图书分众市场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通俗历史读物的销量依靠几位已经走红的著名“品史”作者引领，他们的忠实读者群可以称为“粉丝群”。这一部分读者还固守历史文化读物的市场，他们与其说是选择图书，不如说是选择作者。显然，“粉丝群”比原来的大众读者群的人数大为减少。

其次，相对固定的属于小众的历史专业研究者。这部分正统历史研究书籍的受众数量相对稳定，但他们所处市场背景开始变化，自2014年开始，许多出版社对历史图书的策划不再一味追求“畅销”，反而不避专业性、学术性，［4］这说明历史图书出版方向的改变在于提高整体的文化性，对于之前历史图书一味追求通俗化有纠偏作用。

由此可见，历史图书市场最为显著的变化就在于有一部分读者群体流失了。除了二级分化的忠实的“粉丝群”和相对固定的研究者之外，减少的读者是介于“粉丝”和“研究者”之间的“历史爱好者”群体，这个群体原本和“粉丝”共同组成通俗历史读物数量庞大的“大众读者群”，并把通俗历史读物推上了畅销书的宝座。现今“粉丝”依旧，市场上的通俗历史读物却已经不能满足历史爱好者的阅读需要了，他们自然就流失了。这正是通俗历史读物无法继续保持“畅销书”位置的原因。

既然有某种热潮的消退，就必然有其他的出路。历史爱好者既不像研究者那样要求历史图书的学术深度，又不再认同通俗历史读物的知识水平，而是要求趣味性和知识含量较好的结合，在保持趣味性的同时向专业历史著作靠拢，这就给未来历史图书策划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大数据时代下历史类图书选题的新趋势

图书市场变化伴随的是策划理念的转变。从早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成为学术畅销书开始，［5］微观史学观念已逐渐深入人心：相对于传统历史教科书的宏大叙事，这些书籍在大事件、大人物之外，从一个小的切入点来看社会百态和世情风貌，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很能满足读者的求真愿望。观念的改变使得近年历史图书策划也着重从细节着眼，也使得《万历十五年》从畅销书变成了该领域的长销书，更涌现出一批能经受市场考验的学术著作，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小人物的命运》［6］，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7］，等等。在通俗历史读物中也有不少此类书籍，如《历史藏在细节里（教科书里没有的历史）》《历史不忍细看》［8］，等等。

然而，现今出版业正处于“大数据”时代，能用“大数据”来定义一个时代，意味着不仅信息科技、金融、电信这些领域受其影响巨大，文化产业也身处其中。因此，图书的选题方向仅仅从微观化、细节化考虑已经不够了。在“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的年代，［9］前所未有的海量数据也给历史图书选题提供了更多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其一，私人史、口述史、回忆录将成为一个大方向。大数据的信息来源的重要部分就是服务器生成的数据，如各类日志、文件、移动数字设备等。也就是说，人类的一切生活轨迹在大数据时代都会得到很好的记录。一本2014年度广受好评的历史图书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英国学者奥兰多·费吉思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10］，记录了斯大林时代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该书获得了《新京报》评选的2014历史类年度好书奖。在后记里，作者说明了写作这本书的方法：采访了一千多人，搜集几百个家庭的材料。而写完这本书，一千多人中一部分已经去世了。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评论这本书时说：“做历史研究非常依赖文字材料，依赖档案馆里的档案；档案馆总有开放的那一天，只要没有天灾人祸把它消除掉，它总会在那个地方。但是，历史的参与者，历史的亲身经历者是有寿命的。他们很可能再过十年，最多再过二十年，就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这一段历史，没有他们的参与和记录，会是怎样？”［11］

大数据时代对“采访亲历者”这一材料搜集方式的改变在于困难程度的降低。网络日志、社交网络数据，传感器网络、视频档案等全部会被保存下来，对于写作者来说，采访某段历史亲历者的时间空间限制会逐渐消失。而对于图书策划者来说，一方面，信息的搜集成为更加容易的工作，会使私人史、回忆录成为微观化趋势下比较容易被采用的形式；另一方面，更需要编者的眼光，看到究竟是哪些作者在越来越浩大的、越来越容易得到的信息中找到了有价值的部分。《耳语者》的成功在于展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过程，它是触目惊心的，也是非常客观的。它给历史图书策划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1.客观的成书形式——（比如采访基础上的）坚实资料基础；2. 一个核心观点或主线的提炼；3.这个观点必须具有时代的意义和言说的价值。《耳语者》的成功模式在未来的历史图书中可以被广泛复制，而在技术上则更加容易实现。

其二，具有内在关联性史料的选题将成为历史图书策划重点，这也是最体现策划者能力之处。“大数据”的海量、高速、多样等特征使得完成一本历史图书的基础不再是统一的不变的信息，而是越来越多的混杂的、多向度的史料。要从大数据中找出有价值的材料，不可能再着眼于事件间的表面的因果联系，而应关注的是内在相关性，需要的是关联性思维。［12］史学的发展也会突出这种内在的关联性，即，将看似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联系起来，用一种结构主义的方式来解读历史，使阅读的趣味深化选题，是未来的策划趋势。

以茅海建的《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一书为例，［13］长期以来谈到“戊戌变法”，学人总以康有为、梁启超两位当事人的说法为证，但是他们由于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因此“他们的历史叙事中，多有作伪之举”，而茅海建的书另找角度，通过对张之洞档案的细致解读，使许多表面看来毫无关系的问题得以厘清。毕竟，“历史的丰富性远远超出我们的认知”。［14］而这种对内在关联性的史料的解读，建立在“证史”基础之上，与许多通俗历史读物轻浮“论史”不同，它不仅具备学术价值，而且因为材料与问题之间的“距离”能够引起阅读兴趣，是能经受市场考验的专业历史著作，也是未来历史图书选题策划的又一方向。

其三，大数据给不同行业带来了共同的问题：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对大量的、变化着的信息进行智能化处理。对于历史图书策划者来说主要有两方面要求：一是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处理信息的新技术重新认识旧史料。技术基础上的材料收集变得容易，对材料的解读却要求更高。这就要求作者要有敏锐的眼光，找出新的“关联”的信息，让解释变得丰富，而编辑也要具备史学的素养，才能敏感地发现具有新的关联性的有趣选题；二是要掌握技术的更新，挖掘新的材料。材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大数据的目标正是挖掘海量数据中的价值。

总之，在通俗历史读物热潮消退之后，大数据时代下历史类图书选题不仅应该把握微观化的大趋势，还应该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和新的眼光，突出私人史、口述史和能够反映历史事件的回忆录这一大方向，关注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史料的选题，使历史类图书能结合趣味性和知识性，让知识有趣，让趣味有深度，成为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共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