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编辑

［摘要］无论什么国家的教材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近年来我国教材呈现出意识形态弱化的倾向。在教材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弱化问题是由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状况导致的，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在教材出版中的体现。应从多方面入手，强化教材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在教材出版领域中加强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处理好政治性与知识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严肃性与可读性的关系。

［关键词］教材 教材出版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意识形态工作做出重要批示和深刻阐述，为当前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教育出版是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是教育出版行业的主要业态，教材的意识形态属性关系到我国教育出版的根本方向，也关系到我们培养的下一代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本文拟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谈谈教材出版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问题。

一、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教材是指根据课程教学目标、基本要求和知识体系而编写的供教师和学生使用的课本或者讲义。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这一属性在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中反映更为突出。教材（本文教材主要指哲学社会科学教材）的意识形态属性充分体现在教材编写内容、编写目的以及编写形式上。

1. 教材内容反映的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教材不同于一般的学术专著，它有着系统严谨的知识体系，清楚明确的概念范畴，全面准确的理论观点，富有教育启迪的材料事例；它所阐述和归纳的理论观点和学科知识，绝不代表一家之言，一己之见，而是得到学界广泛认同的知识成果。也就是说，教材所阐述的观点和学科知识，代表的是社会主流的观点和认知。一般说来，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观点和知识体系，反映的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现了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

2. 教材的使用目的是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学校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者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学生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阶级）需要的人的活动。教育教学活动是为一定社会（阶级）服务的，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同样，作为实施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学生接受知识的主要载体，教材也无不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学生通过教材的学习，不仅接受了其中的知识内容，而且逐步认同了教材中蕴含的思想价值观念。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材建设，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祖国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3. 各国政府都通过教材编写施加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由于教材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教材的编写和审议，以此加强国家意识形态教育。比如，美国高校通过《美国政治传统》《国家与市场》《公民与法》《经济、伦理与社会》等教材，在对青年人灌输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同时，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如鼓吹中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对外侵略战争等观点。［2］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史学界曾经出现了全盘否定，甚至丑化俄罗斯历史的各类历史教科书。普京总统多次会见历史学家，要求以客观、公正、尊重的态度对待俄罗斯历史，坚决反对以各种理由，甚至无中生有挑衅国家历史的行为。［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制定的《学校教育法》规定，凡教科书必须经文部科学省审定方可在学校使用。特别是近年来其历史教科书否定历史、极力回避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等倾向，就从根本上反映出日本政府的右翼势力意识形态。其实质在于“能否正确对待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能否以正确历史观教育年青一代”。［4］

从我国教材编写来看，中小学教材一般都要经过教育部门审定，经过试用、修订，然后推广使用。高等学校的专业课教材有多种形式，除统编教材外，也有自编教材。2004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编写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教材（简称“马工程”教材），形成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工程实施十余年来，在中宣部、教育部的推动下，已经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政治学概论》《法理学》《社会学概论》《新闻学概论》《文学理论》《史学概论》等专业基础课重点教材的编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课程，其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更强，中央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编写要求更为严格，采取“一纲一本”的形式，要求全国高校大学生都使用统一编写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这些教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体现到教材之中”。［5］其中凸显的意识形态性可见一斑。

教材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本质上说，就是教材要为本国的意识形态服务。在西方国家，加强教材的编写和审议，主要是为了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价值观念，为本国的资产阶级统治服务；而在中国，加强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主要是为了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为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无论哪个国家，出于什么目的，都改变不了教材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

二、当前我国教材意识形态属性弱化的表现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我国的大中小学教材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绝大多数教材能够坚持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无论是在知识的传授、立德树人，还是弘扬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教材始终承载着对学生进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当然，不可否认，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我国部分教材呈现出意识形态弱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我们党革命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逐步淡出中小学教材。我们党革命时期有很多优秀文学作品，曾经在中小学教材中占有较大篇幅，对帮助学生认识那段时期的国情国史有很大帮助。但出于有关方面的考虑，近年来这些文学作品选入中小学教材的篇幅逐年减少。比如，某出版社七年级语文教材就大幅删去鲁迅的作品。［6］大家知道，当代中小学学生都出生在21世纪，他们对我们的党史、国史缺乏了解，如果在语文课程中大幅删去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会更加导致他们对党史、国史的茫然甚至一无所知。

2. 教材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不够丰富。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沉淀的宝贵精神财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7］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些中小学教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大幅删去，这可能造成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不甚了解或一知半解。习近平总书记在教师节前考察北京师范大学时指出：“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8］

3. 高校一些专业教材“西化”倾向比较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发展，教育文化交流也逐步深入。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高校一些专业教材大量引入西方教材，或者是原版引进，直接推荐给学生使用，或者是照抄照搬西方教材，把西方的理论完全移植到中国教材中。这种情况在经济学类教材中更为明显。不可否认，现代西方经济学有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分，也有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分。对西方经济学教材，我们要采取科学的态度，既要借鉴也要批判。如果对它们不加以辨证分析，直接照抄照搬，就会造成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权的丧失。早在十年前，就有著名学者呼吁，在当前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的状况令人担忧。［9］由于西方教材的大量涌入，一些高等学校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取消了原来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只要求掌握没有经过科学评价的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内容。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否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将会沦为一句空话。

4. 一些错误思潮和观点被包装后塞进教材的现象偶有出现。近年来，一些错误的思潮，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西方的“宪政民主”等被包装后偷偷塞进教材或者课堂的现象不时出现，给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带来严重干扰。

在教材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弱化问题是由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状况所导致的，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在教材出版中的体现。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是十分复杂的，斗争是激烈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不改，它们把教材作为西方价值观念渗透的载体，想方设法将西方价值观念推进中国。从国内形势来看，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一些人打着“去意识形态”的旗号，鼓吹“价值中立”，还有一些人政治意识不强，在教材出版中放松意识形态把关，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带进教材内容。

三、加强教材出版领域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路径

教材是培养未来接班人的知识载体，承接着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教育的职能。鉴于当前我国教材出版意识形态有所弱化的现象，应从多方面入手，强化教材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教育。

1. 要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高度认识教材出版领域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0］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教材的意识形态属性，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高度加强教材出版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教材出版领域的指导地位。教材编写专家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把好政治关，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出问题，就是出原则性问题，就是犯方向性错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任何部门和个人不能有丝毫懈怠和大意。

2. 建立和完善教材审议和审查制度。我国中小学教材都成立了教材评审委员会，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在评审过程中注重政治倾向、理论观点的把关，如果存在政治性问题，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对于高校教材，统编教材都应做到像“马工程”教材那样，严格评审，确保教材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论导向。其他自编教材，教育主管部门也可考虑成立相应的教材审查委员会，定期对出版的教材进行审查。如果存在政治性问题，立即将之清理出市场。

3. 增强教材编写人员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各类教材编写人员不同于一般的学者，他们承担的责任更大。出版社对他们的要求应该更严格。教材编写人员要向教育主管部门实行备案制度，并建立优秀教材编写人才库。在遴选教材编写人员时，不仅要把好学术观，更要把好政治观，要考察他们以往教学和科研中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尤其要考察教材主编人选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政治素质。只有那些政治立场过硬、理论导向正确、思想道德素质高的专家才能担任主编工作。

4. 提高编辑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编辑是审查教材意识形态属性的最后把关人。编辑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能力，提高政治把关意识。出版社要重视编辑队伍建设，把那些政治立场可靠、业务能力强的人选用到重要岗位。

四、教材出版领域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应处理好几种关系

教材出版领域不同于其他领域，它有着自身的行业特点和工作规律。因此，在教材出版领域中加强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1. 政治性和知识性。任何课程和教材都有系统、规范的课程体系和知识体系。在教材建设中强化政治性，并不是否定课程知识的科学性、完整性。如果教材内容满眼都是政治口号，也会让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同样，我们也不能以知识体系构建来排斥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教材的政治性与知识性，犹如灵魂与血肉的关系一样。在教材建设中，二者都不可偏废，也不可分离。只有二者紧密结合，将政治性寓于知识性之中，在知识性中蕴含政治性，才会产生良好效果。在这方面，国外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值得借鉴。

2.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一般说来，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其社会效益非常突出，但是对于一些专业基础课教材来说，社会效益好并不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同样，也有一些专业教材，很适合市场需求，经济效益比较好，但其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并不突出，社会效益不够明显。怎样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他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7］教材出版也应该如此，必须遵循社会效益优先，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出版方针。我们不能因为迎合市场需求而放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当然也要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3. 严肃性与可读性。加强教材出版领域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在教材中强化意识形态性，注重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教材中阐释这些内容时，不能把教材内容搞成文件式语言的堆砌，使教材失去可读性和吸引力。教材只有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贴近学生需求，才能激发学生兴趣和求知欲望。我们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把意识形态教育寓于知识教育中，寓于生动活泼的教材内容中，才能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切实提高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