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的一天上午，我带着协警队员去拘传一个叫罗德林的人，却没料到此人的妻子竟然是我高中同学杜雪。
这是我调到眉镇派出所的第五天。一大早我来所里上班时，看见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人站在值班室门口，手里抖动着两页打印纸，对着两位协警吵嚷：“急？我怎么能不着急？浑身都是伤，又青又紫，妈哟，脑袋瓜儿被打烂了这么大一个口子——”她伸出左右手的两根食指比画着，“缝了十二针！医生说了，脑震荡！要是财二痴呆了，我这下半辈子怎么过啊！倒不如让罗德林干脆把他砸死得了……”
“花妮呀，你是担心财二痴呆了不能干那事儿吧？”马辉嬉笑着，“那你就找个情人呗，我看——”
他看见我，突然住了口，挺胸收腹，站得板板正正，绷着嘴冲我点头打了个招呼，一面对花妮使眼色，不让她继续刚才的话题再说下去了。
“哼，情人！我要是找情人——”花妮坚持要把她的择友观点说出来，“第一条必须高大英俊，有男人味！”
我跳下自行车。花妮扭过身子看着我，有些不好意思了。
K县公安局下设二十个派出所，眉镇派出所是警员配置最少的一个，除了两名协警外，只有所长、指导员和我。一辆警用面包车，是县局治安科淘汰的，没有牌照。派出所位于镇政府大院东北角，红砖院墙围着几间平房。靠近铁栅栏大门的是值班室，兼两个协警队员的宿舍。走廊尽头是所长室，张所长还没来上班。挨着的房间也锁着门，绿漆木门两边各钉了一块木牌，左边是“户籍室”，右边是“指导员室”，指导员阎强兼管户籍和所里的“小金库”。剩余的两间屋子是综合办公室，外间屋里摆着两张办公桌，靠墙的铁皮柜里放着一些警具。里间屋是讯问室，除了桌椅外，还有一张小铁床。
花妮跟着我走进办公室，她脸上带着非常友善的笑容。从警几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笑容。她穿着黑色的上衣，披着红色的披肩，下身是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身上散发出一股香水和洗发水的混合味道。她的脸涂抹得很白，眼睛和眉毛都精心描画过。这是一个对自己外表过分要好的女人，每天早上不花大把时间来捯饬自己决不出门，即使老公被打住院也不能马虎。协警汪传法从花妮手里接过两页A4打印纸，递给我。是法医出具的伤情鉴定书。
“俺家财二前天晚上去钓鱼，没想到遇上喝醉酒的罗德林，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打……”花妮隔着桌子面对我站着，她的嗓门不那么大了，甚至还带着几分轻柔，“把人都快给打死了！凶手却像没事儿似的，昨天一整天也不到医院里去表示个慰问啥的，三千块钱的医药费都是俺自己付的……”
我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想找香烟，记得应该还有两包呢，扒拉了半天却没找着。作为一个烟鬼，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好像香烟会长条腿自己悄悄就溜了。马辉从兜里掏出香烟，敬了我一根，帮我点上火。他实际年龄还不到十七岁，马家台村村长的独生子，初中毕业后，他爸托镇长的关系让他来当协警。一个月三百块钱的工资，这孩子光烟钱都不够。
来眉镇这几天无非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翻翻报纸，一件值得办的案子也没有，无非是一些散事：镇计生委搞突击活动，请我们去个警察跟着助助威，虽然跟分管计划生育的曹副镇长是哥们儿，我却不想让自己坐着挂着标语的宣传车去走村串庄，汪传法去了。马辉跟着土管所下村丈量宅基地。交管站也来要人，去查处无牌照的农用车，所长说没人手了，交管站提出罚款三七分成，阎强动心了，派我去，我不去，他自己去了。
现在发生了一件致人轻伤的刑事案子，终于有得忙了。汪传法拎来热水瓶，笑眯眯地拿起我的茶杯。他长得胖胖墩墩，脸上时常带着一丝谦恭的微笑。
“回来再沏茶。”我站起来，“传法、马辉，走！跟我去拘人。”
“不用这么着急吧？罗德林家大业大，为了这点事儿他也不值得跑掉。”汪传法说，“张所长还没到，等所长来了，咱们开着警车去——”
“开不开车的也没啥，从河边走小路，到罗德林家近得很，”花妮望着我说，“顶多不过二里路。”
我从铁皮柜子里拿出一副手铐。
“要不给所长打个电话，请示一下咱再行动？”汪传法依然拎着热水瓶，笑着征询我的意见。
我拨打了两遍张所长的手机，无人接听。
花妮突然转身走了，不一会儿又扭扭摆摆地小跑回来，敢情是出去买烟了。她把两包香烟轻轻放在我面前的桌面上。我刚要把香烟还给她，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张所长回过来的。
“噢，罗德林把财二打伤了？这两个小子！一个欠揍，一个好揍人，鉴定是轻伤？我，我家里老人生病了，哦，输完液我还得去县局开会，今天恐怕——”张所长说的是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他在部队上干了十几年，复员后说普通话的习惯一直没改。
“我想应该先把罗德林传唤过来。”我说。
“好的。”所长说，“你把材料搞好，看他态度怎么样，态度好可以让他取保回家，要是犟得很，就把他送拘留所。”
我让花妮带路去罗德林家。
“用不着俺带路。”花妮指着汪传法，“他家玉娥和罗德林的媳妇是干姐妹。”
“太熟悉了，去抓他反而抹不下脸面。”汪传法摇晃着脑袋，“花妮，还是你在前面带路比较合适。”
我们离开派出所，汪传法走在后面，磨磨蹭蹭地掩上铁栅门，刚要套上链子锁，又把铁栅门打开了，“哟，指导员来了！”
阎强穿着风衣，骑着红色摩托车从县城方向驶过来。到近前刹住摩托车，他摘下头盔打量着我们，“干吗去你们？怎么还有花妮？”
“去抓罗德林！”花妮说，“他把财二打伤了。”
“噢——”阎强顿时失去了兴趣，拧动油门，骑着摩托车进了院子。
“跟我们一起去吧，指导员！”汪传法说，“咱们多一个人就多一分——”
“别打我的谱了，我哪儿也去不了，”阎强头也不回地说道，“今天大集，办理身份证的日子。你们快去快回。传法你今天顶替我去交管站，和他们一起去查车。”
“我得跟着计生委下乡。”汪传法说。
“不能再跟计生委合作了，”阎强把摩托车停在屋门口，“除了中午管你吃一顿，罚了那么多超生款，曹镇长也不说跟咱们分一点。”
阎强和我是校友，比我高两届，我在刑警队时就认识他，见了面好拍打肩膀开个玩笑。我扯着汪传法，跟着花妮出了镇子，顺着河边的小路往东走。小路的另一边是芦苇荡，河对岸山坡上有一家石材加工厂，来往的大卡车扬起一路灰尘。“这是罗德林的厂子，现在的大理石一平方就能卖一百块钱！”汪传法紧走几步，赶上来跟我走并排，“鲁警官您刚来，对俺们这个镇还不了解，这个罗德林……虽然我媳妇和他媳妇是很要好，经常在一起玩儿。但是我和罗德林，我们两人没啥话说，性格不是一路人。他朋友很多，人们都称他是眉镇的老大——”
“老大？哼，我最反感的，就是说某人是某个地方的老大了！”我瞪了他一眼，“过会儿见了面，就知道他是老几了。”
“我不是这意思，”他咂吧着嘴，“我是说，罗德林这个人，脾气暴烈，有一套他自己的法律。比如财二去他水库偷鱼，被他碰见了，他不会把财二送到派出所，让咱们来处理，而是依他自己的规则来教训财二。我担心过一会到了他家里，万一场面搞僵了——”他把声音放低了，像是自言自语，“咱应该等等张所长，开着警车来找他，也能增加点威慑力，最好是给刑警队要两个人来……”
“鲁哥就是刑警出身，还对付不了几个土老帽儿？”马辉摇晃着电警棍，“还有咱两个呢，就算他十个八个的一起上，鲁哥带着枪呢，一鸣枪他们还不得都吓趴下？”
一个老汉蹬着三轮车迎面而来，他左手掌握着车把，右手拿着小木棍敲击着捆绑在车把上的枣木梆子，吆喝着：“老豆腐，嫩豆腐，豆腐皮，豆腐卷，五香的，麻辣的——”他扭脸望着我们，“哟，传法，去哪儿办案？”
汪传法支吾一声，三轮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去，军绿色帆布做的车篷久经风吹雨淋已经严重褪色了，两行用红漆新写的字格外醒目：“豆腐无语，味道说话。”老汉一路敲着木梆，吆喝着走远了。汪传法回头望了那人一眼，说：“我打记事儿起，这个老侯就卖豆腐，二十多年了，风雨无阻，天天早上准时敲着梆子出门。”
大理石厂东面，是一个林木茂密的小山丘，杂七杂八的灌木和攀缘植物簇拥着高大的洋槐树。隔着低缓的山丘，是一个小水库。水库北岸，向阳的山坡上有座被竹林围绕的红色小楼。一条青石垒砌的台阶穿过竹林，通向河边的索桥。四条比大拇指还粗的铁索上面铺着厚厚的木板，两面各有一条铁索当护栏。河水越过坝头形成一条小瀑布。
“那个小楼就是罗德林家。”花妮停在桥头边的树影下，“他家养着狗，你们小心着点儿。”
河面上泛着一股凉气。我们走过索桥。一条小黄狗忽然从竹林里蹿出来，背上的毛竖着，像个大刺猬。
“黄不点儿！”竹林后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清亮悦耳，即使是在呵斥小狗，严厉中也透着几分温软。枝叶间闪出一个红白的身影儿，从竹林里走出来。小黄狗心有不甘地回到主人身边，伸出小舌头呼呼喘气，冷不丁再冲我们叫上几声。石阶左边有一条小溪，它的源头在某个幽深而神秘的山峰里，千折百回缠绵而下，穿过小楼前的竹林，顺着台阶汇流入河。回旋的泉水在她脚边的卵石上激起一溜小水花。她穿着半高跟凉鞋，宽松的白色长裙，红色的翻领上衣。长发披散在肩头，头发浓密漆黑，脸庞显得有些苍白。
“她是罗德林的媳妇。”汪传法小声告诉我，然后转过脸问那女人，“弟妹，德林在家吗？我们找他有点事儿。”
女人望向我们，她的视线落在我脸上，一瞬间就把目光移开了，越过我的头顶往索桥那边望去。
“他一大早就开车出门了。”她说。
“罗德林涉嫌一件致人轻伤的案子，我们依法传唤他。”我望着她身后台阶尽头一扇虚掩的院门，“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去你家里——”
“我说过了，罗德林一大早就开车出门了！”她再次打量着我，双眉似蹙非蹙，“你的意思是要搜查俺家吗？”
索桥下小瀑布的声音消失了，小黄狗的吠叫声也消失了，只有她的声音从时光隧道里传来。
“杜雪！”我脱口叫出她的名字。星星点点的阳光穿透翠竹的枝叶，落在她身上，在乌黑的长发与苍白的脸庞上闪烁。微风吹动她的衣袖和裙摆，高挑的身姿映衬着四周婆娑的竹影。
她好像没有认出我来，“请问，你是谁呀？”
汪传法显得比我还尴尬，嘴唇嚅动着想报出我的名字，表情就像一个想替同学回答问题，又担心老师批评的小学生。
“我是鲁松。”我说。
“鲁松？你怎么成了警察！”她下意识地抬起右臂，食指指着我，抿着嘴角微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