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海涛和池友明的帮助和关照下，林芬的“之江”中餐外卖店如期开张了。
开始几天，客人并不多。有些人从门前经过，只是驻足看看，就走了；也有些进来看看冷柜里的各样菜式，问了问菜式和价格，并没有买什么东西。林芬不管买与不买，都是笑脸相迎，不嫌麻烦，有问必答，颇得客人好感。林芬记住了石红珍告诉她的生意经：自己的生意，一定要用心去守，要礼貌待人。做生意要有守一段时间的思想准备，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
几个月下来，生意真的一天好过一天。从十一点半开始，客人就陆续进来了，看客人的穿着打扮，大多是属于写字楼的白领阶层，他们买菜都很有规律，点一个头菜，点一个主菜打包带走。也有一人买两份、三份的，可能是替同事一起来买，带回公司解决午餐问题。算起来，这样的一顿午餐，比到法国餐馆去吃至少可以便宜一半以上，而且也节省了不少时间。
餐厅里虽然只有三张桌子，但中午就餐时间也常常坐满人，大多是年纪大一点的。他们都比较斯文，也很有礼貌，走时都不忘说一声“谢谢”“再见”。
做外卖店实际上并不比做餐馆轻松多少，工作时间也不比做餐馆短，甚至还要长。开始的时候，每天早上八点钟林芬就要起身，赶到华人开的亚洲食品超市进货，十点钟左右要回到店铺，把食物交给厨房，自己做开门的准备。一般上午十一点多就有客人来买外卖了，一直到下午两点，这中间陆续都会有客人。下午两点半以后客人基本上少了，但又不像餐馆一样可以关门，可能一些路过的游客，会进来就餐或买一些点心之类的东西，或者买一瓶饮料。营业额虽然不多，但林芬是抱着多卖一份是一份的心态，一律笑脸相迎。闲来没事的时候，她就一边守着店铺，一边拿着一本书来看，或者学习法文。到下午五点以后，客人又会多起来，一些从写字楼下班的人——主要是年轻人——来买几样菜带回家，就不用再自己准备晚餐了。到晚上八点多钟，客人基本上不多了，才开始收拾东西，将一些没有卖完的菜一盆盆用保鲜纸包好，放进冰箱。还要洗擦干净器具和桌子，等所有工作做完，也要十点多了。回家洗漱一下，上床睡觉一般也要到午夜十二点钟。天天如此，整个星期一天也不能休息。这样的生活，不是年富力强，真的是很难顶得下去的。
光阴易逝，岁月如梭，转眼又几年过去了。
几年中，林芬全心全意地经营着她的“之江”外卖店，付出了青春，付出了辛劳，同时也得到了收获。这几年来，外卖店的年报表显示，收入一年比一年都有较大的增长，用朋友开玩笑的话说，“林芬的钱包越来越鼓了。”
林芬也实现了当初开店时定下的目标，她用这些年的积蓄，加上又向银行贷了一部分款，在外卖店的楼上买下了一套房子。虽然只是一房一厅，但能在巴黎这个区段有自己的房产，也真不容易，让一些同样年纪还在打工的姐妹们羡慕不已。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都过了三十的人了，林芬至今还是单身一人。虽说林芬性格好强，与朋友聊起这方面问题时总说，一个人不是照样活得很好吗？但是一个女人，正值花样年华，工作忙时不觉得，但当一人回到家里时，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时不时出现的寂寞感在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看看有的朋友休息天时，出双入对，自己却总是茕茕孑立，表面没有什么，内心里总有一份排遣不去的伤感与孤独。
朋友与相识的人见到她总会问她，怎么还是一个人啊，你还年轻，长得又漂亮，现在又有了自己的事业，找个男朋友并不困难啊，为什么至今还是单身一人？林芬对于这些提问，总是一笑而过，没有作正面回答。她有她自己的心思，自己的考虑。
这几年来，由于专心于经营外卖店，社团的活动很少有时间参加了。后来外卖店星期天休息，遇上“旅法华侨俱乐部”刚好有活动，她都积极去参加，顺便也会会老朋友。如果俱乐部没有活动，她有时也会约张莉和陈美英出去玩玩，她自己买了一架相机，也动员她们两人也各买了一架相机，一起到各景点或郊外拍拍照，拍出的相片相互交流欣赏，大家玩得很开心。久而久之，她把主要的业余时间都花在玩相机上了，自称是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
过去的五年，巴黎华侨华人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几年来，中国大陆来法国的移民大量增加，而这些移民中，浙江温州和青田的占绝大部分。他们中间不少人是通过中介的安排偷渡来到法国的，一部分人拿的是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旅游签证，到了巴黎机场被人接了出来，就成了没有居留的“黑人”。有些则是先到其他国家，后来经过千辛万苦，想尽各种办法，再辗转来到法国。
不少人先是到了欧洲其他国家立足，后来还是把法国作为最后的定居地。主要是相比较起来，差不多的工种，法国的工资比其他国家的高，找工作也比较容易。
做了长短不一的几年“黑人”，后来刚好遇到当时的法国政府对没有居留证的非法移民实行了一次大赦，不少人才得以申请到了正式的法国居留证。
在这段时期，法国的华侨华人是欧洲国家最多的，从七十年代初的几万人，一下子激增到了三十多万。
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大多不懂法语，也没有其他的特别技能，唯一能比较快地上手，能赖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开中国餐馆。所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巴黎的中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开花。在很快的时间里，巴黎基本上已呈饱和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餐馆业逐步又向巴黎郊区和外省发展。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大巴黎地区大大小小的中餐馆已达四千家左右。到后来，法国凡是人口有一万人以上的城市，几乎都能看得到中餐馆的中文字招牌。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法国的经济一直不怎么景气。加上二零零二年后，法国的货币政策放弃了法郎，改用欧元，物价一下子跟着飞涨了起来，让消费者都感到有点吃不消。这种变化，也直接打击了法国的中餐馆业。
与中餐馆业情况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温州、青田籍的华侨华人，转向做中国各类产品进口法国的贸易生意。没有几年工夫，就在巴黎的北郊奥拜维利埃市崛起了一座中国商贸城。
法国华人社会出现繁荣的另一个大的特点，就是华侨华人社团的大量涌现。
一天晚上，张莉跑到林芬的外卖店来闲坐，告诉林芬说，她已接受朋友的劝说和鼓动，参加了一个新成立的协会，并被推选当上了副会长，负责这个会的对外联络和文娱方面的工作。张莉反正家里的生意有老公顶着，不需要她按部就班地去上下班，又还没有孩子，加上她生性好动，喜欢交结朋友，喜欢出入一些活动场所，所以十分乐意地当起了副会长。平时，徐海涛也不怎么管她，只要她不要太多地干涉他的自由，在钱的方面也就由得她花费。张莉为了打发时间，在家待不住，只好自己找乐处，常常往外跑。不想交际广了，认识的朋友也多了。除了参加协会里的一些活动外，也和一批喜欢常常光顾“CASINO”的志同道合者一起，经常地去那些地方寻找刺激，慢慢地竟成了那里的常客，越陷越深，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那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