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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直是戴秉国的交谈风格：创造良好的氛围，真诚地与对方交流。自2003年至2013年，他率中方工作团队同美、俄、日、印、法、英等大国及欧盟等组织进行战略对话，触及诸多敏感问题。这10年的一些经历，被记录在他的新书《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中。

戴秉国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本书记录了我难忘的那些战略对话。通过这本书，我想告诉中外读者，当今世界和中国正发生巨大、深刻的变化，中国只要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一定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而世界各国也应该放心、安心地同中国打交道，共同推动建设更加和平、安宁、公正、繁荣的世界。”

谈战略对话：“要把孩子的照片放在案头”

当初，中国为什么要启动战略对话？对《环球人物》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戴秉国自然很熟悉，但语调仍十分郑重。“冷战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关注。他们关注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关注怎样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如何积极影响外部世界特别是大国的‘世界观’‘中国观’，从源头上影响他们的对华政策，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成为我们的重大课题。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胸怀全局、审时度势，适时做出了同大国开展战略对话的重大决策，力求通过推心置腹的战略沟通和思想交流，探讨如何正确认识世界的变化和彼此的发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有了这个决策，才有了这十年的战略对话和沟通。”

这些对话，产生了许多重大成果，也留下了不少温情时刻。戴秉国给《环球人物》记者讲了个有趣的故事。2009年7月27日至28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他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进行了5场会谈。在一次宴会中，他掏出自己刚满月的小孙女的照片给希拉里看。“我考虑到她是位母亲，一定对小孩子的事很在意。果然，她一看到照片就很动感情。我对她说，我们要把孩子的照片放在案头，时时提醒我们，为了给他们创造一个繁荣幸福的未来，让他们生活在和平的阳光下，我们有责任搞好中美关系。她很赞成，频频点头。”在闭幕式上，希拉里专门讲起这个事，很感慨：“我们都意识到，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在那次对话中，美方明确提出美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战略对话不是万能的，却必不可少。它增进了我们与对话方的战略互信，也推动了重大外交难点问题的解决。”戴秉国说，“中国能够赢得一个总体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发展自己，能够稳步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同战略对话的有效进行是分不开的。应该说，战略对话功不可没。”

（右图）2008年11月7日，第三轮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时，戴秉国（左）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俄总统专机上交谈。

戴秉国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的外交生涯“从中苏关系开始，以中俄关系结束”。1959年，他被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录取，“记得那是第三志愿，稀里糊涂就填了”。大学时，他养成了阅读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习惯，《四川日报》的文艺版和国际版也每期都看。毕业后，他在学校推荐下考上外交学院研究生班，自此踏上外交道路。

在戴秉国的外交生涯中，很长时间从事的是对苏联的外交工作。他回忆：“我这一代人是在中苏友好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小学时，学校常组织学生宣传中苏友好，大家都向往苏联人民“有酒、有肉、有电灯电话、有拖拉机”的好日子。但到他读大学时，中苏关系已有变化，“外语系本来是由苏联专家授课的，但当我们进学校时，苏联专家都离开了”。1966年，他正式进入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更感受到了中苏关系的阴晴冷暖。这个司是外交部最早建立的一个司，他从科员做到司长，其间大多处于中苏关系冰冻期，俄语干部不得不坐“冷板凳”。但恰恰在这一时期，他和同事们得以静下心来，编纂中苏关系档案资料。这套资料上呈中央领导同志参阅，对戴秉国后来的对俄外交工作也提供很多启示。至今，他还留存着一份苏联处同事们手抄的中苏关系大事记。

《环球人物》记者问：“您怎么看当今的俄罗斯和中俄关系？”戴秉国强调：“俄罗斯是很重要的国家，仍是世界几大力量之一，世界许多事情的解决都要靠中美俄这三大力量。它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独立自主决定内外政策的大国之一，有着巨大战略承受力。当前它面临一些暂时困难，但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光明。”

2013年3月16日，戴秉国退休。3月22日，习近平主席首访俄罗斯，他去机场送行。回顾中俄关系，戴秉国说：“中国现在同俄罗斯的关系很好，叫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要同俄方一起，把已经很好的中俄关系推向更高的发展水平，好上加好。”话锋一转，他说：“当然，我们也要同美方一道继续致力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西方有人说，中俄是谋求联合对抗美国，这不是我们的政策。中方也乐见俄美改善和发展关系。最近我跟基辛格讲，如果中美、中俄、美俄关系都好，世界上的事就会好办一点。他也是这个想法。”

谈中美关系：“中国可能是美国最管用的合作伙伴”

戴秉国对中美关系用了“最重要、最复杂、对世界牵动和影响最大、最需要下功夫去处理”来形容。

2003年3月，戴秉国从中联部调回外交部担任党委书记兼副部长。当时，台湾地区即将举行领导人选举，陈水扁为拉抬选情，提出要在选举同时举行“公投”。戴秉国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出访美、德、法、日、俄五国，说明台海形势的严重性，美国是第一站。出发前夕，他独自坐在外交部办公室里琢磨“去后该怎么谈”。“我想啊，事物是发展着的，现有的几句老套话只是些原则性的东西，如果落实到具体会谈上，哪怕提出两三句紧跟形势发展的新词，那么对话效果就会大不一样。”他与美国政要、知名学者等举行了11场会谈，首次提出了“阻断‘台独’的道路”。他解释：“这句话总体上与中央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能促使美国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作为双方讨论的焦点明确下来。”结束访问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等都做了积极的公开表态。

今天的世界还有出现新冷战的可能吗？当《环球人物》记者提出这个问题, 戴秉国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想，要把世界拉回冷战时代，也没那么容易。”他说，不可否认，尽管冷战已经结束20多年，但结盟对抗、零和博弈等冷战思维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身子进入了21世纪，但脑袋还在20世纪。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一切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应当警惕和抵制试图重新挑起冷战的言行。”他告诉记者，“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各国唯有同舟共济而不是同舟共‘挤’，同舟共渡而不是同舟共‘斗’，才有出路。”

对世界形势和世界未来走向，戴秉国说：“由于种种原因，当今世界仍不太平，有一些小的战争，大国竞争也很激烈，但世界在进步，要和平、求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比如：70年没打世界大战了，现在还看不到谁准备挑起新的大战；一大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崛起；伊朗核问题通过和平对话得到解决，开辟了用和平方式解决类似问题的先河；国际治理体系和秩序也逐渐得到改进和完善，出现了APEC、亚投行等新事物。”

作为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资深外交官，戴秉国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有着深刻理解。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讲的。苏联垮台后，许多外国朋友希望我们扛起旗来。邓小平同志很清醒，说不能当这个头。他曾经讲，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不把发展搞上去，怎么站得住脚啊？！”

有人把“韬光养晦”说成阴谋诡计，也有人说中国放弃了“韬光养晦”，戴秉国都不赞同。“‘韬光养晦’是光明正大的，本质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不结盟、不扩张、不称霸，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坚持搞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这些都是‘韬光养晦’思想的体现。习近平主席一直讲，我们不称霸，不是国强必霸。我想，这些精神，我们会长期坚持下去。”

至于“有所作为”，戴秉国说，中国外交一直都在践行这个思想。“中国为亚洲和世界做了很多好事、善事，比如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第一、推动建立亚投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我们也始终没有忘记第三世界的穷哥们儿，希望大家都逐渐过上好日子。习近平主席说了，我们要扩大朋友圈。光我们好不行，大家都好，世界才平安。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对全人类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采访临近尾声时，戴秉国寄语外交工作者：“我们的外交人员要热爱外交事业，忠于国家，甘于奉献；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国家和世界；要有责任心，努力学习和掌握同外部世界进行战略沟通的艺术。我相信中国外交的未来会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