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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过日子，要知道有多少家底。一个国家要发展，更要精打细算。而张晓晶就是那个给国家记账本的人。2011年，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成立国家资产负债表课题小组，张晓晶担任副组长，并于2013年发布了首份“中国资产负债表”。今年8月，课题组的第二部成果《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出炉，整理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13年的经济数据，再度引起关注。

张晓晶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账本中数据是挺多，一花一草值多少钱都收录在内，但‘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不难理解。每家企业都有资产负债表，一栏记资产，一栏记负债，自己有多少钱，借了多少钱，账目一清二楚。我们也制了这么一张表，记录了整个国家的财富与债务。”

国家这本“账”怎么算

国家资产负债表课题组现在由10多名专家学者组成，其中还有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虽然小组成立只有4年，但张晓晶关注、研究这个问题要更早。2000年，他从北大念完博士后，进入社科院经济所，一直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也曾为“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做过评估。2006年，张晓晶到哈佛大学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访问交流，后来他与一位经济学家合作完成了一篇学术论文，主题就是国家的综合负债。

这让张晓晶再度关注国家资产负债表，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国家积累了多少财富？借了多少债？一旦发生危机，有没有能力处理？我们都能在资产负债表中找到答案。过去我们谈国家治理和国家能力，讨论的多是税收能力，是流量概念。而资产负债表中的数据更强调存量，反映国家积累财富与偿还债务的能力。”张晓晶说，这张表不仅为应对危机，日常国家治理也得有一本账，哪些数据反映了什么问题，我们该如何调整，才能避免问题扩大化。

中国记这本“账”算是刚起步，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有很长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英美等国就在国民收入方面，进行了国家的资产与负债的统计。现在，美、英、德、日等国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已成体系，并且会定期发布。

张晓晶介绍说，在部门分类方面，我国资产负债表参照全球通用标准，分五大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与对外部门，除了各科目的资产与负债统计，资产负债结构分析也会在报告中体现。“做这张表，我们就像账房里的记账先生。眼皮子底下的东西是不是都要录入，该放入哪个科目，都要考量。”他打比方说，一个酒店的桌子、椅子，甚至花花草草都归其所有，酒店属于非金融企业，这一类将折现纳入非金融企业资产；对于居民而言，最典型的资产是住房；政府资产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的资产；金融机构的资产与负债计算的是银行、证券公司等；对外部门资产是外汇储备。当然，这其中具体算法也有争议。比如，故宫里的东西该折多少钱？法国卢浮宫、奥赛博物馆以及很多发达经济体，都收藏了大量的古董文物。但在他们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有的古董文物只是象征性计入，比如1美元，因为这些不易变现或者不能变现。“所以，我们在统计时，故宫里价值连城的文物就并未计入。”还有争议比较大的是土地价值。这些土地在危机时刻是否都能变现？显然不可能。所以这部分国有资产我们需要谨慎对待。“我们的计量方法是，利用土地上的净产出，以一定的折现率倒推土地的价值，比如计算土地上的农作物。在报告中，我国土地的价值为65.4亿元。”

我们的家底能应对1.5次危机

《环球人物》：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到底有多少家底？国家的净资产是多少？

张晓晶：这本账确实很“厚实”。累加居民、政府、金融、非金融企业以及对外部门的所有净资产与负债，就构成了国家总资产。从2007年到2013年，我国国家总资产从284.7万亿元增加到691.3万亿元，年均增长67.8万亿元。

而更能反映家底的是国家净资产，它是国家总资产减掉国家总负债。从总量上看，2013年，我国总的净资产为352.2万亿元。从结构上看，净资产有个鲜明的特点，因为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国家财富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比重占三至四成。西方国家是私有制，政府资产极少甚至为负。

《环球人物》：政府掌控的财富比重大，是好事吗？

张晓晶：政府有钱，掌握的资源多，处理危机的能力就强。换句话说，有钱就底气足。不过，大量资源由政府掌控可能会导致效率不足。但这不是说所有国有企业都如此，只是有一些国有企业存在这一问题，所以才会有国有企业改革、提高效率，实行混合所有制的讨论。

《环球人物》：家底厚起来的同时，我们的债务问题是否也跟着来了？

张晓晶：有很多外国专家，喜欢讲中国的债务，说我们有债务风险、债务危机。这几年政府债务是在急速上升。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看，2008年后，该指标从40%提高到57.8%，6年里上升了17.8个百分点。不过，很大部分借款用来搞基础设施建设，债务多，但有对应的资产在，不少还是优质资产。更重要的是，我们估算的主权资产（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加国企）净值超过100万亿元，就是说我们的主权总资产减掉总负债还富余100万亿元，而且政府变现能力比较强，可动用的财富有28.4万亿元，表明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应对债务清偿问题。

目前值得担心的是流动性问题，即地方政府家底很厚，但短期内还不能变卖家产来还债，就要靠中央财政的债务置换、银行的贷款周期等缓解短期流动性问题。

在美国，为什么会有地方政府破产？这是因为州的、地方的财政独立于联邦财政，地方财政出问题，自己担责，联邦不管。在中国，中央和地方是绑在一起的，地方出问题，中央一定会管。所以，不用担心会出现地方债的危机。

《环球人物》：所以，这张国家资产负债表告诉我们，危机不会来？

张晓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几乎没有真正遭遇过危机。危机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谁说社会主义就没有危机，不到事情发生那一刻，我们不会知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有人认为对中国来说，这根稻草可能是美国加息。美国加息，美元升值，资本外流，外汇储备减少，货币的增发渠道随之减少，货币紧缩，然后引发一系列其他问题，导致危机。

有人说，国家有钱，可以救啊。我们做了个实验，假设最坏的情况下，一次金融危机导致GDP损失了30%，我国352.2万亿元的净资产可以应对1.5次金融危机。

到底要不要杠杆

《环球人物》：今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主题之一是杠杆调整，现在全社会的杠杆率有多高？

张晓晶：所谓杠杆率，是指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2014年，我国的杠杆率为 217.3%。虽然与一些发达经济体300%—400%的杠杆率相比，中国还不算高。但有两点值得警惕：一个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从2008 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这样快速攀升风险很大。另外，中国企业杠杆率为123.1%，差不多是国际上最高的了，这也是当前风险所在。从全球范围看，2008年前，全球杠杆率的上升主要由发达国家导致，但从那以后，全球杠杆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下一下场债务危机的主角。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杠杆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要保持高度警惕。“去杠杆”在所难免。

《环球人物》：具体看，杠杆该如何调整？

张晓晶：把资产负债表拆开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偏高。居民和中央政府，我们是鼓励杠杆率往上走的。

政府的杠杆率为57.8%，其中中央政府是15.1%，这个数字肯定是要往上走的。因为从资产角度，随着市场化改革，国家掌握的财富变少了，分子小了；而从负债角度，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政府要花的钱越来越多。政府部门的这张资产负债表，将会变得与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一样，会有更多的负债，这很正常，是大方向。

在居民部门，我们现在的杠杆才30%多，发达经济体60%都是正常的，比如日本是65%，美国是77%。我们提倡提高居民杠杆率的初衷是，刺激消费和投资。没钱花，国家借给你。这些年，我们的消费习惯有了一些改变，房贷、信用卡越来越普及。最近还有一个很火的杠杆，就是股票融资、融券以及场外配资。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6月，股市大盘狂飙3000点，有些人利用这个政策，融资加了杠杆，挣了不少钱。这两个月，股市又大跳水，不少人开始质疑股市杠杆，他们认为风险太高了，甚至出现反对股市杠杆的声音。我认为，杠杆可能只是问题之一，加了杠杆后股市波动幅度更大，监管部门没有把握到这个规律。但杠杆是否应该负全责，可能要打个问号。杠杆本身就是一个工具，好与不好就看我们怎么使用。所以，要让杠杆完全撤出股市，可能性比较小。

《环球人物》：在这方面，国家的大战略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