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环球人物

但凡性情中人，身处故土，难免百感汇集。若是好饮之人，自当多喝几杯。野夫这位“仗剑携酒走江湖，恩怨都寄醉梦中”的典型江湖侠士做派的人，更是如此。

9月8日下午，《环球人物》记者如约给野夫打长途电话，想再补聊前次在京见面中未尽的话题，结果他电话中告诉记者，回老家，喝太多了。几句之后，乾坤颠倒，只得挂断。

那天跟着野夫回老家的，还有他任总策划和编剧的大银幕作品《1980年代的爱情》。他的家乡湖北利川本来是故事的发生地、电影的取景地，现在又多了一个：回乡首映式地点。

离乡多年的他，模样早已与30年前大不相同。但有两样习惯一直未改：一是饮酒，现在的他依旧每天至少喝3两酒，自酌自饮，不需菜，只干喝；另一个则是写作。他说这两样是自己纾解苦痛的方式。大约一者把苦痛倾诉出来，一者就着酒咽下。

爱处处都是为了成全

野夫和其他在上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的文人一样，有着关于那个年代共有的骄傲和挥之不去的情愫。这其中包括对那时爱情的追忆。“我们那个时代，不是吹牛，到大学里面，从身上掏出一卷诗，给大家一看，就能引来追求者。”野夫说着，神色里满是得意。

正是为了“祭奠自己的青春和那个年代”，野夫在2013年于德国访学期间写成这部有着“百分之六七十”亲身经历的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随后又拍成电影。

书中，主人公关雨波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回老家的镇上任职，在这里与高中时一直暗恋的对象丽雯不期而遇。古朴偏远的小镇上，爱情悄然萌生，丽雯深情而隐忍，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二人的阶级身份地位让两人爱而不得。于是无论怎样的深情，丽雯都只能忍痛拒绝，并最终将关雨波推向山外更广阔的世界，一段“不表白的爱情”至此无疾而终。

人物简介

野夫，本名郑世平。1962年出生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的一个边远村庄。1 9 8 2年毕业于恩施师范专科学校（现湖北民族学院），现专职创作。主要著作有《江上的母亲》《乡关何处》《身边的江湖》《1980年代的爱情》等。

野夫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是一个“不断拒斥”的爱情故事，“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爱情，都是为了‘抓住’。我在这里讲了一个不断拒斥的故事，这是一个近乎残酷的安排，因为这样的爱不为抓住，却处处都是为了成全。”

文学评论家敬文东说：“1980年代是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曾经的清纯时代。那时，野夫年轻，爱情更年轻；那时，野夫纯洁，不敢亵渎神圣的爱情。”野夫回望80年代，“不知道是为了给今天疗伤，还是为了讽刺今天……”

现实中，野夫的感情经历更有戏剧性。中学时，野夫曾暗恋一个女同学，写的情书被告发，交给老师公开。他承受不住羞辱，吞水银自杀。在获救后，野夫立下誓愿“要让她爱上自己，再抛弃她”。他读大学回乡后，与之接近，女孩逐渐恋慕于他，他却最终不忍心欺骗，向对方袒露实情，说“我不想报复你”。若干年后，再得知对方消息时，已入中年的女同学身染重病，野夫从北京请了国内顶尖的医生入山给她做手术。“结局不是很好，红颜薄命。”言及此，这个历经沧桑的男人一声长叹。

对当下年轻人的爱情观，野夫说都是从“80后”的女儿和身边的年轻人那里了解，再有就是电视节目。“像《非诚勿扰》，多少还是能反映一些现在年轻人的爱情观的。比如一个男人走上去，说我没房没车，现在打工正在奋斗之中，但我对未来自信满满，啪！灯全灭了。但如果是富家公子，上去一报估计灯全亮了。我没有资格去批评他们，但这些确实有别于我们那个年代”，他顿了顿补充道，“这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

外婆教给我善良和慈悲

野夫的童年，甚至一生都在叛逆。叛逆于体制，叛逆于潮流。当然，他自己也多受此累。

念小学时，野夫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可是生性调皮，班主任不喜欢他，甚至毕业后不让他继续上初中。没办法，野夫只好上山打柴。“你无法想象那个年代的人，为何要与一个小孩为难，我差点就变成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社会混混。”最终，还是野夫的母亲去求文教站的站长，他才重返课堂。

出身大家闺秀的外婆则教给野夫古文诗礼，善良和慈悲。“她永远对人恭谨热情，看到街上的小乞丐，都让我拿点饭送过去。结果幼小的我学她，看见乞丐就往家里拉，并不知道自家日子其实也很窘迫。有时母亲看不过去，说我两句，外婆依旧维护着我小小的自尊。”

1978年，16岁的野夫考上恩施师专。他成了班里最爱惹是生非的学生。爱读书，不爱上课。流行喝酒打群架的时代，野夫是一群学弟们的头儿，经常帮人出头担事儿。身上随时带着匕首，爱打抱不平，也可谓草莽气十足。

野夫的江湖习气，他坦称来自土家山民的彪悍作风。“从文化上来说，我们那个地方和沈从文笔下‘多游侠子弟气’的湘西在本质上是一块土地，只是从地理上有意把它割裂分属两省。”

当草莽和仁善共同交融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可不就是“侠士之风”。著名学者易中天曾评价野夫：“巴山楚地多蛮野，恨海情天出丈夫。”

大学期间，野夫也是同学眼中的诗人。“我的诗歌最早发表地就是在墙上，用毛笔写得跟大字报一样贴上。学生端着饭碗去围观、去抄。”

1982年，恩施师专一群学生成立剥枣诗社，是湖北最大的诗歌社团，野夫是发起人之一，并开始使用“野夫”作为笔名。这个名字，出自唐人刘叉的诗句“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大学毕业后，野夫当过教师、宣传干事、警察，后来做小生意，卖衣服、做油炸早点、开挖沙厂，都赔得血本无归。最终，他决定北上。走之前，朋友到车站送他一只钢锅，让他好埋灶做饭。他却说，如果你非要送，我就把这锅在铁轨上砸了，天下之大，总有我吃饭之处。

赤手空拳来到北京，是1996年寒冬，“只剩换洗衣服，一无所有”。此后，他开始当编辑，做书商，做得很得意。可没几年也不干了，原因是受不了向人催账的生活，“人到四十，还为1万块钱天天打电话，像黑社会一样——败坏人的心情。”他把别人欠的100多万一笔勾掉，离京南下，落脚云南大理。

心回归平静之后，曾是诗人的野夫，在2004年重新拾起了创作。

用写作偿还情感的债务

野夫说，在诗人里他最喜欢聂绀驽“诗酒猖狂，半生冤祸”。这两句话，又何尝不是野夫自己这半生近乎白描般的写照，更是他书里频繁出现的主题。

在他的作品中，写得最多的是利川的家族史，文章鲜血淋漓，身世令人悚然。祖父“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几天后被扔到村边天坑中。”

除此外，就是一个个江湖友人。他写与朋友苏家桥喝酒，炎热夏夜，酒酣时分，两人学魏晋狂士裸体上街，路遇一些机关门前挂着的木牌，就去摘下，抬着一路狂奔，找个角落扔下。有一次扔完了才发现，木牌上赫然大书“人民法院”4个大字。觉得这个还是不惹为好，又抬回去挂好。

野夫所书人物，大多身世飘零。《环球人物》记者问他为何有这么多奇友，他说是自己的刻意访求，“从小的阅读经验让我觉得这世上总是存在一些独立特行之人，我特别醉心于魏晋风度，和这类人天生气味相投。”

聊及写作缘由，野夫直言：“一为还债，二为记史。每个在我少年时给过我养分的人，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他能做的，就是用文字把他们镌住，留下。“尤其是我的父辈们，在世间留下的都是血泪斑斑的痕迹。”

写作的第二个初衷则是为了记录历史。“历史多数时候都是帝王将相史、政治史，是被篡改和遮蔽的宏大叙事。其实真正的历史，应该是万千平民的生活史，没有这样一些故事，我们根本无法窥见这个时代的来历。所以这样的写作，不仅仅是我私人的抒情回忆，也是对家国历史的一种检讨和审视。”

问他这个债还完了吗？野夫平静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恐怕我还要一直还下去。”

刀已经化进心中

其实，除了还债和记史，文字也成为野夫借以反思、救赎自己的方式。

他还记得， 20岁那年，在一个醉酒的黄昏，路遇童年仇人。那个人曾是造反派头目，打过他父亲，还曾把机枪架在他家门口，“幼年的我只能躲在外婆膝下瑟瑟发抖”。想及此，野夫发疯般地扑上去，把他摁倒在地拳脚相加，直到耗尽力气，对方头破血流。

但翌日酒醒后，野夫感到内疚，并发现这个仇人其实可怜至极。他是一名矿工，出身贫苦，“文革”中被号召去夺权造反。可当疯狂的时代终结，他被煤矿开除，腿也在车祸中残废。野夫慨叹，“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对于这种反思，台湾诗人杨渡评价说，野夫把自己的童年教育，自身的残酷本性，家世的离奇遭遇，都一一拿出来细细审视，看见人性的幽微，理性的渺茫，世间的无情，历史的残酷。他用鞭子打这世界，也鞭打自己的内心，并以此，指向这个时代里还未泯灭的良知。

作家章诒和说得更为直接，“当我们的文人艺术家都争作‘圣洁天使’的时候，野夫的文字却来扮演魔鬼，发出凌厉的声和另类的光。”

随着年龄的增长，野夫说自己逐渐变得平和，“但是心中对世间不平还是耿耿于怀的，虽不会暴跳如雷，可内心的那种难受是抹不去的”，那把专杀不平事的刀已化入他的心中，“不再会真正的拳脚相加，而是心中放着那把刀，是永不磨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