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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子之役”后，朝鲜上下暗自称清帝为“胡皇”、清使为“虏使”，对清朝的朝贡和蔑视奇怪地共存着。朝鲜知识分子还一度极力主张复仇雪耻的“北伐论”。甚至在明朝灭亡60周年时，朝鲜国王还修建了一座名为“大报坛”的祭坛，专门祭祀明朝皇帝。 这种敌视清朝、排斥清朝一切文物制度的“华夷观”持续了100多年。直到正祖上台后，朝鲜对清朝的态度才焕然一新。

从“北伐”到“北学”

正祖李祘（音同算）出生于1752年，是前任国王英祖的孙子，7岁时被册封为王世孙。他的父亲——英祖次子李愃（音同宣），在代理政务时陷入政治斗争，被英祖关入米柜，8天后活活饿死。那年，李祘10岁。随后，他被过继给早已去世的英祖长子，作为养子入嗣。

由于目睹了父亲惨死的一幕，李祘小小年纪便小心谨慎，生怕卷入政争。为了躲开政争，他开设了一间名为“皆有窝”的图书室，一心钻研学问。他搜罗了很多书籍，非常关注当时清乾隆朝的文化。

1775年，81岁高龄的英祖让李祘代理听政。第二年英祖去世，24岁的李祘继承王位，成为朝鲜王朝第二十二代国王，即正祖。

继位以后，正祖表面上仍强调尊明大义，但实际上已认识到清朝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和朝鲜的相对落后。他对清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抱持着开放、接纳的态度。

正祖的态度也得到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一些朝鲜知识分子以“燕行使”的身份前往北京。“燕行使”是朝鲜与清结为宗藩关系后，定期派遣至北京朝贡的使者。清朝的繁华景象、风土人情令他们难忘，他们写下的所见所闻，后世统称为《燕行录》。这些学者亲眼见到清朝保留了先进的华夏文明，而不是什么蛮夷做派，开始主张吸收学习清朝文化和制度。

位列“朝鲜诗文四大家”的朴齐家就是其中一位。他曾4次作为使臣前往北京。其间与清朝的文人、书画家交往甚密。他把清诗介绍到朝鲜，同时向清朝介绍朝鲜诗，为中朝的文学交流作出重要贡献。1778年，他将自己一本提倡向清朝学习的书定名为《北学议》。“北学”来自《孟子·滕文公上》的记载——身为“南蛮”的楚国人陈良，由于“悦周公、 仲尼（孔子）之道”，而“北学于中国（中原列国）”。从此，朝鲜凡是主张向清朝学习的思潮或流派都被叫做“北学”或“北学派”。

“北学派”还有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叫朴趾源。他出身名门，1780年随堂兄朴明源率领的使团到热河的避暑山庄朝贺乾隆70 岁寿辰。回国后，他将自己从义州出发到北京再到热河，以及返回北京的一路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对清朝社会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写出了26卷本的《热河日记》。书中还有他与中国名士、文人的交游内容，对清朝的先进文化、制度都有所介绍。他还批判了朝鲜保守的“华夷观”，辛辣讽刺了守旧思想，倡导“北学”思想。

那段时间，朝鲜使行人员回国后所写的报告——“使臣别单”和“译官手本”中，不再有“清朝出现危亡之兆”等危言耸听的字句，即使清朝有白莲教起义，西征、南征之事，或贪官腐败等内政弊端，他们也都可以客观描述。这表明朝鲜开始以平和的心态和客观的态度看待清朝。

正祖也不像前代国王那样慨叹中原无“河清之报”——意指黄河之水尚未变清，中原仍由夷狄统治。正祖所关心的是清朝的城郭濠池、市肆、漕运制度，以及《四库全书》等文化编撰事业。而他最关心的是“利用厚生”之制，即如何利用技术，使民众富裕起来。

“北学派”代表人物洪良浩于1783年3月从北京回国后，告诉正祖北京和沈阳一带使用水车灌溉的情况。正祖当即命令工匠造出10辆，分送朝鲜各地推行。不久洪良浩再次上书，系统介绍了清朝的车制、砖窑烧制、驴羊畜牧等，正祖也都悉心学习。

得益于正祖对清朝文物制度和先进技术的开放态度，“北学运动”在18世纪后期的朝鲜蓬勃兴起。

“三藩之乱”检验了朝鲜的忠诚

朝鲜能克服对清朝的敌意，除了正祖本人的开明，还因为随着时间流逝，丁卯、丙子之役所造成的仇恨和耻辱感逐渐淡化。同时，康乾年间清朝局势稳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特别是经过康雍乾三代不懈地开疆拓土，清朝的疆域空前广阔，朝鲜认识到清朝不会猝亡，所谓“夷无百年之运”显得不合时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康乾时期对朝鲜的政策逐渐转为宽容。

“三藩之乱”是检验朝鲜忠诚度的试金石。三藩之乱历经8年，中国的南方、西南及西北众多省份卷入，对于入关不久的清朝来说无疑是个重大考验。虽然朝鲜国内反清势力蠢蠢欲动，民心汹汹不安，但是朝鲜始终没有任何反清动作。

当清朝度过这一重大危机，平定三藩，在中原的统治愈加稳固时，清朝对朝鲜的信任度增强了。康熙年间，清朝永久免除了朝鲜白金、豹皮两种贡品，朝鲜进贡的很多“谢恩”特产还被发回，充当第二年的贡物。

当时，朝鲜使臣在北京购得《十六朝广纪》等野史，其中将“仁祖反正”记为“篡夺”。朝鲜担心清朝编纂《明史》时会出现同样的写法，便请求清朝正确书写这段历史，称“史事辨诬”。雍正帝同意了朝鲜的请求，还将尚在编纂的《明史·朝鲜列传》中有关仁祖的内容抄送给朝鲜查看。

在边务问题上，清朝几位皇帝都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朝鲜要求撤回在图们江以北建屋、垦田的清朝兵民，得到允准。雍正、乾隆年间，朝鲜又要求撤回清朝在鸭绿江边设汛的计划，也得到允准。从清朝的角度看，这样做是出于怀柔朝鲜边疆的目的。但朝鲜也因此在鸭、图二江以北地区构筑了一个缓冲区，这对巩固朝鲜边疆十分有利。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帝对朝鲜的宽容尤甚。无论是在北京、盛京（今沈阳），还是在热河行宫，乾隆帝接见朝鲜使臣时，都会问候国王是否平安，还特别礼遇朝鲜使臣。1794年，在北京皇宫举行的年终宴和年初宴上，乾隆帝不但召见朝鲜使臣，还亲自赐酒给使臣喝。

乾隆时期也是清初向朝鲜派使次数最少的。很多文书，包括皇帝的敕书也由朝鲜使臣带回，而不再专门派敕使，以此减轻朝鲜接待敕使的负担。乾隆帝还通过谕旨一再表扬正祖，如：“朝鲜国王，恪守藩封，岁修职贡，于属国中最称恭顺。”正祖在世时立了世子，请求清朝册封，清朝派使予以册封，但不久世子去世，乾隆对此深表哀悼。后来正祖又得新世子，再次请求清朝册封，乾隆十分高兴，又派使予以册封。

与之相呼应，正祖对清朝的事大礼节也尽心尽意。他曾亲自动手检查使行的贡包，查看贡品有无质量问题。而向来被朝鲜视为边防重地、与清朝接壤的地方，在正祖时期也得到了开发。如一直作为天险处于未开发状态的“废四郡”地区（鸭绿江上游边境），于1793年开始允许百姓开垦入住。

文化达到“真景”巅峰

这一时期，朝鲜一方面“北学”于清朝，一方面产生了文化自信，渐渐发展出自己的固有文化。

正祖本身就很有文化修养。在朝鲜27代君王中，有个人文集的并不多，正祖著有流传于世的个人文集《弘斋全书》。这部文集可谓鸿篇巨制，共180卷，100册，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日得录》记录了正祖在经筵等各种政事活动中，与大臣、阁僚、儒生们进行对话，以及对他们下命令的内容。

正祖继位后开设了奎章阁。奎章阁既是一个藏书的图书馆，又是从事书籍出版的机构，还是学者集中治学和提供政策咨询的机构。这里不仅有中国图书，还有朝鲜图书，并不断刊行和收藏新书。通过奎章阁，正祖得以推行他的文化政策。直到今天，奎章阁仍是韩国国学研究的重镇。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朝鲜的文化空前繁荣，达到“真景文化”的巅峰。“真景”一词来源于“真景山水画派”，这一画派是由画家郑敾（音同善）在英祖时期创立的。他摆脱了对中国画的模仿，开始用自创的手法表现朝鲜的山河、疆土。“真景”由此成为后世对这一文化大发展时期的称呼。

真景山水画法还扩展到风俗画领域。金弘道是一位民俗画大家，他的作品主要表现春耕秋收的农民、打铁的匠人等庶民生活。另一位风俗画大家申润福的作品则描绘荡秋千的女人、在河边洗衣的妇人、卖酒女郎、调戏她们的酒客等。他甚至还画一些情色场面，以艺术的手法直接冲击已经僵化了的朝鲜儒教文化。

在书法上，朝鲜也有了自己的字体。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受到排清尊明意识的影响，朝鲜书法在明的基础上没有任何进步，但随着“北学”兴起，清代的书法艺术传入朝鲜，朝鲜书法家学习所长，创立了“东国真体”。

代表人物之一的金正喜，出生望族，很有才气。相传，“北学”代表人物朴齐家看到他的字后，决定将他收入门下。金正喜继承了老师“吸收外物而善己”的“北学”思想。1809年，20多岁的金正喜随做使节的父亲一起前往北京，见到了清朝的金石大家翁方纲和阮元，欣然求教。翁方纲当时已经70多岁，是北京学术界的元老。他见到金正喜多才，称赞他“经术文章，海东第一”。阮元则给金正喜起了一个雅号——“阮堂”。日本当代学者藤塚明直评价他们三人的会面是“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性事件”。

金正喜通过与翁方纲、阮元等人的交流，吸收了清代考据学的精髓，在经学、金石学、绘画、音韵、天算、地理学等方面，都有所成就，甚至被清代的学者称赞为“海东第一通儒”。

在书法方面，金正喜学习了翁方纲的书法，他溯之而上，学习赵孟頫、苏东坡、颜真卿的书法，再溯之而上，认识到汉魏的隶书体现了书法的根本，因而勤学苦练、认真模仿。在此基础上，他创造出拙朴清高的“秋史体”，确立了在韩国书法界的独特地位。

18世纪的中国，正值康乾盛世。同一时期，朝鲜在中国的影响下，也迎来了一个文化最灿烂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