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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让我选择一个地方定居，科约阿坎一定是首选。墨西哥城，人口超过2000万的大都市，有着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通病：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人山人海……但位于城南的科约阿坎区，令这座城市与众不同。

出城中心向南10公里就是科约阿坎，西班牙殖民时代的建筑和街巷被完整地保留至今，咖啡馆、艺术廊、书店、餐厅安静地分布其间。也正因此，这里一直是墨西哥名流雅士、文人学者的最爱：艺术大师迭戈·里维拉及其夫人——女画家弗里达·卡洛、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西班牙大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等众多知名艺术家，都长期居住于此。

拉·贡齐塔广场：征服者在此开启历史

“科约阿坎”来自纳瓦特尔语——一种墨西哥土著语言，意为“有郊狼的地方”。

不言自明，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这里不过是一个有狼出没的小村庄。而著名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的到来，改变了这座村庄以及整个墨西哥的历史。

走在今天的科约阿坎，随处可见殖民时代的影子。如果把汽车和行人请走，这里几乎和几百年前一模一样。1520年，在墨西哥城的前身——阿兹特克王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被攻陷并重建前，科约阿坎一直是新西班牙总督府所在地，没错，那时的墨西哥，被殖民者称为“新西班牙”，墨西哥现存最早的几座教堂，几乎全在这里。

在游客寥寥的拉·贡齐塔广场，一座灰色的小教堂并不太惹人注目，特别是与附近气势恢宏、游人如织的圣胡安·保蒂斯塔修道院相比，它简直就像一座简陋的破房子。然而，据称它是殖民者在墨西哥建造的第一座教堂，科尔特斯的情妇马琳切曾在此做礼拜。这个土著家庭成长起来的女性，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她充当了西班牙侵略者的向导和翻译，成为殖民者的帮凶。不过随着时光流转，殖民历史的血腥和苦难渐渐远离人们的视野，尽管今天“马琳切”依然是一个偏负面的词汇，但墨西哥人对殖民历史也不再那样苦大仇深。甚至连“马琳切”这个词，也多了一层别样的意味：土著与西洋的融合。

在科约阿坎，有一家我最爱的餐厅，招牌三明治就叫“马琳切”：西班牙的风干火腿和香肠，土著的腌猪肉和牛油果，夹在面包当中，让人欲罢不能。

事实上，吃喝玩乐，才是如今科约阿坎的乐趣所在。每个周末，在伊达尔戈广场，以及周边的几条街，都会被鳞次栉比的摊贩占据，小吃、饮料、工艺品乃至家用日常一应俱全。走在其间，很有一种台湾夜市的感觉。

说到吃，除了国人熟知的墨西哥卷饼，辣椒冰棍、辣炒玉米、酸辣薯片其实更受当地人欢迎。辣椒冰棍尤其值得一说，血红色的冰棒，看起来狰狞无比，入口倒也没有辣翻天，反倒是酸、咸味道更加突出，配合微微的辣味和甜味，构成了一种国人非常不熟悉的口感。而这恰恰是墨西哥人最爱的味道，酸、辣、咸、甜四位一体，构成了墨西哥饮食的基本味蕾。特别是酸和辣，几乎是必备。当地超市贩售的方便面，酸辣口味的也是最为热销。

吃的口味重，自然需要喝的来调剂一下，“欧洽达”是不二选择：大米磨成浆，加肉桂和糖调制而成，口感清爽鲜甜；如果不喜欢肉桂的味道，Jamaica也是不错的选项——其实就是国内的洛神花水，只不过墨西哥人喜欢多放一些糖在里面——这也导致该国如今糖尿病发病率高企。

蓝房子：全球文艺青年的圣地

吃饱喝足，走走消食。蓝房子，也就是弗里达博物馆，坐落在科约阿坎的伦敦街——以欧洲著名城市命名，正是科约阿坎街道的特色。除了伦敦街，这里还有柏林街、巴黎街、马德里街、维也纳街。蓝房子主人家也和欧洲颇有渊源：弗里达的父亲是德裔犹太画家与摄影师，其家族则来自罗马尼亚。

弗里达1907年7月6日出生于蓝房子，从小家境殷实。除了因为小儿麻痹造成了右腿比左腿略短，给她留下了一丝阴影外，她在蓝房子的童年称得上幸福。读书期间，她结识了自己的丈夫——里维拉。

18岁那年的车祸，改变了弗里达的一生，她的脊椎被折成3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当时没有人相信她能活下去，然而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她竟然奇迹般恢复了行走能力，尽管仍然饱受伤痛。

如今在弗里达博物馆里，展出了大量她当年生活的用具，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医疗器具，拐杖、轮椅、矫正器，以及治疗期间的照片，在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她都躺在一个石膏制成的模子里一动不动。而在她短短的47年人生中，更经历了30多次手术，最后还被迫截肢。这一区的展览，也呈现出一种恐怖的气氛，可想而知弗里达一生所受的痛苦。

也正是这种痛苦，造就了她奇异的艺术创作。在卧床期间，她开始绘画，一生创作的200多幅作品中，大约有1/3都是自画像，初看这些画作，人们大都感觉怪异，如果了解了她的人生后再去看，就会发现她是用画作来记录自己的痛苦和思考。1954年，弗里达在蓝房子里去世。

当然，这所房子还有另一个主角——她的丈夫里维拉，具有世界声誉的墨西哥画家，留下了无数不朽的作品，展览区也展出了不少两人在蓝房子的合影。

不过来到这里的参观者，大多并不熟知里维拉的艺术创作，更多是通过弗里达认识了他。在那部文艺青年必修的经典电影《弗里达》中，里维拉频繁地出轨、争吵，成为弗里达创作的另一个源泉。这些并没有在蓝房子的展览中介绍，但人尽皆知。

后世对这对艺术家夫妻的解读造就了一个有趣现象，弗里达早已超越里维拉，成为墨西哥的文化符号——尽管后者的艺术成就远远高于前者。在博物馆商店里，弗里达的画像、玩偶、冰箱贴鳞次栉比，同你在欧洲、美国乃至亚洲的文艺小店里看到的并无二致，至于里维拉，除非去美术宫或总统府，否则你只能在500元面值的墨西哥比索看到他——另一面是弗里达。

由于弗里达和蓝房子的名气如此之大，以至于如今每到周末，这里都像早高峰的地铁站一样，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艺青年，管理方为了分流，提高了周末的参观费，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托洛茨基墓：革命者的凄凉晚景

与蓝房子的热闹相比，仅几街之隔的托洛茨基博物馆，显得格外冷清。为数不多的参观者中，也以中国和俄罗斯的旅行团为主，间或有几个法国人。

在老辈国人眼中，托洛茨基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托派更是反革命的代名词。

“我们不理睬他！人民委员斯大林。”很多人都记得老电影《列宁在1918》的这句台词，这个不被理睬的“他”，就是托洛茨基。作为苏联红军的缔造者、领导了十月革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托洛茨基显然不是“叛徒”一词所能涵盖的。

斯大林上台之后，这个最大的政敌被驱逐出境，先后流亡土耳其、法国和挪威，每到一处都因苏联政府干涉而不能久留。1937年，左翼的墨西哥总统卡德纳斯接纳了托洛茨基。到港口迎接他的，正是里维拉和弗里达——忘了说，他俩都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

起初，托洛茨基在蓝房子里暂居，但两年之后，他搬到了几街之隔的维也纳街。据称原因是和弗里达有染，引发了里维拉的不满，电影《弗里达》也含蓄地表现了这一情节，而这段和女画家的绯闻，竟也成为很多当代文艺青年知道托洛茨基的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和里维拉境遇接近。当然，托洛茨基的故事远不止于这类肤浅的花边，只不过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下，一个有故事的女艺术家，远比一个冷冰冰的革命者，或是其貌不扬的大胖子画家更有市场。至于那些过往的历史，关心的人并不多。

走进这处托洛茨基度过人生最后时光的地方，一切陈设都与76年前毫无二致，餐厅里摆放整齐的餐具，卧室里简单的床铺，甚至当年养鸡养兔子的木笼都完好无损。而书房里的陈设，则是当时托洛茨基的真实工作状态：办公桌上铺满了文件和报纸，书柜里满是俄文英文法文的书籍，只有发报机和手摇电话才呈现出岁月的痕迹。在这里，托洛茨基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和他的助手开会讨论国际共运形势，筹组第四国际，并且出版了《俄国革命史》《背弃的革命》等重要著作，不但回顾了苏联革命，更对斯大林口诛笔伐。

这自然引发了斯大林政权的不满，1940年5月的一个凌晨，被收买的托洛茨基警卫率20人潜入住宅，对着他的卧室发射了200发子弹。至今故居的墙壁上仍然可见清晰而密布的弹孔。出人意料的是，躲到屋角趴在地上的托洛茨基毫发无损。这也招致了第二次暗杀，3个月后， 长期乔装成托洛茨基秘书男友的苏联特工，在书房里用冰镐杀害了他。博物馆详细地展出了当时的经过，包括作案的冰镐、抢救的场景都被一一记录。

参观完毕走到院子里，一面红旗高悬，旁边就是托洛茨基的墓地，镰刀斧头徽章刻在墓碑之上。他的遗愿，是希望能将自己安葬在第四国际总部所在的纽约，但美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苏联更是不可能回去，于是76年来，这位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就在科约阿坎的一处小院里长眠。

这里，花草茂盛，绿树成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