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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利（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

郎世宁（1688年—1766年）清代意大利传教士、宫廷画师。1715年来中国传播天主教，后任康、雍、乾三朝宫廷画师，在中国从事绘画大约50年。

“写真世宁擅，缋我少年时。入室皤然者，不知此是谁？”这是乾隆帝在《平安春信图》中的题诗，他题诗时已经是72岁的耄耋老者了。画中的年轻者是少年时的乾隆帝，而长者应该就是乾隆帝的父亲雍正，从题诗可见，这幅画令年迈的乾隆帝回忆起往昔，依然心有触动。

能让年过七旬的乾隆帝亲笔题诗，还被夸赞“擅写真”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郎世宁。他是康、雍、乾三朝宫廷画师，在中国从事绘画大约50年。他大胆探索中西合璧的新路，熔中西画法为一炉，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画法，令他的画被后世所看重，不断在拍卖中造就天价。

时至今日，人们说起清代在中国的外国人，郎世宁也是个不得不提的名字。而要了解历史上真实的郎世宁，还得从他和他的宗教说起。

与乾隆是旧相识

1688年，郎世宁出生于意大利米兰。19岁时，他加入耶稣会，成为等级最低的助理会士。助理会士虽然不必像神父会士那样专注于教学传道工作，但在最高目标上是一致的，即传教。所以，从小就有绘画功底的郎世宁终生都以画画为手段，行传教之目的。

当时的世界海上大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活动，目的都是为了经济利益和传播天主教。为使两国利益均衡，罗马教廷划分了两国的势力范围：亚洲大陆、东印度群岛、巴西和非洲为葡萄牙的势力范围；美洲、太平洋诸岛和菲律宾等地为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正因如此，赴中国传教的欧洲耶稣会士就得先到葡萄牙里斯本，搭乘葡萄牙的船只到印度果阿，之后才能辗转到达中国，明代的利玛窦、清代的郎世宁等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郎世宁于1715年7月抵达澳门，当时正是康熙五十四年，清朝国势蒸蒸日上。他按照利玛窦等传教士们摸索出来的经验，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郎世宁”这个极具中国范儿的名字就是那时取的。同年11月，他到达北京，在另一名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的引见下，觐见康熙帝，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这也是利玛窦等人总结出来的经验：要想传教成功，必须走上层路线。

走上层路线可有不小风险。晚年的康熙帝被立储一事弄得烦心不已，而当时在北京的传教士们也像清朝大臣一样，到处打听消息，随时分析各种可能，分工明确地分头亲近几位皇子。但遗憾的是，从现有证据来看，大概谁也没看上当时的皇四子胤禛，这一失误，使得雍正帝上台后对天主教的态度很不客气。

雍正帝即位后，很多大臣纷纷上疏请求禁止天主教，1723年8月，闽浙总督满保发布了一个在辖区范围内的禁教公告，并上奏要求全国禁教。第二年，雍正帝就下达了在全国禁教的命令，规定所有天主教堂改为学校等公共场所，凡是入教的中国人，“尽行禁饬，令其改易”。

禁教命令对传教工作来说是灭顶之灾，意味着之前几代传教士的努力一朝化为泡影。在这个命令下达前，郎世宁等人曾找怡亲王允祥出面斡旋，怡亲王说了这样一番话：“要是我们的人去欧洲改变你们先贤制定的律法和习俗，你们会怎么说呢？今上——我的兄长坚决要求有效地结束这种状况。”这实际上涉及了根本问题，即神权和皇权的对立问题。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里，皇权从来都是大于神权的，佛教本土化后，儒释道三家能够合流，主要是因为三家追求的都是个人的内在“修炼”，并不完全依靠外在的神灵。但天主教属于“一神教”，依靠外在的神灵，这就与绝对集权的皇权发生了对立。

正当全国禁教之声不绝于耳的时候，郎世宁也在做着他的努力：为了恭祝雍正皇帝登基，他特地绘制了一幅《聚瑞图》，将并蒂莲、双穗谷等植物描画得栩栩如生，以古代的天人感应学说来看，这是有道明君的预兆。实际上，与康熙帝不信鬼神不同，雍正帝对祥瑞之物很重视，所以全国各地官员也都是善于揣摩圣意，纷纷上奏祥瑞之事：一会儿这边出现了双穗谷，一会儿那边出现了并蒂莲，天上有五彩之云，地上有黄河之清……传教士们学得很快，郎世宁就在《聚瑞图》里说：“皇上御极元年，符瑞叠呈，分歧合颖之谷实于原野，同心并蒂之莲开于禁池。臣郎世宁拜观之下，谨汇写瓶花，以记祥应。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海西臣郎世宁恭画。”雍正帝虽然很喜欢这幅图，但他禁教的决心并没有因此动摇。

1724年，雍正帝开始大规模扩建圆明园，郎世宁就被安排在这座东方名园内，画了许多装饰殿堂的绘画作品。除了绘画，郎世宁还在此期间结识了许多上层贵族。他曾为怡亲王允祥、果亲王允礼、慎郡王允禧等人作画，并有如《果亲王允礼像》等多件作品流传至今。

在雍正朝的十几年里，郎世宁尤其注意结交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虽然雍正帝建立了秘密储君制，但种种迹象表明，弘历继承皇位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从上述《平安春信图》中乾隆帝的题词就可看出，两人在雍正朝时就很熟识了。

冒死上奏

乾隆帝即位以后，就让郎世宁在他寝宫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作画，并且经常去看他画画。郎世宁的身份复杂：乾隆帝把他当做一个艺术家来看待，对他很是尊重；而他自己，则首先把自己定位为是一个传教士；对于京城中其他传教士而言，他又是离最高统治者最近的外国人，是最有可能向皇帝传播教义的人物。

1736年，又有关于禁教的奏议呈送到刚刚登基的乾隆帝面前，还没等皇帝下达圣旨，一些官员就积极行动起来了，天主教徒们“被掌嘴掌得满脸是血，被按在地上鞭抽棍打”。耶稣会士们不能再等了，决定通过郎世宁递交奏章，在他们看来，尽管这条渠道有违宫规，但郎世宁与皇帝有多年交情，也许能行。

一天，乾隆帝又一次坐到郎世宁身边看他作画，郎世宁突然泪流满面，跪倒在地，从怀里取出用黄帛包着的耶稣会士们起草的奏章。这时候站在旁边的太监们都被郎世宁的这个举动吓得发抖。但是，乾隆帝很平静地听了他的陈述，然后温和地对他说：“朕没有谴责你的教会，朕只是禁止营旗里的官兵进教。”同时，他示意太监们收下奏本，又转身对郎世宁说：“朕会读它的，你放心，继续作画吧。”虽然这次冒险上奏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从此之后郎世宁凡是见乾隆帝前都会被搜身，以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此后的一些年里，郎世宁还有两次在面见乾隆帝时上奏，但都未成功。实际上，北京的耶稣会士们或许高估了郎世宁与乾隆帝的关系，或许他们实在没有其他的途径可走了，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对此，同时代的耶稣会士钱德明（1718—1793）看得很清楚，他说：“自传教士在此立足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皇帝比当今在位的皇帝（即乾隆帝）更多地利用传教士们的服务，没有任何一位皇帝比当今在位的皇帝更为虐待他们，也没有任何一位皇帝比当今在位的皇帝更多地压制他们所信仰的神圣的宗教。”此后，郎世宁就在宫廷里安心作画，日复一日地进行繁重的工作，还要费尽心机地处理与太监、官员以及皇帝的各种关系。

1757年，郎世宁七十大寿，乾隆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祝寿仪式，并给予种种赏赐，作为他多年为宫廷服务的表彰。京城中的传教士也齐聚南堂（北京一座天主教堂，由利玛窦创建），为他祝寿。

1766年，郎世宁病逝于北京，葬于阜成门外。

创造“海西体”

郎世宁在中国绘画50余年，存留至今的作品有80余件，代表作有《平定准部回部战图》 《乾隆朝服像轴》《百骏图》《八骏图》等。圆明园的西式建筑，很多也出于郎世宁的设计，他还帮助淮关监督年希尧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关于西洋绘画透视方法的专著——《视学》。

除了画画之外，郎世宁还要带徒弟，主要教授油画方法和透视画技术。这一方面是传承郎世宁的技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清宫造办处源源不断地输入新鲜血液。郎世宁的徒弟中，比较有名、有成就的是班达里沙、王幼学和张为邦等人。

郎世宁刚成为宫廷画师时，想把西方的油画加以推广，但油画的技法和审美与中国传统绘画有很大差异，不能为皇帝所欣赏。郎世宁天天想办法，最后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即以西方画的技艺，参酌中国画法，辅以中国画用具，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海西体”。这一方法除了郎世宁外，也被其他宫廷传教士画家如法国人王致诚、波西米亚人艾启蒙以及他们的弟子所掌握，使之成为乾隆朝清宫画院的主要画派之一。

事实上，郎世宁的画当其在世时并未引起太大反响，他的画作和 “海西体”都是后来才渐渐受到重视。随着郎世宁的故事不断被后人演绎，其作品价格也水涨船高：2015年10月，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上，他的《纯惠皇贵妃朝服像》拍出1.374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高价，刷新中国御制画像世界拍卖纪录。

郎世宁本来是想要漂洋过海来传教，却画了一辈子的画。他用手中笔，将西方艺术技法带入中国宫廷，并将其与中国的美学融会贯通，形成一种全新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美术的发展。

他画出了大清王朝最后的恢弘时代，也画出了东西方互学互鉴的历史。

郎世宁作品《纯惠皇贵妃朝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