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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际銮，生于1927年1 2月24日，祖籍江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原校长，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在焊接领域作出杰出贡献，曾获国家创造发明一等奖。1944 年至 1946 年就读于西南联大机械系。

我出生于江西九江，10岁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之后，很多的伤兵和难民跑到了九江。紧接着，日军南下，九江也不安全了。于是，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全家人扒上了最后一列从九江去南昌的火车，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

我们先是跑到了江西南部的泰和，又跑到了株洲，日本飞机一路轰炸，我们接着跑到了汾阳。逃难途中，我得了伤寒，父亲背着我走，我完全失去了知觉。到了广西柳州之后，病情才渐渐好转。

在亲戚的帮助下，我们一家人从柳州搭上了西去的列车，一路颠沛流离，终于到达云南。在云南，父亲到哪儿工作我就跟到哪儿，至少上了四五个中学，因为家里实在贫穷，有时候不得不辍学打工，真正念书的时间也就3年。但我一有闲暇就拿起书本，高中毕业时，云南省会考，我拿了全省第一，被西南联大录取。

“高考状元”考了个不及格

1944年8月，我进了西南联大。我父亲一直怀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受他的影响，我选择了机械系。机械系是工学院最大的一个系，当时和我一同入学的有44名学生。

入学第一年，西南联大就给了我两次“下马威”。一次是“普通物理”课，由著名物理学家霍秉权教授讲授。霍秉权是我国首批研究宇宙射线和核物理的学者之一。他风度儒雅，讲课深入浅出，一边和同学探讨着自然现象，一边给大家讲解它背后蕴含的科学、哲学原理。我非常认真，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问题都弄明白了。但是，第一次期中考试，我居然考了个不及格！

按照现在的说法，我可是当时的“高考状元”，物理一直属于我的强项，“不及格”太不可思议。总结原因，我发现考试的题目不限于课堂上讲过的内容，也不限于平时做过的习题，内容非常广泛。

这逼着我改变了学习方式，老师讲一个问题，我要融会贯通。除了教科书，我还从图书馆借、从高年级同学手上买来各种相关的书，对同一个问题反复研究。

第二次，我栽在物理实验上。按照学校要求，我先用英文写了实验的预备报告，通过之后就进实验室操作。但反反复复几次下来，实验结果仍与标准相差甚远。匆忙之下就抄了一套数据，递交了正式报告。但这没有瞒过老师的眼睛，我受到了严肃的批评，被要求重新实验。

这件事也给我很大的触动，令我养成了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

夏天像蒸笼，冬天寒风穿堂入室

西南联大对学生的要求很严。学校特别重视数学、物理等基础课程，每学期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大概有三分之一。不过不及格也不要紧，下个学期可以重修。学校实行“弹性学制”，不管是4年还是5年，只要你修满了学分，就可以毕业。但每一个学科要学几门课，修多少学分，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有些重要科目如果总是不及格，要么转系，要么就自动离校，没有一个人能在联大随随便便就混到毕业文凭。

一年级，我学习了国文、英语、微积分、物理、工程画法等学校规定的必修课，还选了冯友兰教授的“哲学概论”和陈岱孙教授的“经济学概论”。老师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临时出题小考，学生必须10分钟以内回答出来。所以我们一点都不敢怠慢。

联大的很多老师都用英文授课，教材和参考书都是英文的，要求学生也要有很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一开始，接触大量自然科学和专业技术词汇，我感到十分吃力。刚进学校，我狠狠地下了一番功夫，过了几个月才慢慢适应下来。

当时我们的教室是土墙，屋顶仅盖一层铁皮，夏天像蒸笼，冬天寒风穿堂入室。下雨的时候，雨点打在屋顶上叮叮当当作响，老师得提高嗓门大声喊叫，才能压得过风声和雨声。学生宿舍是土坯墙茅草顶，冬天四面透风。教授宿舍也是茅草屋，几家住在一起，用布帘子隔开。最好的房子是图书馆，这是联大唯一的一幢瓦顶房子。

办学条件艰苦，但教育理念是先进的。校长梅贻琦反复强调“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在延聘原先三校教授的基础上，还不断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形成了杰出的教学和科研队伍。

整个学校的风气非常自由。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一定范围内自主选课，有些喜欢的课程可以跨系、跨院选修。我记得有一门经济学的课，我看了相关的书籍，老师讲什么我大概都知道。有一次我没去上课，被老师发现了，他只是说了一句“怎么不来上课还总是考得那么好”。老师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这是联大所倡导的。

我曾亲历了著名的“一二·一”运动。这是一场学生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11月25日晚，联大师生不顾国民党的禁令，在图书馆的草坪上举行演讲会。刚开始不久，军队包围联大校园，用机关枪对空扫射。为抗议暴行，联大等18所大中院校举行了罢课，12月1日，一大批军人闯入这些学校，殴打师生、开枪投弹，造成4人被害。鲜血震怒了全国人民，国民党当局为了缓和反对情绪，不得不把相关的官员给撤了。

联大被称为“民主的堡垒”。学校没有公开的党团组织，只有一些社团，可以发表各自意见。政治主张不同，但师生们的爱国之心是一样的。学校总共招收了8000多人，毕业3800人左右，其中一部分是学不好或者家庭困难没有毕业，另外一部分就是参军了。抗战危急之时，日本人占领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对昆明虎视眈眈，滇缅公路这条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军火补给线也将被切断。国民党号召大学生参加远征军，联大就去了1000人左右。

抗日救亡是当时联大师生的共同目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不过参军的大多是高年级的学生，像我这样入学不久的新生学校不建议去。对于我来说，10岁就穿梭在炮火之中，知道国家要亡了的滋味。所以读书纯粹为了求学问，将来能够救国和报国，功名利禄那时根本没有想过。

告别的时刻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刻，整个联大师生欢欣鼓舞，在蒙蒙细雨中奔走相告。但西南联大没有立即结束，到了1946年5月才停课。当时学校提出，未毕业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我选择了清华。

5月4日结业典礼的那一天，全体师生到校园后山举行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冯友兰教授宣读了受校方委托撰写的碑文。悲壮激越的校歌响起，凝视着校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意识到告别的时刻到来了。

整个抗战八年对我的影响很大。丰富的经历教会我如何去生存、生活和治学。1948年我本科毕业，1950年赴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深造，师从俄国教授普罗霍洛夫。如果说在西南联大我掌握了学习的本领，那么研究生阶段，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则是学会了如何去精研理论、探索真理。

我从此选择了焊接领域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当时中国几乎没有工业，大家对焊接没有一点概念。有人笑话我：“学焊接？焊洋铁壶、修自行车吗？”实际上，焊接是非常重要的。火箭、导弹、军舰、航母都是焊出来的，清华的第一个核反应堆是我负责的，建秦山核电站时，我也是顾问，我得保证每一个焊缝的质量。因为整个工程的安全可靠，事关重大。

1993年，我受命担任南昌大学的校长。我发现校园里打篮球、谈恋爱、跳舞的学生很多，跟我们上大学时候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大家经过高考进了大学，就如同进了保险箱，肯定能毕业。但当年在西南联大，淘汰率很高，而且很自然。我就结合实际，学习联大的制度，实行“学分制”、“淘汰制”和“滚动竞争制”，激励学生的积极性。

当了10年的校长，2002年我回到清华，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一个人一生有几条道路，从政、从商、从学，在我看来，还是“从学”最简单。我常说，这辈子我做事有两个驱动力，年轻时候父母很少过问我的学习，靠的是“兴趣”。后来是“成就感”，当自己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成绩、为国家建设解决了实际问题时，那才是最快乐的时刻。

记者手记:

在清华大学的“焊接馆”，记者采访了潘际銮这位88岁的老院士。这座1955年的三层老建筑，是当年在潘际銮带领下一手建成的，潘际銮在这里筹建了清华大学焊接专业。

他现在是西南联大校友会的会长，“我算最年轻的一个，还能干点活，接下来怎么办呀，没有可以移交的年轻人啦。”2012年，他主持了第七十五届校友会议，“可能是最后一届。”

尽管在联大只度过了两年的时光，却种下了一辈子的情结。他时常怀念联大的无为而治，师生们的自由发挥，各种思想的自由碰撞。“现在的年轻老师被逼得太死。”

老先生一生俭朴，读书时期从家带点猪油，拌着食堂的饭，就无比满足。担任南昌大学校长时，一辆老旧尼桑轿车用到接近报废。学校的财务、人事、房屋他统统不管，一心主抓教育。远离权与利、专注学问、生活中无欲无求。如今的他，还是骑着自己的老旧自行车穿梭于宿舍楼和他的办公室之间，指导学生、进行一些科研项目，自在而洒脱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