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前前后后
赵维 口述
潘飞 采访整理
赵维，1929年出生。新中国成立前曾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和上海震旦大学，1950年调入外交部工作。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副领事，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二秘，外交部亚非司东非处处长，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秘、参赞，联合国秘书长政治顾问等职。
赵维大使接受我刊采访
赵维：青少年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的祖国，我在上海亲眼目睹国土沦陷，日本兵凌虐同胞，深感沦亡之苦。当时我虽然年纪很小，但报国振兴中华的思想已经非常强烈。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一度对国民党政府以及美国盟军抱有幻想。谁知不到半年，国民党贪污、腐败、专制、欺压百姓，美军在华横行霸道，美蒋还勾结在一起发动内战。我受到中国共产党革命道理和主张的感召，开始认识并拥护共产党。在高中和大学期间，我积极投身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我记得当时的口号是：反对国民党政权的贪污腐败，反独裁专制，要民主，反内战，反饥饿，反对美帝国主义。
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遂向我校地下党组织提出正式参加革命队伍。几天后组织上对我说：“你英文好，又懂法文，历史清白。”就推荐我报考中央外事学校。到了北京，由两位穿着解放军制服的干部主持面试。他们先让我谈了谈个人经历和对共产党的认识，随后又拿出一本英文版的《世界史》，要我随意打开一页朗读。这时，我原本紧张的心情开始放松，因为这本书正好是我高中时读过的。我掀开一页朗读一节后，主考官面带笑容地对我说：“等通知吧。”几天后，我接到入伍通知，先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革命知识、党的历史和政策。10月1日，我有幸在北京天安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50年，我奉调进入外交部工作。
本刊：众所周知，中国于1971年重返联合国。其开端是在什么时候？
赵维：联合国于1945年10月24日成立时，国共尚在合作阶段，于是中共方面派董必武同志随中国代表团一同前往美国旧金山，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参加筹备成立联合国等方面工作。在美期间，董老参与制定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我刚进外交部后不久，有一次董老在广州接见外宾，我担任翻译。接见结束后，他向我谈了许多当年参加旧金山会议的情况，并说了四个字：“历历在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所窃据。为此，1949年11月15日和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两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大主席罗慕洛，表明了“驱蒋纳我”的立场。这成为中国代表权问题在联大上的开端，我们也由此开始了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1959年，毛泽东和亚非拉青年在一起（侯波 摄）
赵维：我的体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外交事业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中共中央在制定与重返联合国有关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时，有两点立场是不可动摇的。第一，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反对两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第二，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具体的对策而言，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精心构筑从朝鲜半岛到台湾海峡的第一岛链，从中国东部海上遏制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更是步步紧逼。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把握住当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提出向西、向南找出路，制定关于亚非拉的外交战略思想。也就是说，中国要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要坚决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要团结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当然，开始时的重点还是放在亚非，因为那时拉丁美洲还是美国的“后院”，被美国抓得牢牢的，我们很难与之建立实质性联系。
在这一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1955年，我们在首届亚非会议，也就是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十项原则，团结一大批亚非国家，打开局面。到了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对亚非外交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设想：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本刊：能否结合您的经历谈谈当时新中国的亚非外交战略，及其在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发挥的作用？
赵维： 20世纪50年代，我被派往印度，担任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副领事。当时，印度在亚非世界的影响力很大。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中国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后来在首届亚非会议上又发展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奠定了万隆精神，在国际关系舞台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20世纪60年代，我又被派往非洲，先后担任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三秘、二秘。当时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新中国坚决地支持非洲人民的解放和独立事业，因此这些国家独立后也纷纷发展同新中国的友好关系。在同他们发展外交关系时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只能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工夫的，每次我们遇见非洲国家领导人时，都会抓住机会阐明我们关于一个中国的政策。
非洲国家独立以前，我们支持他们的独立运动；他们独立后，我们又下了很大力气同他们发展关系，给他们以各方面的援助。当时台湾方面在争取非洲国家时也煞费苦心，但奏效不大。
当时中国援助非洲过程中有一项举世瞩目的工程就是坦（坦桑尼亚）赞（赞比亚）铁路。修建这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对非洲东部国家甚至整个非洲影响都是很大的。另外一项援助就是中国医疗队。当时我们的医疗队来到非洲，去贫困落后的乡村给那里的老百姓治病，的确是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尽了国际人道主义的义务，非洲人民一看到中国医疗队就欢呼雀跃。此外，中国援非的项目还包括农业、水利和建筑工程等方面。
就这样，我们一点点在非洲打开局面。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一行出访埃及、阿尔及利亚等亚非14国，在72天里行程10.8万里。周恩来的非洲之行，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对非洲国家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影响很大，表明中国的威望在亚非世界已经树立起来了。
本刊：除了团结亚非世界外，中国在这期间还有哪些富于成效的外交举措？
赵维：20世纪60年代，埃及、南斯拉夫、印度等国发起不结盟运动，奉行独立自主、不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的外交政策，中国对此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说，中国虽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我们支持第三世界的不结盟。不结盟运动自成立之日起在每次开会决议中，都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外在反对一中一台、反对两个中国等方面也给我们以很大的支持。
此外，我们还同阿拉伯联盟（简称阿盟）、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组织）等重要的国际区域性组织发展友好交往，成为好朋友，他们也同中国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非统组织开会的时候，就像小型联合国一样，非洲各国领导人都出席，每次必定都要在决议里写上：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从中，我亲身感受到，我们最终得以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称得上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的一个伟大成就和胜利。
1971年11月，周恩来（右前）在首都机场为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送行。图中左一为赵维
赵维：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之所以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和美国的阻碍有直接关系。1950年9月，第五届联大否决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决定由大会组成七人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在未作出决议以前仍允许所谓“中华民国”的代表占据联合国席位，这背后就是美国在操纵。
1951年11月第六届联大上，美国借口“中国侵略朝鲜”，提出“延期讨论”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的提案。此后直到1960年第15届联大的整整十年间，美国等国都采取类似招数阻挠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但是，赞成美国提案的国家逐年减少，“延期讨论”提案已走到末路。美国不得不另出其他阻挠招数。
1961年，美国又指使别国抛出“重要问题”提案，要求把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当做“重要问题”来讨论，目的就是把这个问题挂起来，因为根据宪章第18条规定,“重要问题”提案需2/3多数赞成才获通过。该提案在联大获得通过后，一直到1971年，又是十年，我们才获得了超过了2/3的票数。
美国还企图在联合国制造“一中一台”，就是要求允许“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成员。由于我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坚决反对“一中一台”，并向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反复声明这项政策，美国的这个企图始终没有兜售出去。
在1970年第25届联大上，在支持恢复我国席位并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的表决结果中，赞成票第一次超过反对票。美国意识到多年来被它操纵的联合国的表决机器不灵了，这迫使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正视现实，重新考虑对华关系。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提案获得通过时，许多国家的代表为中国热烈鼓掌欢呼
本刊：1971年10月，新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请谈谈您当时的亲见和亲闻。
赵维：那时候，国内正值“文革”期间，外交部很多人都被下放了。我当时是亚非处处长，因为我了解亚非问题，就被留了下来。所以从1969年起，我一直都在观察、研究亚非国家，不结盟运动，阿盟、非统组织等情况和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对当时的情况还算比较了解，也有自己的一些分析。当时国际司的同志时常来同我交流情况，我个人感觉中国的席位恢复应该已是大势所趋；就具体时间而言，乐观一点的话应该在1971年，如果谨慎一点也不会拖过1972年。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以76票（超过2/3多数）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也就是著名的2758号决议。
我在国内通过电视和报道了解当时的盛况，目睹了会场上掌声雷动、轰动壮观的情景。这么多国家为中国恢复席位而联名提案，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足见中国在世界上的“群众基础”。我也由此从内心深深感到，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一致的伟大胜利，也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伟大胜利。
我被派往联合国后在同很多国家的代表交流时，他们都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一件伟大的事。因为缺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联合国。”我理解他们说这番话的心情。当时，国际领域存在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对峙争霸的格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重返安理会，就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联合国实行的是议会民主，现在有代表第一世界的，有代表第二世界的，也有代表第三世界的，大家就要平等互待，平衡各方利益，而不能像过去那样搞霸权主导一切。所以第三世界对我们重返联合国非常兴奋，在国际政治领域，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本刊：新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不久，即组成中国出席第26届联合国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您作为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请谈谈行前的一些情况。
赵维：当获知席位恢复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马上作好去团准备。因为虽然我们知道重返联合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但对于具体时间的预计还是比较谨慎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因此，当这个喜讯从天而降的时候，大家惊喜之余，在派代表团赴联合国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马上派遣代表团前往。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方圣诞节不久就要到了，届时联合国也将休会，时间太紧，因此今年就不去了，先做好准备工作，等来年三四月份，联合国复会后再去。对此，毛泽东同志明确而坚决地说：“我们要去，赶快去！”
接下来，中央就开始积极筹备，并选定团长由乔冠华担任，黄华任副团长。联合国讨论的很多问题都是由第三世界国家提出来的，所以要有一位懂第三世界、懂亚非拉问题的同志，我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因此也被选定成为代表团的成员。当时我担任代表团一秘，负责执笔起草代表团的工作方针和问题的对策。尽管组织上对我充分信任，但毕竟我从没搞过联合国的工作，因此必须抓紧补课。比如当时写对策分析时，我除了回家睡觉之外，其他时间都在单位里查资料，现学现写，花了整整三天三夜才写出初稿，又经领导反复修改后才定稿报中央审批。
11月9日，代表团正式踏上奔赴联合国的旅程。启程当天，代表团成员的家属也都获邀到机场为我们送行。周恩来总理带领全体政治局委员前来为我们送行，还接见了成员家属。那天总理的情绪很高，精神舒畅，气色也好。新中国成立后他就主管外交，为重返联合国这个事情奋斗了几十年，终于看到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我能感到，这个胜利也总算让他从林彪事件的压力和“文革”极左气氛的压抑中舒了舒心。他说：“我们欢送解放军上战场，他们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要上前线去了！”
周恩来总理看见我后，就过来同我握手。我一见赶紧迎上前。热烈欢送后，代表团全体成员在专机前同周总理合影留念，随后我负责照顾代表团领导和同志们登机并核点人数。我最后登机时，看到周总理仍站在飞机前，于是走上前去对他说：“我们走了，总理多加保重。”周总理说：“好，走吧，好好工作。”我激动地说：“总理放心，我不会辜负总理的嘱咐的！”登机就坐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每当想起和提起此事，我都会情不自禁，热泪盈眶。
美国工人为联合国赶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赵维：刚到联合国后第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新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政治主张深入人心。11月10日，我们经巴黎来到纽约后，下榻在联合国总部附近的罗斯福旅馆，位于曼哈顿市区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我房间窗户对面是商业区里的一家银行。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到对面银行的窗户上写着大标语“Welcom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时因为我们都穿着中山装，所以不管走到哪儿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官员，都过来同我们打招呼。联合国大厦内的保安很严，可是对我们，走到哪儿保安都不会过来盘问。记得有一位肯尼亚的大使对我说：“我有的时候还会遇到盘问和检查，为什么你这么自由？”我对他说：“因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他听后就哈哈地笑了。
接下来印象很深的一幕，就是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时的场景。当时，联合国特意为中国代表团举行欢迎大会，在我印象中这是史无前例的。会上有一个环节是各国代表上台发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到来表示欢迎。根据原先的估计，这种礼节性的仪式就只安排一次，可是没有想到因为报名发言的实在太多，连两次也排不下，最后整整搞了三天，相当于开了三次欢迎会，堪称空前绝后。会上各国代表纷纷过来与我们握手，相对于以往比较严肃的联合国会场，这一次可谓轰动至极。
美国方面原先并没有准备发言，可是第一天欢迎会结束后，美国代表（就是后来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一看这种情况，就赶紧给本国国务院打电话，提出也要发言。所以在第二次会议上，老布什代表美国发言。他说：“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来，我们将在联合国进行工作关系上的合作。”当时中美尚未建交，因此许多人开始并没有想到美国会发言。当然，他的这个发言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也进一步显示出中国的国际威望。1972年，我在联合国通过电视收看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全过程。在联合国内外的国际舞台上较量了这么多年，随着大势所趋，因缘际会，中美这两个大国终于握手向前。
到联合国后，中国代表团立即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因为行前准备比较仓促，人手也不齐全，所以只参加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第一委员会，专门研究国际安全和裁军的。另一个是第四委员会，主要讨论殖民地的非殖化问题。这一委员会的工作是第三世界最关心的，对我们来说也比较轻松。当时，我参加了第一和第四委员会的工作。在这里我遇到一位老朋友，也就是第四委员会主席。他原来是坦桑尼亚驻华大使，我在坦桑尼亚工作期间就与他熟识，他到中国当大使时，在工作上我们经常接触往来。1971年他被调往联合国当代表时说：“我喜欢中国，离开真是很不愿意。但是去联合国意味着达到了外交生涯的顶峰，所以我还得去。我们很快就会在联合国见面的！”后来，我们在第四委员会配合得非常好。
就这样忙了一阵，很快就到了12月下旬圣诞节前夕，就开始准备第二年的工作安排了。我们初到联合国，大致是这么一个过程。
1982年，赵维（右）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左）
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同我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英阿马岛危机”。我向他分析了局势后提出：“应当尽快停止军事冲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后来，随着在联合国的倡议下进行调解，英国和阿根廷的军事冲突也停下来了。
本刊：最后，请您从亲历者的角度，谈一谈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历史过程对国家和您个人的影响。
赵维：我的理解，对国家而言，新中国从此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影响和改变了此后的国际关系格局；对于中国外交而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是我职业外交生涯中一次全面深刻的学习和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