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金莱(六小龄童) 口述
于洋 整理
猴戏世家
我的祖籍是浙江绍兴,但我家其实是元末蒙古族的后裔。朱元璋灭了元朝建立明朝之后,就把所有留在南方的蒙古人贬为“堕民”,做供人指戳笑骂的“戏子”,那便是我的祖先们谋生的出路之一。而从曾祖父开始,我们家演猴戏便有了些名气,那个时候曾祖父章廷椿还有个“活猴章”的名号,但真正把绍戏发扬光大的则是祖父章益生。在绍兴,他在农闲、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参与演戏,演得最多的就是猴,以至于到后来他有了“赛活猴”的名号,也算是地方上一个名角了。他从社戏中看到了商机,把大城市的服装、道具等贩到当地小城镇,做起了戏业生意。渐渐积累了一定资金后,祖父便在上海开设了一家老闸大戏院,并且把带去的绍戏班社扩展成了同春舞台,也使演戏成了我们家的“职业”。
其实,我的父亲章宗义(六龄童)最初学的并不是猴戏。有一段时间,伯父经常带父亲去看京戏《西游记》,盖叫天之子张翼鹏的孙悟空造型让父亲最为倾倒。后来,父亲又遭遇倒嗓的问题,最终决定:“我要开绍剧猴戏!我也要演孙悟空!”
新中国成立后,同春舞台改成了浙江绍剧团,父亲则担任了团长。1957年12月17日,周总理第一次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看了父亲主演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看完之后周总理接见父亲说:“我是绍兴人,看绍剧却是第一次,你的武功很好,演得很成功,外宾很满意。”然后就看见演小罗猴的我二哥小六龄童,周总理问:“这是谁?”父亲说:“这是我儿子,小六龄童,今年八岁。”周总理满怀高兴地说:“文艺事业也需要接班人,希望你多培养几个小六龄童。”周总理很高兴,抱着我二哥合了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20世纪60年代初,《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被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搬上了银幕,由父亲主演,并在1961年6月1日公映。当时看这部电影形成了一股热潮,顿时《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红遍大江南北,电影在全国巡映,舞台剧也在全国巡演。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发行到世界72个国家,这部中国拍的比较早的神话彩色戏曲片,还获得了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
毛主席观看了这部电影后,又于1961年10月1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专门观看了舞台演出。同年11月17日,毛主席写下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诗篇: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父亲对我说:“当时我们在中南海,很紧张到底谁来看戏。我上台时有一个习惯就是从来不看台下的观众。结果等到8点钟,在演到唐僧与白骨精交流的时候,我有机会看出去,这才发现毛主席坐在第五排,刘少奇坐在第三排,邓小平第二排。他们后来告诉我,毛主席当时五次鼓掌六次大笑。”
我叫章金莱,但大家更为熟悉的是我的艺名——六小龄童。很多朋友见了我都很热情,对我的称呼则五花八门:有人说六老师,还有说龄童老师,也有的说小龄童哥哥,还有的小朋友说六小爷爷。甚至有外国朋友说我可能是少数民族或日本人,还有很多媒体干脆说“六小”是一个复姓。最有意思的是,1988年的时候因为海峡两岸接触比较少,有人说孙悟空是六个小孩一起演的,直到2009年我到台湾参加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大家问:“怎么才来了你一个人?”
“六小龄童”的名字其实是源自我父亲。他是从6岁开始学艺的,所以起了个艺名叫“六龄童”。我们戏曲界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后人在起艺名的时候都会在父辈的名字前或者名字中间加一个“小”字。我二哥叫小六龄童,我父亲总不能叫我小小六龄童,所以就把“小六”变成了“六小”。
观众们都认为,“六小龄童他们家是专门产猴子的”。事实上,父亲也有这样的愿望,他的11个孩子都在他的剧中演过小猴子。父亲从这11个孩子中挑选接班人,我二哥小六龄童就是他看中的最合适人选。
令人惋惜的是,1966年我二哥不幸因白血病去世了。如果他还健在,电视剧《西游记》一定是由他来演美猴王,并且一定会演得比我更好。而我学猴戏则是一种缘分、一种情感,也是对家族的责任和义务。我二哥要是健在的话我可能就不学猴戏了,因为我从小的性格比较内向胆小,不适合学艺练武,我学业还不错,父母希望我在学习上更钻研些。他身上发生这样的变故时我才6岁。我二哥临终时的遗愿就是希望我能接过他的金箍棒,来继承我们章氏家族的猴戏艺术。好在最后父亲觉得我学艺还不错,我也算是对得起他们了。
我始终认为,有悟性、聪明的戏曲演员应该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好的演员之一。中国猴戏艺术是自成体系、独一无二的世界瑰宝,这门艺术最早是由戏曲演员来出演,也是以戏曲为代表的。多年来,中国的猴戏戏曲影片结出了累累硕果:除了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以外,还有中国京剧院王鸣仲主演的《闹天宫》、吉林省京剧团刘喜亮主演的《火焰山》(他的夫人就是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扮演铁扇公主的王凤霞)、福建省京剧团王金柱主演的《真假美猴王》、安徽蚌埠市京剧团丁伯禄主演的《大闹无底洞》,等等。
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也是来源于戏曲,融中国戏曲界的南北猴戏、影视、话剧、武术、歌舞、杂技于一炉。扮演孙悟空的演员要具备戏曲演员的唱、念、做、打、舞等基本功,由此塑造了银屏上新的美猴王形象。
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周期很长,从1982年一直拍到1998年,我们用了17年的时间才完成41集的电视剧。我们确实是用了《西游记》的精神在拍《西游记》,但经历的却远远不止九九八十一难。
还有,孙悟空杀六贼的时候,有一些贼拿刀往他头上砍,孙悟空头上要冒金星。如果是现在,用电视特技合成技术就可以了。可当时只有土办法,用的是小炸药,把炸药放在金箍上,后面连上线,藏在衣服里。导演说:“他一砍,你一动就有火星。”我就琢磨,这个火星要是大了怎么办?有人说,要不然在别人头上试试?我觉得也不行,于是找了两块鹅卵石,放到大概二三十米远的地方,用了些小炸药,结果点了之后“砰”一下,我一回头发现那两块石头瞬间就炸没了。还是有点后怕的。可那时候恰恰是用很多土办法拍出了这样的镜头。
拍《西游记》的时候,广电部、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都非常重视,要求导演在全国各地找最好的景色拍进去,我们基本上把中国的好山好水都拍了一遍,像江西的庐山、新疆的吐鲁番,等等,甚至最后还到了泰国去拍。在选水帘洞的拍摄地时,我们去了黄果树大瀑布。本来瀑布上面是不能走人的,考虑到剧情的需要,很多美工师走了一遍说没有问题,不要太往外走就行。但是剧情要求石猴要远远跑过来,要尽量往外走,否则就只能看到半身了。等到开拍的时候,我身上那演员的激情一来,就没有想那么多,一跑就滑了下去,导演只看到监视器里掉下去了一个东西。当时有很多报纸夸大地报道说六小龄童翻了几个跟头以后站住了,其实我是左脚缠在藤上了,不过那也再差一点就要脑袋开花了。
拍戏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经书掉到水里那一场戏,我们是在四川都江堰拍的,跟死亡是零距离的。我们真的是到水里去捞经书,那时候不知道都江堰水那么深、那么险,也不知道要拽什么钢丝。就算是吊着钢丝也不是百分之百安全。比如说我跟猪八戒打妖怪的时候都吊着钢丝,我在前面飞,猪八戒在后面跟,还没有念到“妖怪哪里跑”,钢丝就断了,他人就掉了下去。
那时候拍戏,我们拍每个镜头之前都要作笔记,还要在家里琢磨、感觉,再到现场去认真地表演。比如说我回头一看发现一个大桃子,或者要表现孙悟空的火眼金睛马上能看出来水有没有毒,有几千个这样近的镜头,怎么处理?有的时候头是往上抬起来看的,有的时候是要回头看的,都要合理地安排。而且当时不像现在可以合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凌晨4点拍完回来还要看回放,发现有哪些不好的地方,第二天再去重拍。
拍完电视剧《西游记》以后,一位观众的话影响了我很长时间。当时正好是1988年我大红大紫的时候,所以有一点飘飘然。但他对我说,当你完成了《西游记》的时候,才是你真正人生八十一难的开始。我听后为之一震,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
我觉得,通过孙悟空的经历可以悟到很多人生的哲理和智慧。孙悟空到了水帘洞,有个猴子说谁能进去我就拜谁为王,这时候留给大家的机会是一样的,就是孙悟空那勇敢的一跃,为他成为齐天大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时,一个演员一生能被大家记住的只有一个角色。朱军曾问我:“别人怎么总觉得你是孙悟空?有没有可能再颠覆、再超越?”我不太喜欢颠覆和超越这些词,我觉得我们只能弘扬、创新和发展。六小龄童和孙悟空的名字在很多地方都是画等号的,如果放在别的演员身上,可能会觉得这是无奈和悲哀的事情,我却不这么认为。
我曾在电影《青春的忏悔》中扮演一位医生,就曾有“意外”发生。有段戏是一个女艾滋病人病得很厉害,我很严肃地对她讲:“心情要开朗,不要想不开,只要你配合医生治疗,一定会很快地恢复健康。”她说:“我一定听大夫的话。”不料这句台词还没说完,她就一下子笑了出来。这位青年演员和导演说:“我忍得舌头都咬破了,我看着章老师总觉得这个医生是孙悟空变的。”我觉得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一种对我角色塑造的认可。
2014年10月15日,我与王蒙、铁凝、尚长荣、阎肃、李雪健、莫言、顾长卫、冯小刚、陈道明、陈凯歌等来自全国各地共72位文艺工作者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习总书记与我握手,并问我最近在拍什么戏,我向他汇报说马上要开拍《西游记》的电影。习总书记问我拍几部,我说要拍两部,他想了一下说:“应该多拍几部,向全世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我们现在调整了计划,或许要拍到20部左右。
近期,我要拍摄中美合拍的3D版魔幻电影《敢问路在何方》,我和马德华继续扮演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扮演者迟重瑞可能将扮演如来佛。《西游记》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我要把《西游记》这一中国经典传统文化,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