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黄义先（黄立贵、李冬娥之子）：……还有一个对我有养育之恩的，我叫她妈妈。她叫徐莲姣，福建崇安县人，过去是和我父母亲在一起打游击的，我母亲去世以后她带了我一段。我到延安后，他们改编成新四军了。

1945年延安召开中共七大，徐莲姣以闽浙赣根据地新四军代表的身份到了延安。

黄义先：那时候她还没结婚。我开始还叫她干妈，后来蔡（畅）妈妈说：“妈妈就是妈妈，什么干妈湿妈的，叫妈妈。”

罗东进（罗荣桓、林月琴之子）：在沂蒙山区那一带我住过很多老乡家。有一位王焕玉大娘，在她家里我可能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因为她是个堡垒户，是党员，她的儿媳妇也是党员。因为那个时候党组织是不公开的，所以她不知道儿媳妇是党员，儿媳妇也不知道婆婆是党员。有的时候老乡家里有奶，就喂我吃一点奶，没有奶就喂我些糊糊。喂糊糊的时候，我们就趴在大人身上，他们先用嘴嚼，然后就像大鸟喂小鸟那样吐到我们嘴里头。

小鸟长大了就能展翅飞翔，孩子长大了就该离开大人的怀抱，可是由于缺乏营养，小东进好像老也没长大。

罗东进：那个时候因为缺钙，我到了将近四岁的时候还没怎么长头发，经常走着就提不起脚了，老得让人抱。还去山洞里头藏过，有时日本人搜山就在洞外面，紧张得很。到了夜里老乡再给送点吃的送到山洞这儿。跟父母行军的时候，挑夫就把我放在挑子一头，另一头就放块石头。有一次过封锁线，挑夫把我抱出来后就把挑子扔了。大家冲过封锁线时，一看挑子被扔在铁路边上了，都说：“糟了糟了，把东进给扔了。”我妈妈听了正着急呢，一看挑夫抱着我过来了。以后条件稍好一点就用个毛驴，就是一个驮架子，一边一个篓子，这头放着我，那头放个石头去压着。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成长起来的。父母对我们最多的教育就是：“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是他们养育了你，把你养大带大的，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尤其是不能忘了沂蒙山区的群众。”

吴翠兰（马识途、刘惠馨之女）：当有人问她敢不敢收留我的时候，她回答：“要！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给养着，不能让她落在别人手里头，要落在坏人手里头她可就没命了。所以要把这条小生命养活。”她把我抱回去后对丈夫说：“她父母都是共产党，母亲已经被枪毙了，你怕不怕？”他说：“不怕！”

这个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十个月的婴儿骨瘦如柴，连哭的力气都没有。王素珍当时没有生育、也没有奶，周围的人都说这个孩子根本养不活。但是他们夫妻二人铁了心要养活这棵革命的小苗苗。

吴翠兰：他们就纺线、磨豆腐，挣点钱买回代乳粉、大米，然后熬点糊糊，弄点米汤喂我，慢慢把我的身体调好了。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从恩施迁到武汉。1947年我七岁了，他们就送我去上学。当时武汉很乱，时不时有人打枪，养父担心我在路上有个什么闪失，于是就早晨把我送去上学，晚上再把我接回来。就这样一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养父母继续省吃俭用供吴翠兰读书。1959年，吴翠兰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

吴翠兰：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养父心里特别难过，他说：“武汉有武汉大学，有华中工学院，这么好的大学你不考，干嘛非要考到北京去呢？”养母还比较想得开，她问我：“北京有多远？”我说：“一趟火车就能到。”她说：“那不怕，一趟车就能到，不用换车，到时候如果想你我们可以看你去。”养父母他们的经济也不宽裕，就筹钱给我买东西。每次我回家探亲要走的时候，养父母都送我上火车，送的时候都在那儿哭。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养父母恩情大如天！

程源华（程九柯、周建之子）：我记得有一次转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胡宗南的兵追得很近，保育院已经很难撤离。所以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就把保育院的孩子们分散进周围的村子里藏身，每个村放几个。我藏身的老乡家里，只有一个老爷爷和一个老奶奶。他们对我特别好，等保育院的阿姨叔叔去接我的时候，老两口都不愿意给了，想把我留下。后来保育院的叔叔阿姨说：“他们的父母都在各个岗位上工作，必须得接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叔叔背着我走的时候，老两口就站一个很高的山坡上看着我。他们还给我煮了鸡蛋，我趴在叔叔背上，他一边走就一边剥鸡蛋给我吃。程源华多想去看看两位老人家，可惜没有来得及留下他们的姓名。而黄文刚懂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奶娘叫郭金娥。

黄文（黄镇、朱霖之女）我的奶娘当时30来岁。1942年5月19日，日寇又对根据地进行夏季大扫荡。这次大扫荡非常残酷，敌人兵力差不多有三万，分九路向八路军总部麻田和在涉县的一二九师师部包围过来。这次，我妈妈跟着师部一起转移。等扫荡过去之后她来看我时不敢进村，因为怕我已经死了。等有个女同志陪着她进到村里后，一进门，我奶娘正给我喂奶呢。我奶娘一见我妈就哭着说：“可见到你们了！”扫荡时我才两个多月，太小，没法到山里去。我奶爹就只得在像梯田一样的山坡那儿挖个洞，然后用石头垒上，把我和奶娘藏在里头，他就在外头远远地转，等没人的时候把石头搬开，放一点水和粮食。有一天就在洞口，日本鬼子开枪打死了一个村民。枪声一响，把我奶娘吓得尿了一裤子。幸好我睡着了，还睡得呼呼的。我奶娘对我妈讲起这一段的时候，哭着说：“八路军的孩子命真大！如果这孩子哭了，我们娘俩就都完了！”

1947年8月，黄文的弟弟黄河出生，他也被送到老乡家寄养。

黄文：1948年五六月的时候，我父母被调到总政工作，于是就带我离开太行山老根据地去平山。因为我弟弟黄河才九个来月，没法带走，只得把他留在奶娘家。我父母对这些曾照顾过我们的奶娘非常感谢，因为在战争年代、在大灾荒的情况下，他们自己都吃不饱，还要奶八路军的孩子，如果没有他们喂养，我们不可能有今天，所以我父母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长大后，父母经常对我们说起这些奶娘家的事，让我们和每一个奶娘家都保持联系，要求我们把参加工作后头一个月的工资分别给奶娘寄去。1973年和1988年，我们曾回太行山看望老区的乡亲们，此外还尽大家的力量给老区捐款、建小化肥厂。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一定不能忘记老区人民，革命成功也有他们的一份，离开人民是绝对不可能革命成功的！

部队行军打仗，往往把孩子送到解放区或寄养在老乡家，黄楠却是一个例外——她和弟弟被送到了白区。1945年9月底，黄楠父亲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进军东北。因为考虑到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是迟早的事，把孩子留在解放区无疑会增加组织和群众的负担，所以父母决定把孩子送到白区的姥姥家。

黄楠（黄克诚、唐棣华之女）：我姥姥家在武汉。妈妈把我和弟弟送到姥姥那儿后，没过两天就走了，所以一开始我们两个小孩都吓坏了。听我姥姥说，我们整天拽着她一步也不肯离开，因为一下子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妈妈也不在身边，只认得这个姥姥。刚去的时候我已经三岁多，说的话、唱的歌，很多都是从解放区来的，我姥姥就很害怕，一方面不许我们出去，另一方面教我们说：“外头要有人问你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你就告诉他们到美国留学去了。”教了很长时间，我们也就慢慢忘了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当时，我姥姥被特务机关监视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就这么一直到武汉解放。

邓小岚（邓拓、丁一岚之女）：那时我可能也就刚刚出满月，父母开始找人喂养我。这时，麻棚村一户人家的孩子刚死，妈妈奶水也好，就收下了我，他们就成了我的干爹干娘。干爹干娘一直带我到快三岁，所以我是吃着老乡的奶长大的。我一岁多时，母亲来看我。晚上母亲带着我睡，我却一直哭闹着要找干娘，干娘听了也哭。抗战胜利以后，我母亲他们随队伍到张家口去工作了。因为我母亲考虑到接下来不定又会去哪儿，所以就让我干爹干娘把我送到张家口去了。后来，等我大了以后再去看他们的时候，我干娘已经不在了。听我那些姐姐说，把我送走以后，我干娘看见我的衣物就哭。等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才更加体会做母亲的真不容易！

王苏民（王诤、秦岩之子）：我有一个妹妹，是1947年元月出生的。从延安撤退的时候，我妹妹还不到三个月，太小带不走，只得把她交到一户姓田的老乡家里，因为他们自己也有一个孩子，家里有奶，可以一起喂。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时，知道有很多共产党的孩子都寄养在老乡家里，就拼命搜。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国民党，把我妹妹保了下来。到了1961年，我们家通过陕西省军区和一些领导同志，终于找到了我妹妹。于是我利用放假的机会就把她带回北京。回家后，我父亲作了两点决定：第一，名字不要改了，就叫田桂华。第二，上完高中就回去，给养父养老送终。

朱新华是开国上将朱良才之子。新华出生时，父亲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

朱新华（朱良才、李开芬之子）：我是1942年出生的，当时正是日本鬼子扫荡最残酷的时候，杀光、烧光、抢光，我们的部队也经常转移、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我父母没办法带我，就把我托付给一位叫刘洁如的女同志，她当时也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我的这位养母没有奶，她就抱着我去各个村子去找奶。一听说谁家生孩子了，就赶快过去。百家奶还是千家奶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老百姓的奶。养父养母家里也是老人小孩一大家，可是不管有多少粮食，都先拣好的省给我。不管是棒子面还是别的什么干粮，他们先拿嘴嚼，嚼完之后就对着我的嘴一口一口地喂。就这样，竟然喂得我脸上有一点肉了，也就一天一天地活下来了。我养母没有文化，是一个很朴实的农妇。她教我干活，教我缝衣服。这个家给了我很多劳动人民那种朴朴实实的东西。后来，我上初中的时候自己就会拆被子、缝被子、做棉袄。

历经千难万险被送到延安的革命后代们

1962年，朱新华随养父母回阜平老家。开始养母还指着这个人让他叫奶奶，指着那个人让他叫大娘……后来说：“没法叫了，你吃了几辈人的奶，咋叫呢？”朱新华的爱人肖丰忘不了那次随丈夫回家时的一件小事。

肖丰：回去后老乡们特高兴，都来看他。这家一把枣儿，那家一把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拿来了。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家家都没有多少东西呀。有一位老人，家里实在是很穷，他翻箱倒柜地找，最后找出来两个核桃，就拿在手里颤颤巍巍地过来递到新华手里。

朱新华：一直到我养父养母他们去世，我们都住在一起。

肖丰：我们那时在三线，接到养母病危的电报，他急坏了，立刻赶回北京。养母看到他回来，特别满足，第三天就去世了。我知道，她就是在等她的儿子。她一辈子的心血都花在他身上了，虽然是养母，但是她花的心血比亲生父母一点儿也不差。

王修文（杨虎城外孙）：在延安的时候，条件差，生活艰苦。当时我母亲身上披一个斗篷，斗篷的质量还是比较好的，那是我的外祖母张蕙兰给寄过来的。听我母亲讲，他们离开西安到了延安后，我外祖母惦念他们，就派人送钱、布等一些生活用品给他们作为接济。

外祖母对杨虎城的子女的关爱体现在许多方面。对于子孙后辈，她的态度就是：有困难找我来，我能给你们什么样的照顾就给什么样的照顾。她从来都没有在子女面前表露过哪怕一次“我有什么苦，我有什么难”。实际上她的苦难是最深重的。她把所有的委屈、痛苦都一个人承担下来，只把爱留给了子孙后辈。

张惠兰唯一的儿子早逝，但她却一手拉扯大了杨虎城将军幸存的儿女及12位孙辈。1993年，她在弥留之际对子女们表示：我想葬在杨虎城身边，又怕自己不够格。子女们含泪说：“娘的恩德照千秋，我们感激您，人民感谢您。活着您不能跟父亲在一起，死了一定要葬在一块！”最终，张惠兰的遗愿得到了满足。■

大型文献电视片“延安儿女的故事”完成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