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话要从20世纪30年代说起。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苏区遭遇反动派的五次“围剿”；在国统区，反动派的“围剿”更是疯狂，很多革命志士和爱国人士被抓、被关、被杀。蒋介石政府对文化界的“围剿”同样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我举几个历史事件：一是1931年1月11日柔石、白莽等左联的五位青年作家被捕，同年2月7日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大批左联作家被通缉，鲁迅先生也时刻面临被捕的危险境地；二是1934年11月13日《申报》总经理、报业大亨史量才被杀，他乘防弹汽车外出，回来的路上被蒋介石所派军统特务枪杀，原因是他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妥协退让，把《申报》办成了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实行民主的阵地，而且他坚决回绝了蒋介石的拉拢、利诱，坚持正义立场，所以招致杀身之祸；三是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1936年11月12日，上海各界救国会举行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主席团成员史良提出：要求蒋介石政府停止内战、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救国会多次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蒋介石，同年11月23日，蒋介石政府以“危害国民罪”逮捕了七位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因为这七个人都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因此被称为“七君子事件”，其中李公朴就是成立不久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社长。文化界人士被迫害的历史事件不一而足，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时期在政治上并非太平盛世，而是乌云笼罩下的白色恐怖。当时，上海有100多家出版社，而能够顶风冒险出版进步书籍、成为中共地下党文化阵地的只有三家，那就是——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更名为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

1936年2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斜桥弄71号正式开张，出版社社长是李公朴，郑易里是编辑部的撰稿人之一。那时，书店出版了一本相当有影响力、前后再版14次的书，这就是郑易里和艾思奇合译的《新哲学大纲》。它是从苏联人米丁编写的《辩证唯物论》翻译过来的，是一本系统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中译本。艾思奇在《译者序》中推介这本书写道：“本书是一部价值最高的，现阶段哲学发展的里程碑的著作”，“用了十几位新进哲学家的力量，准备了两年多的功夫，原著才算完成，内容的精粹，由此也可以想见了”，“这本书的出版，使中国目前新哲学上的争论问题也可以得到一个正误的标准”。因为《新哲学大纲》传播的是先进的科学思想，起到了帮助读者进一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提高理论水平和识别能力的作用，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而且畅销的情况在当时的其他书店是绝无仅有的。这本书运到延安后，成为延安各学校革命学员的必读书目。自然，这样的书也绝对是国民党政府查禁的对象，读书生活出版社只能半公开地销售，即把书放在柜台下面，有人要买时才拿出来卖。

没想到，书店刚开张半年就发生了“七君子事件”，社长被捕，一下子群龙无首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原来就没有本钱，靠艾思奇等人向朋友、熟人筹借一两千元做经费，好在纸行和印刷厂可以欠账，等印出书卖了，收回钱再还。可这时，书发不出去，钱收不回来，资金突然周转不灵，外面债权人要债，内部人员的工资发不出来，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真是人心惶惶、内外交困，出版社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这时，中共地下党找到艾思奇，说明根据当前的革命形势，读书生活出版社这个文化阵地不能丢，要想尽办法使它存活下去。怎么办？艾思奇想到了郑易里，他们二人是云南老乡，同在日本留学时，因经常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而成为密友。郑易里和他二哥合伙在上海做生意，手里有钱，他是不是可以出钱来拯救读书生活出版社呢？这事儿一经提出，郑易里明白当时的形势和出版社对革命的重要性，二话不说，马上拿出3000元（法币），还清了书店的内外债务，解了燃眉之急，安定了人心。

现在黄洛峰刚走没多久，他会不会来出版社任职呢？郑易里和艾思奇给黄洛峰写了一封信，诉说了出版社遇到的空前危机，郑重邀请他来担任出版社总经理，三人共同努力把出版社支撑起来。黄洛峰见信后，感到这不是一般的邀请，而是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便立即放弃了南京收入不错的工作，于1937年2月到上海赴任了。至此，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的领导班底为：郑易里任董事长、黄洛峰任总经理、艾思奇和柳湜同任总编辑。董事长是出版社的老大，总经理是董事长邀请来的，艾思奇、黄洛峰都是地下党员。虽然郑易里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用做生意赚来的钱，在白色恐怖中挽救了共产党的文化阵地。

促成中国第一部《资本论》全译本的诞生

读书生活出版社有了新的领导班子，人员增加并重新组建，一切就绪，该出书了。出什么样的书呢？三人经研究，觉得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首先要宣传先进的、科学的新思想，使其普及大众，深入民心。于是决定把出版社的方针确定为：一、翻译出版马、恩著作，首先出版《资本论》；二、编辑出版高级理论刊物；三、编辑出版社会科学通俗读物。

为什么首先出版马克思的经典巨著《资本论》？郑易里手里有一套日文版的《资本论》，他感到这部书对中国革命非常有价值，干革命光有不怕牺牲的决心不够，还必须有革命理论的指导，而《资本论》正是这样一部给工人运动指明正确方向的书，是能够引领民众冲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一面鲜明的思想旗帜。这么重要的一部书自1867年问世以来，70年过去了，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译本，而中国革命非常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来指明方向。三人经过酝酿，决定先出版《资本论》，把这面伟大的思想旗帜在中国举起来。

一个刚刚建立的小出版社要出版这样一部巨著谈何容易，首先遇到的是资金问题，光靠社里这点股本是远远不够的，郑易里考虑到自己和二哥经营的云南土特产商店收益还可以，自己可以做经济后盾。其次，还要有高水平的译者，要懂德语、英语及较高水平经济学理论的人才能担此重任。巧的是，艾思奇的夫人吴瑛了解到她的同学余信芬的丈夫郭大力正在翻译《资本论》，而且他们一家的生活正在窘迫中，艾思奇马上带郭大力去见郑易里和黄洛峰，并且很快由出版社和郭大力签订了出版合同，合同内容为：

一、每月由出版社支付郭大力、王亚南（与郭大力合作的另一位译者）各40元预付版税。为了使这种支付不受正常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特意提出2000元在银行单立账户，作为专门支付译者预付版税之用。

二、译者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向出版社交稿，以便审核、修改、定稿。

三、出版社帮助译者解决所遇工作上的其他困难。这个合同大大增强了译者的信心，此事在文化界不胫而走，传为佳话。为落实合同，郑易里拿出2000元存入银行，作为翻译《资本论》的资金。有了钱，社里上上下下十分振奋，大家决心齐心协力地大干一场，保证马克思的经典巨著在中国的出版。

在郑易里的主持下，不管人员怎样变动，战局如何变化，出版《资本论》的计划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郭大力的译稿陆续交来。想不到《资本论》第一卷刚刚译好，战火就烧到了上海。1937年8月13日，日寇挑起事端，对上海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郭大力家住火车站附近，不断受到日军炮火的轰炸。为了完成《资本论》译稿，郭大力只得回到相对平静的乡下老家继续工作。他把《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给郑易里后，便离开上海，回到江西赣州潜心工作，继续翻译《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每翻译完一个段落，他便把译稿用小字密密麻麻地誊写在很薄的航空信纸上，一封封寄往上海交给郑易里。当时动荡的中国，邮件快慢不一，有的邮件先发后到，有的后发先到，郑易里倍加珍惜几经辗转后收到的稿件，他一边整理译稿，一边用日文版《资本论》对译文进行认真核对。

自“八一三”的战火烧到上海，中国军民的全面抗战再次打响。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三位领导一致认为出版社必须坚持下去，不但如此，而且还应该在抗战中求生存，求更大的发展。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刚出狱不久回到上海任出版社董事的李公朴与柳湜去华北前线慰劳军队，8月中旬艾思奇和周巍峙去了延安，黄洛峰则带领出版社的主力迁往当时的抗日后方武汉，不久又迁往抗日陪都重庆。上海则由郑易里全面负责主持工作，继续坚持出版发行工作。其中负责编辑工作的是罗稷南、郑效洵，刘麐负责财务，行政工作则由张汉清负责，卜朝义、殷荣高协助。郑易里就带着这六个人在上海坚守着，一切工作围绕出版《资本论》进行。

在这段时间里，郑易里除自己负责用日文版《资本论》校阅译稿、负责版面设计外，还请了三名“女将”做校对，她们是罗稷南的夫人倪琳、郑效洵的夫人蔡淑英和郑易里自己的夫人熊约春。一般的校对是从头到尾一点一点校对，但这样会由于习惯一扫而过，产生疏漏，郑易里便要求大家从后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来保证校对质量。

从译稿转为著作，还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才能实现。当郭大力在出版社简陋的房间里赶译第三卷尚未译完的部分时，郑易里已经带领出版社的人员开始了统稿、排版、校订的工作，随排随打校样，紧接着校对，改定了就打纸型，郑易里和郭大力再审阅新排印出来的校样……在郑易里的安排下，大家有条不紊、紧锣密鼓地工作着。当时，正值上海的酷暑盛夏，溽热难当，但《资本论》译、排、校、印的程序，却像流水线一样运转着。在民族、国家危亡的关头，他们争分夺秒，热天里汗流浃背，挥汗如雨，一干人马不计昼夜，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激发着这些爱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他们不顾外界政局和战火的影响，奋不顾身地工作着。

经过了近百个昼夜的奋战，1938年8月31日，《资本论》第一卷在上海出版，随后第二卷于9月15日、第三卷于9月30日相继问世。这一版《资本论》共印了3000套，书的装帧设计，按照郭大力的意见，尽量和德文原版保持一致，既严肃端庄，又美观大方。就这样，中国第一部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的中文全译本终于在上海诞生了！

为《资本论》的印刷发行辗转奔波

郑易里在为《资本论》的出版苦战数月以后，考虑到战时运输途中的诸多折磨和危险，遂向黄洛峰建议是否可以在重庆印刷。在重庆的周恩来十分关注《资本论》的印刷和发行问题。1939年夏，郑易里把《资本论》纸型装在一个大皮箱里，作随身行李，冒着风险，独自闯出了上海。经过香港，在越南海防入关时，大皮箱被海防法国殖民当局警察扣押。正在焦急之时，郑易里忽然看见多年不见的好友乔丕成。乔留法多年，是中共党员，他跟驻越南的法国总督有同学之谊，很熟，因有这层关系，组织上便安排他在海防专门负责海外援助抗日物资的接收事宜。经过乔丕成用流畅的法语与警察交涉后，乔又亲自陪郑易里去找国民党当局驻海防领事馆，与领事交涉，领事才派员陪同郑易里去海关把大皮箱提取出来。郑易里风趣地说：“多亏那个陪同的国民党人是个草包，不知道《资本论》是什么书，方能闯过这一关。要是他知道这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书，别说书遭厄运，我们也就有苦头吃了。”

当郑易里风尘仆仆地安全到达重庆读书出版社时，黄洛峰兴奋地对郑易里说：“你到重庆来，周副主席都知道了。他亲自过问在重庆印刷《资本论》的事情呢！这是一件大事啊！”听到这鼓舞人心的话，郑易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们立即在重庆联系印刷，由于这里条件不如上海，只好用土纸印了一批内地版《资本论》。

第二批《资本论》印好后，采取分批的办法，改道广州湾的湛江继续发往内地。为确保运输安全，郑易里特派张汉清亲自押运，这次又遭到法国殖民当局扣留。郑易里还是找乔丕成帮忙，辗转相托，从中疏通，才将这批书抢救出来，运到了桂林和重庆。在重庆的预约订户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等，拿到的都是这次赶制的《资本论》。

在第一版《资本论》书末的《译后跋》中，郭大力这样写道：“最后，我们应当感谢郑易里先生，他不仅是这个译本出版的促成者和执行者，而且曾细密为这个译本担任校正的工作。”这是对郑易里最朴实也最真挚的评价。郑易里能够完成如此工程浩大的世界哲学经典名著的出版和校译工作，除了他具有极高的外语水平和在哲学、文学方面的造诣外，更说明他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用行动支援革命进步事业，支撑着中共地下党在文化战线上的战斗堡垒——读书出版社的存在。

从1937到1941年，为出版《资本论》和其他革命书刊，郑易里不仅投入了全部精力，更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围剿和日寇的侵华战火中，出版社完全变成了不公开营业的地下出版社，根本没有盈利，能维持给付工作人员的工资就算不错。现在大家都知道，董事和股东都是要拿红利的，而郑易里这个董事长集撰稿、校对、编辑、组织出版于一身，所有事情亲力亲为，不拿工资，更谈不上拿红利，反而是垫付了大量资金，如买纸、印刷，付给郭大力、王亚南的稿酬，工作人员的工资、伙食费，所有的办公费用，书籍的运输费等。那时，连总社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没钱了怎么办？——找老郑！”

新中国成立后，三联书店里有人说：“郑易里是资本家，他没资格参加工会。”的确，郑易里是出版中国第一部《资本论》全译本的“资本家”，是倾其所有支撑着中共文化战线战斗堡垒的“资本家”。对于读书出版社而言，他勤奋工作，没有从中赚取一分钱，有的只是付出。他和他的二哥为了出版更多的理论书籍，先后拿出七万多银元，出版了大量的革命书籍运往解放区。这种“郑易里式的资本家”，也许只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