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曾提到抗战开始后日军对中国城市的空袭,并借用典故戏谑之:“……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须知,这戏谑之言的背后,既有日军血淋淋的暴行,也有我中华民族军民哀兵必胜的意志。
武汉失守前,国民政府由南京迁都重庆,中共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也由武汉迁往重庆办公。四川由此成为抗战基地和复兴民族的根据地,也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军事国防的中心。所以,日军空袭四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以炸迫降”。
1938年12月25日武汉失守后,日寇航空兵团团长江桥英次郎中将命令日军第一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少将轰炸四川重要城市,重庆、成都、乐山、南充、宜宾等城市先后被炸,我四川同胞蒙受巨大牺牲,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期间,适值我在成都上学,因而得以目击日机“五次光顾”、轰炸成都的罪行。
1939年6月11日夜,日机27架飞抵成都狂轰滥炸,霎时间成都上空爆声如雷,仿佛地震山崩。敌机投掷了大量燃烧弹,无数民房被烧毁。盐市口和九龙巷一带顷时成为火海,虽是夜空,照耀如同白昼,连距成都60里之远的新繁县城都能见到熊熊火光和腾空而起的黑烟,其毁房之惨状可想而知。
在提督街,我看到凌云饭店大楼前半部的三层已变成瓦砾堆,后半部已成断壁危楼,被压死在倒塌房屋中的人不知其数,而幸存者则遍体鳞伤,尘土满身,面容灰黑,倒卧血泊,仰天呻吟,惨叫之声令人裂腑,惨不忍睹。
首度遭遇轰炸中,成都的重点灾区是盐市口、锦江桥、顺城街、提督街、荔枝巷、九龙巷、南新街、上东大街、粪草湖街、交通路、南署袜街等。据当时市府统计资料记载:中弹或被烧、被震倒的门牌号数共有1215个,受害者约有6000人。
二顾
1939年11月4日,日机54架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再度杀气腾腾地侵入成都上空投弹。这一次,成都中央防空总监高炮部队在市郊发射高射炮弹痛歼敌机,同时我空军勇士也起飞迎战,空战激烈。当时击毁敌机两架,其中一架敌机坠落于仁寿和简阳交界处观音场附近的乡间。这架由日本三菱公司生产“96”式轰炸机是由被日军奉为“轰炸大王”的奥田喜久司大佐驾驶的,他也是此次空袭的日机领队。从飞机残骸中,搜出了一些文件和成都市的地图,此外还从奥田尸骸中搜出他随身携带用小银盒装的佛像一个。可叹他作恶多端,血债累累,任他如何祈佑,终遭天谴,坠机殒命。该机后被运至成都少城公园教育馆展览。另一架敌机坠于中江县境,残骸也被运来与奥田的飞机置放棚邻,公开展览,可谓大快人心。击落奥田的是我空军第五航空大队第29中队副中队长、中国王牌飞行员邓从凯。令人扼腕的是,当他驾驶N—16驱逐机在数架敌枭战机包围中死死咬住并击落奥田时,自己的飞机也多处中弹,最后不幸撞上一棵大树而英勇牺牲。壮哉烈士,碧血长空。
1940年夏的一天,下午6时许,遥闻成都发出警报后,我和同学付舒林、李悌君、白开茂等人赶紧越过机投桥溯河而上,去河边桦桉树下躲藏。此时,忽见天空一大群敌机排成横一字形由东向西飞行,飞越我们上空时嗡嗡之声震耳欲聋。与此同时,即有成都、青羊宫、苏坡桥、高升桥、红牌楼等方向的探照灯光交叉射向敌机。瞬间,敌机机身四周银光熠熠、耀眼刺目;顷刻,敌机被吞没于弥空浓烟之中,只听空中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似若“猴子夺蜂包”的烟花爆竹。此时,由苏坡桥至温江公路一线的高射炮部队亦发射炮弹歼击敌机,炮声轰隆间只见硝烟四起;同时我神勇空军也升空迎敌,空战激烈之状令人恐惊。激战后,敌机向大邑方向逃遁。
不久,敌机又自新津、双流窜向成都。因天色漆黑,无法投弹,日机遂先投掷“照空灯”十盏,用降落伞徐徐垂降,在双流至成都的上空排成长一字形,经十多分钟方落地,其光之耀甚于烈日,连200华里外的蒲江县甘溪铺都能见到。“照空灯”令我们无处藏身,以致付舒林同学吓得当场号啕大哭。随后日机向太平寺机场投弹,尽管该处距我们尚有两公里左右,仍有地震山崩之感,河里水花迸溅,令人惊骇不已。
日机轰炸完太平寺机场后不久,观音寺背后的三根柏(小地名)处有汉奸发射信号弹数十颗,五颜六色射向天空,给日机指示轰炸目标。日机看见后,马上从我们头顶掠过,经苏波桥直飞黄田坝机场投掷燃烧弹,将油库炸毁,顷时黄田坝至青羊宫一带火海一片,熊熊火光映红了大片天空。
四顾
1940年10月27日白天,敌机36架再度轰炸成都,此次以投掷燃烧弹和机枪扫射为主,因此我军民人数伤亡重大。当天我入城买书,正好遭遇敌机,被迫逃往猛追湾躲乱。只见敌机用机枪向稠密的人群扫射,刹那间血肉横飞,脑浆四溅,肠肚满地,伤者或呻吟、或痛哭狂叫,亡者枕籍,其状极惨,令人目不忍睹。此次遭受轰炸的重灾区有北糠市街、春熙南段、东顺城街、南新街、新街后巷子、走马街、祠堂街、少城公园、西玉龙街、上罗锅巷、东较场、猛迫湾等处,计伤亡人数约三四千人。敌人之残酷无情,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兽性。
1941年7月27日上午10时许,敌机108架又来空袭成都,此次以空中爆发炸弹进行狂轰滥炸。当天听到警报后,我和王嘉春等三人赶去朝荫寺附近的墓地避乱,仰视天空,只见红日高挂,云淡天青。俄顷,忽见我机三架追击一架敌机,俨如蜻蜒相逐,时而互相炮击,轰隆震天,时而机枪对射,噼啪作响。只见敌机俯冲低空,逃在我机翼下,突然之际又由低空成弧形翻飞高空,腹部朝天,凌驾于我机之上发射炮弹,我机不幸遭击落一架。
警报解除后,我们由机投桥出发,越过杨公桥、龙爪堰、青羊富进入通惠门、金河街到将军衙门。沿途只见处处焦土,碎瓦断木满地,尘埃弥空,被炸飞的棉絮高挂于树枝,外披尘土,状若糍耙。进入包家巷,看见几个大弹坑,深达五米上下,宽则六米有余。转到祠堂街,只见抬尸者不绝于途;在少城公园门口,有一个妇女坦胸露乳,怀抱婴儿,母子皆死;在图书馆,只见楼房倾塌,被炸断的钢筋悬吊空际;折向荷花池,池旁的古树枝被弹片截断,树桩旁依坐一位穿麻色制服的高中生,头被炸飞,惨不忍睹,又见池内尚有未爆的炸弹,旁插警告牌示“此处危险”;进入动物园,珍奇鸟兽无一幸存;在“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处,其碑座被炸破几大块,钢筋混凝土的楼房被炸掉一层;在光明电影院坝内,又看见数十具罹难者遗骸,大多肢体残破,断头折臂。在皇城坝,我们从“为国救贤”石牌坊进入,只见幢幢民房已成片片焦土,树枝上挂着血衣,树下肢体横陈,肠肚脑浆满地,到处血迹斑斑,臭腥袭人;受伤者倒卧血泊,呼号啼哭,哀鸣之声令人心碎,也忍不住呜咽啼泣。
当时据《新新新闻》报道:“受灾重区,城内以皇城、少城公园最为惨重,城外以三洞桥、四座磨一带死伤最多,约计全市居民死伤7700余人。全市医院住满伤残者,市内大小棺木全部卖光……”此次轰炸后,成都市内居民纷纷扶老携幼疏散下乡,一时间市景萧条,昔日繁荣鲜活之成都,而今已成碎瓦颓垣,蓬蒿满地,一片凄凉景象,人烟稀少。嗟乎!我成都无辜百姓,何罪之有而遭此劫?
尽管屡遭劫难,我四川军民也绝不肯坐以待毙。抗战伊始,川军将领刘湘、邓锡侯、孙震、杨森、李家钰、王铭章、饶国华等相继率军出川抗日。尽管武器装备低劣,仍予敌以迎头痛击。在抗战中,川军将士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李家钰、王铭章、饶国华等将军先后为国捐躯,血沃疆场。
经年苦战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成都军民闻此佳音,一时间万众欢腾,鞭炮之声响彻全市;午后又举行火炬游行,狂欢彻夜;成都中央军校则鸣礼炮101响,以示庆祝,防空部也鸣汽笛15分钟,宣告抗战终于胜利,告慰九泉之下的罹难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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