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张景惠之子张绍纪（1922—2014），是张景惠和七姨太徐芷卿所生，张景惠第二子，被捧为“尊宝”，从小娇生惯养，“九岁还不会自己提裤子”。但父亲对他的教育很上心，请了一位波兰籍俄语家庭教师教他，让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能读、能写、能说，并获知不少苏联知识，有了“消灭剥削与压迫”的社会主义思想萌芽。1940年前后，张绍纪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精通了日语，参加了中国青年进步组织“东北青年救亡会”（亦称“读书会”），经常往东北老家传回进步书刊。

在哈尔滨花园街有一座洋房（现南岗博物馆），正是当年张景惠与儿子张绍纪住过的家。张绍纪说，他父亲是个“老好人”，连张府的佣人都称他为“老头”。“父亲从来没跟任何人吵过”，“也没说过不三不四的话”， 张绍纪认为他父亲比母亲好。母亲最令他“反感”的就是“忘本”：“她过去是唱戏的，不许别人提及‘唱戏’一说。”徐芷卿曾是戏剧名伶，1921年成为张景惠的七姨太。

张绍纪回忆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家里来人非常多，一是希望抗日的，想让他父亲领个“头”；二是日本人，希望不用打仗就能直接进入哈尔滨；三是部属，天天跑来问到底应该怎么办。他父亲很矛盾，只是讲“看看再说吧”。当年他9岁，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只感到他家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继而，“维持会”在哈尔滨成立。1932年3月，“伪满”成立，张景惠到长春当上了“军政部长”，全家都搬到长春。1935年5月，张景惠又继郑孝胥之后，当上了伪满总理大臣。

张绍纪留下几帧少年时代的照片。有一帧摄于1935年底，是家人在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官邸的合影。张景惠居中而坐，左侧为七姨太，半坐在他们身后的少年是张绍纪，而右侧坐着的是张景惠大哥的独子、张绍纪的堂兄张绍维。正是这位堂兄最早让张绍纪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并从1940年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张绍纪说：“堂兄比我大6岁，对我影响很大。是堂兄最早告诉我，说我家已属于‘汉奸家庭’，那时我已经懂得，‘汉奸’就是坏人。原来我很崇拜父亲，帅气而高大，这一下子就完蛋了。当时，看到苏联驻哈尔滨的领事馆门前挂一种特殊旗帜，上面有镰刀，还有锤子，不明白其含义。堂兄告诉我，就是‘由工农掌握政权’。我又问：‘什么叫掌握政权？’堂兄干脆地回答：‘就是说了算。’”

1938年初春，16岁的张绍纪收到堂兄来自早稻田大学的信，劝他也来日本留学。此时张绍纪正想逃离自家，不与其父共背“汉奸”的骂名。张景惠也很高兴，他想让儿子学习日本文化，将来也能像他一样为日本效力。

1940年7月，18岁的张绍纪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见到当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东京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简称“东北青年救亡会”）成员的堂兄（此时已化名丁非）。堂兄介绍他加入了组织。“东北青年救亡会”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张为先(共产党员)、丁宜、赵家宾、侯洛、田琛、赵冬日、夏航、高亮、丁非等在日本东京创立的“东京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东北留学生读书会”三个秘密抗日组织于1938年合并而成的，到1939年会员已发展到60余人。在堂兄的引领下，张绍纪接触了马列著作，看过不少巴金、曹禺、老舍的文学名著，他的精神状态从此好了起来。过去是一个富家子弟、豪门小少爷，不得不忍受周围同学的鄙视和嘲讽，内心苦闷，找不到出路；现在他加入了地下秘密组织，起了变化，立志要走出去为国家干大事……张绍纪树立的人生目标是抗日，“不当亡国奴，要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

1941年10月初，晋察冀中共组织来电，要求摸清日军动向情报，遂调张绍纪从日本回到东北地区。任务明确，就是要他利用家庭背景，了解和掌握敌伪上层人士的动向并及时报告。还在留日期间，张绍纪就被组织派遣，以“回国探亲”名义，刺探军事情报。新的任务给了他新的身份和新的人生，在国家与亲情面前，他选择了国家，当年尚不满20岁。

1941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难阶段，德国入侵苏联，苏联遭受重大损失，苏德之间处于胶着状态。斯大林担心苏军重兵驻扎的远东，担心日本人抄俄国的“后路”，所以急需获得日军作战的目标和动向，以便调整战线，能把一支强军调往急需的欧洲战场。

而这时的“伪满”，却承担着向远东伸展之日军提供物资供应之“重任”。作为“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是日本重要合作者，他能够接触日军高级核心机密，手中握有相关重要文件。张绍纪的忽然归来，本应是一家人高兴的时光，但站在父亲身边的青年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任务在身，张绍纪主动修复与父母的关系，似乎更融洽了。张景惠有个常带的小挎包，常放在七姨太房中，装有“伪满”机密文件。张绍纪便利用母亲去打牌的空隙，进屋偷看，抄录重要文件。那是一个周末，张景惠在家打牌，儿子就陪在身边。张绍纪很盼望能进入父亲的办公室，但平时这里是不许任何人进入的。这天，张景惠输了局，让儿子替他去办公室取钱。张绍纪因寻找机密文件稍微拖长了时间，父亲亲自上来查看了，还好张绍纪及时把机密文件藏入怀中，没被父亲发现。好危险！

张绍纪看到了文件的内容：关东军的精锐部队开始集结南下，1941年11月26日，山下奉文已秘密抵达三亚。就是说，后来被称为“马来亚之虎”的关东军大将山下奉文已经奉派“南进”，前往东南亚。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方向是“南进”，而不是北上“与德军夹击苏联”。这正是苏联最关注的情报！当时有“欲知关东军动向，就要找到山下奉文”之说，获知他的动向，也就探听到了关东军的全局进展。张绍纪迅速摸清了山下奉文的动向，就此报告苏方，斯大林也就此认定：远东地区日本的威胁已不复存在，苏军可以大幅度调回欧洲战场了。

应该说明的是，张绍纪虽然提供了日军“南进”而不是“北上”的具体细节的情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不应无限放大。当年，日军以“南进”为主方向已经近乎明朗化，且日、苏两国也已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后来，苏军进入东北，日本还认为是苏方“失信”“违约”呢。

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日本本土，特别是东京不断遭到美军轰炸。这年9月，张绍纪受命，尚未毕业就以“避险”为由结束留学生活返回长春，进入王道书院读书。这期间，张绍纪、张绍维以东北救亡总会“长春情报小组”成员的身份，正式开始了跌宕起伏的“潜伏”生涯，按照党的指示搜集日军情报，安插我党同志。据可靠史料记载，跟他们同样战斗在地工情报战线的青年还有很多，先后潜入“伪满”在“新京”的一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机构，以取得合法的社会职业为掩护，搜集各种情报。其中高亮、马昆山、王焕墀打入了伪满“国通社”当记者，夏航不仅是伪“国通社”记者，还是伪文教部的编审官、法大教授，公开身份为他们从事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他们也是有分工的，王焕墀负责联系伪经济部，夏航负责联系伪文教部，关克则当上了伪军事部秘书官室的秘书，田琛在伪国务院官需局任职，于清怀在伪军铁石部队任中校参谋、教官。高亮就是通过张绍纪、张绍维，联系伪国务院的“东北青年救亡会”的同事，经常以“会友”“研究学术”为名，到张景惠官邸、家宅搜集情报，以至召开秘密会议，抄写与藏匿重要情报与机密文件。

张绍纪利用特殊家庭背景，先后多次接受并完成地下党组织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他还经常把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引到自家大客厅聚会，其中就有后来曾任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等重要职务，在日本和中国文化交流事业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孙平化。张绍纪在父亲身边上演了一场机智巧妙的“潜伏”。他还经常跟母亲出入红十字会，并设法介入伪满工商界，出任某大公司的“社长”，在奉天（沈阳）各类加工厂高层活动，也为地下党组织谋取必要的活动经费。他随同父母参加高层会议和会见，左右逢源地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把张景惠的“官邸”变成了“东北青年救亡会”的秘密据点和情报传递的“暗室”。

张绍纪能够做这些事情，固然由于他本人赴日本留学前后大量接受革命影响，也因为张景惠当年很宠惯他，认为儿子有出息，对他召唤同学或好友到家里来一向不管不问。有时他也会到父亲工作的总理大臣府邸、办公室去偷看政府机密文件，但张景惠自始至终未能觉察儿子的革命行动。

再说伪满大臣谷次亨。此人非同小可，1937-1940年底任总务厅次长，1941年改任民生部大臣，1942年后改任交通部大臣，颇受日本人信任，是伪满大臣中唯一当过“总务厅次长”的人，偶尔还有机会获知所谓“火曜会”（即制订伪满方针和政策之决策会议）的若干信息（不过也很有限，按规定，即使谷次亨当了“次长”，也不能一次不落地与日本人次长一起开会）。因为谷次亨早年留学日本，或许两人有可以交流的话题，张绍纪常常在聚会时故意奉承谷次亨，谷次亨也以长辈名义，在闲谈中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讲出一些“秘事”，比如“火耀会”的一些情况等。

据张绍纪回忆说：“我从他嘴里掏知一些真相，其中确有‘惊天动地的事儿’。为了传送情报，起初只把情报用不显露笔迹的方式，写在月历牌上或伪满杂志的空白处，但因空间太小，往往写不下，就琢磨着改用一帧父亲的八寸照片，把情报写在照片背后的白面上，接收人抹上药水就能看到了，别人是不可能想象的。看后再去除情报字迹并返还，还可以重复使用。”这些情报为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打击日伪，发挥了重要作用。张绍纪的情报工作也得到中共高层的认可，毛泽东就说：“东北地区并非铁板一块，大有可为。”

伪满后期，张绍纪时而随父亲一起到各大臣家转转。他身穿学生服，人颇老实，都说他“孝顺”。

1945年6月，日军的战局逆转。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随即进入东北地区，伪满政权土崩瓦解，“小朝廷”搬到通化大栗子沟。溥仪退位后带着二弟溥杰、三妹夫润麒、五妹夫万嘉熙等登上飞机而走，张景惠则返回长春家中困守。伪满大臣们都很悲观，张景惠则说：“想那些事儿干啥？该死活不了，该活死不成。”

苏联红军攻占长春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张绍纪利用作为张景惠俄文翻译的公开身份，承担起与苏军“长春城防司令部”建立联系的任务，可以协助苏方工作，但不得暴露中共地工人员的身份。其间，张绍纪与该司令部一位苏联军官经常接头，通过这一渠道，向苏军提供了大量情报，对肃清残匪流寇、维持治安、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久，张绍纪从父亲口中获知伪大臣们正策划逃走一事，他毫不犹豫地向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引带苏军抓捕了正在家中的张景惠。在他看来，既然父亲干了那些事，就应该负责，虽然他心里也不舒服，但必须这样做。张绍纪说，以“通知开会”名义抓人那天，他还曾跟着邢士廉、吕荣寰到过于镜涛家，因为张景惠“接到开会通知后很不放心，希望于镜涛、邢士廉和吕荣寰都去参会，让他放心”。其实，于镜涛当时已经是苏军司令部安排的“长春市市长”了，他知道要“开什么会”，但也去了。所谓“开会”无非就是宣读一份逮捕名单，念到名字的人都必须到苏联去“好好学习”。

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正面原状

1945年8月30日，苏军驻华部队总司令部格瓦廖夫上将接见被苏军逮捕的张景惠等伪满大臣和高官，由张绍纪任翻译。格瓦廖夫上将说：“听说你们很想念溥仪，溥仪也想念你们。今天下午天气很好，就送你们到那里去。”随后全被押解到长春机场，并按名单逐一核对人头，经查无误者即登机。就这样，伪大臣们一个个走上苏联飞机的弦梯。

张绍纪本是以“俄语翻译”的身份随同被抓的伪大臣到了机场，不料苏方点名到最后，竟清清楚楚地叫到了“张绍纪”的名字。张绍纪一脸诧异：“为什么叫我上飞机？我是青年学生，也不是当官的，更不是汉奸，不过是受到苏军方面之约临时充任俄语翻译而已，怎么可以连我也带走呢？”在场的一名苏军大校板着冷峻的面孔说：“司令部拟定的名单上有你！不能更改！”格瓦廖夫上将这时也说话了：“还是让你去当翻译嘛！等不需要了，就送你回来。”于是，曾帮助苏军做过不少工作的张绍纪也混在伪满大臣和高官一堆汉奸里，被带到苏联去了。张绍纪深感不是滋味，不仅父亲未能回家，于镜涛没走成，自己也被留下了。

之前，张绍纪已经以其革命实践获得了党组织的信任。1944年，党组织在东北考察革命青年时，就确定了一份准备发展入党的人员名单，分为两批：第一批当年就发展，第二批在1946年发展。张绍纪被确定在第二批发展。然而，还没等到“第二批发展”的期限，他就被带往苏联伯力收容所去了。颇为遗憾的是，他行前没来得及向组织打招呼告知。以后他才明白，之所以带他走，完全是苏军“长春城防司令部”决定的。一是因为他通俄语，可以继续当翻译，沟通苏方与伪满大臣之间的语言；二是还要通过他，方便苏方掌握伪满高层人物的心理和动向。就此，他与父亲张景惠等人都被“抑留下来”。

“中共组织上没找你吗？”若干年后张绍纪接受记者采访时听到了这样的问题。

“怎么不找？急坏了！我家里的人也急坏了，不知道怎么的，人一下子不见了。后来，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包括一些上层关系向苏方查询，一直没得到明确答复。”

“你在苏联那边没向他们反映吗？”记者又问。

“哎呀，谈了好几次！我心里十分难受，度日如年，多次反映、申诉，说明情况，要求立即让我回国。可是苏方管理人员说，这么大的一场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事情太多了，哪里能有时间专门研究、甄别你一个人的事？等你们的政府一成立，马上送你回去。我一看，也没办法，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

到了苏联先住在赤塔，三个月后迁往伯力。张景惠等被安排在“将官俘虏营”，而张绍纪则只能作为“一般拘留者”接受“士兵待遇”。他和溥杰、润麒、万嘉熙、毓嵣、毓嶦、李国雄、黄子正等住在同一间囚室里，与溥仪的单独住处（毓嵒因被安排服侍溥仪而与其同住）相邻，天天见面。张绍纪仍然承担苏方管理人员与日本战犯交流的翻译工作，有时也帮助父亲同苏方管理人员说话。然而，平时还是要跟战犯似的被派到菜地里参加劳动。

张绍纪每天都坚持锻炼，因囚居者中只有他一人懂俄文，“拘留所”给被关押者订阅了《真理报》和《消息报》，他都从头至尾仔细阅读。苏方管理人员允许买书，他就把“拘留所”每月发放的零用钱15卢布都用来购买小说和文史读物。看到那些伪大臣和伪军官们天天睡大觉、聊天、赌博、算卦，百无聊赖，张绍纪就主动给他们读报，当起了“译报员”。苏联人一看也都觉得不错，就叫他坚持“天天读”，有时还让他单独给溥仪读报。

“溥仪有兴趣吗？”记者又提出问题。

“没什么兴趣。不过他也不好表示出来，听着就是了。后来，苏联人还让我给溥仪读小说《青年近卫军》。”

“是吗？”记者不禁笑起来，“这个总有点兴趣吧？”

“开头也不行。后来好一些。”张绍纪回答。

“读完了吗？”

“没有，大约读了三分之一。”

在那几年，溥仪每次与苏方管理人员接触、谈话，都是张绍纪做翻译。

1950年5月引渡之前，张绍纪与同时被囚于伯力的伪满总理大臣秘书官高丕琨还曾在纳霍德卡归俘集合地相遇。两人都是最贴近张景惠的人。

囚居期间，张绍纪有了跟父亲朝夕相处的机会，也能尽一些儿子对父亲的孝道了。张绍纪回忆说：“我摘野菜、野葡萄，给父亲做咸菜调味。苏联食品中没有咸菜，父亲很爱吃。父亲也关心我。我劳动回来，总要问问：干什么活儿呀？累不累呀？我这时才感觉到‘父亲’的存在。父亲吃饭少，常把剩下的馒头递给我：‘你要不要呀？’我说‘要！’在家里时平常是不可能跟父亲一起吃饭的，像这种情况更是从来没有。现在，我也不再是‘豪门逆子’了。”

1932年至1945年出任伪满执政和“康德皇帝”的溥仪，囚居苏联期间不想回国，怕被枪毙，然而，引渡战犯的工作还是在1950年开始了。第一批引渡在5月末6月初进行，共有200人，包括张绍纪。他是比别人提前几天回国的，也可以说苏联人还算“没有失信”吧。苏方始终不知道他的“中共地工人员”的身份，所以交接时也没有“特别交代”，张绍纪一时间也还拿不出他“反满抗日”真实身份的证据，就又被混同战犯关押在沈阳监狱了。

正在他再度陷入苦闷不已的地步时，监狱下发了一张个人简历表，其中有一栏是“是否参加过反动会道门”。张绍纪眼前一亮，看到了机会。他用笔勾掉了“反动会道门”字样，填写了“没参加过反动会道门，参加过东北青年救亡会”，并注明了“证明人”。巧的是，张绍纪填写的证明人此时就在东北公安部任职，兼管沈阳监狱。表格呈交后东北公安部当即核查，迅即释放，从速安排工作，这让张绍纪百感交集。

1950年8月初，溥仪、张景惠等伪满战犯被引渡回国。当时传说“第一批引渡的200人全被枪毙了”，大家都很害怕，人心惶惶。路过沈阳时，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高岗奉周总理之命给战犯宣讲，让他们“好好改造，将来有机会为人民服务”。但这句话被认为是“宣传”、“挑好听的说”，没人相信。这时，高岗叫张绍纪出来说话。当战犯们看到曾与自己同在苏联囚居地朝夕相处五年之久的伪满总理大臣之子居然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尉军官制服时，惊诧不已。张绍纪告诉溥仪等战犯：“先期回国的200人中没有任何人被处决。”他的话令人信服，人心一下子就安定了。

“你想继续做地下工作，还是公开身份？”组织上告知张绍纪，“如果愿意公开身份就可以公开了。”

张绍纪决定公开，并提出要改名为张梦实，因为共产党掌握政权、民主社会的“理想之梦”都已经实现，可以叫“梦实”了。从此，张梦实成为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干部，专做日本战犯的管理和改造工作。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的张景惠，一想到儿子时就问：“绍纪还在吗？”

1956年初，张绍纪被调到北京，行前还经组织安排与父亲见了一次面。那天晚上，在一号会议室，张绍纪夫妇一同与父亲见面，一时彼此却无话可说。论他们这时的政治身份，显然已是天壤之别。张梦实说，父亲有点儿惊奇，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儿子与共产党的关系。金源科长用手指着许明介绍说：“这是你儿媳妇！”张景惠说：“是吗？哦！”聊了一会儿就告别了。回到监舍，张景惠对别人说：“这小媳妇是我儿媳妇吗？我不认识她呀！”当年家中仆人很多（许明曾经是张家的仆人），他连瞅都不肯瞅一眼。到了新社会，女仆变成了女干部，他这个大战犯哪还能认得呢！

1958年6月14日夜，张景惠病危，医务人员携带器械奔向监舍，经注射、服药等全力抢救，转危为安。此后张景惠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大小便失禁，医务人员每天都精心为他挂上盘尼西林和葡萄糖瓶输液，生命得以维系。后经上级批准，又把他送到市立医院住院治疗，后因患动脉硬化、心肺病、心力衰竭，延至1959年1月11日13时病故，终年88岁。

据张景惠的亲信、曾任伪满“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镜涛回忆，张景惠在任职伪满问题上也有“委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有话，让张景惠先在伪满内部“顶着”，“先对付着”，“将来政府有办法”，后来张景惠常拿这句话为自己开脱。其实，伪满年代的郑孝胥和张景惠这两位“位高权重”的“总理大臣”都已经成为日本关东军手中的玩物，他们的叛国罪行是无法掩饰的。

张梦实对父亲的评价是：政治上糊涂，成了汉奸，性格上则是个“好老头”。他对自己的认识是，已经叛变了父亲，从这一点来说不是他的好儿子，但从政治成长和前程来看，应该说还是他的好儿子。张梦实又说：“多年以后，我无意间见到过父亲的档案里有一篇‘自白书’，看到了父亲自述子（张绍纪）、侄（张绍维）的往事，‘感谢政府对自己的宽大，也感谢政府给自己的子、侄一条出路’，看来他已经知道详情和细节了。1942年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出生时，爷爷为他们分别起名‘太平’‘迎春’，反映了他心中也有‘和平’和‘春光’的另一面，并不完全认可所谓的‘总理大臣’。”

1959年末，当年“总理大臣”的顶头上司“康德皇帝”溥仪也获得特赦，成为新中国的公民和全国政协委员了。

张梦实在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日法系主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与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2014年12月19日病逝，享年92岁。

本文主要依据于镜涛、高丕琨生前口述以及笔者对于镜涛之子于琪元先生的访问以及若干档案资料撰写而成作者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溥仪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