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思想
□刘新生
毛泽东和蒋介石等人在重庆谈判时的合影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开展外交工作，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从开始萌芽到逐步形成和不断成熟三个阶段。
从“九一八”至全国抗战爆发：外交工作的重点是争取国际援助。1931年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入侵中国沈阳， 广大义勇军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揭开了中国局部抗日战争的序幕。1933年初， 日本吞并了热河省。1935 年，日本又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土协定》 和《何梅协定》， 制造了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 的“华北事变”。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 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渐高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中国局部抗日战争形势和国际动态， 并开始思索争取国际援助的问题。
1935年底，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会后，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指出:“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 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 并强调“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这是毛泽东涉及抗战外交工作较早的论述， 指明了争取国际援助是抗日战争时期开展外交工作的重点。1936年10月， 毛泽东和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交谈时， 又明确表示， 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主张在抗日战争中采取使中国可能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措施， 而是要努力争取苏、美、英、法等国的支持与合作， 同时要联合一切受日本侵略威胁的弱小国家， 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从而首次比较具体地阐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主张。这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萌芽阶段。
全面抗战爆发至战略反攻前夕： 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联合起来。1937年7月7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毛泽东科学预见了战争的发展趋势， 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同时， 其外交思想也开始初步形成。事变爆发后一个月， 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 “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 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这一主张成为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 毛泽东提出了对外工作的新策略原则。1940年12月， 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 在外交中我们应对不同时期的各个对象加以区别， “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 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 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 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形成阶段。
从战略反攻至抗战胜利：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 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中国人民长期的英勇抗战和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 逐渐改变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 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战略大反攻。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如何处理战后中国外交问题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的外交思想逐渐趋于成熟。1945年3月， 毛泽东与美军赴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等人就战后中国外交走向和发展中美合作等相关事宜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不久，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同年7 月，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基本原则， 其内容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 保持世界和平， 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 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 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 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这些外交原则的提出， 以及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外交问题的一系列论述， 标志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成熟和完善。
抗战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
经过抗战阶段的发展，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加强了，并以《论新阶段》《论政策》和《论联合政府》等文献为主要标志，形成了一套包括从基本方针到策略原则，从总路线到具体工作方法的比较完整的外交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民族独立自主的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它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内外政策之中。在对内政策方面，独立自主原则是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争取抗战彻底胜利的关键。在对外政策方面，毛泽东和党中央既反对国民党依附英美的政策，也反对王明盲目服从共产国际和苏联路线的做法。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在1940年11月发表《中国面临着重大新危机》的时评中曾对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作过解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民族独立自主的路线，只承认中国人民是中国的主人，主张由中国人民领导。中国共产党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也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但不反对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只有坚持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基本政策，才能对内唤起民众、加强团结，对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并正确地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挽救民族被毁灭的灾难。”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党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曾旗帜鲜明地宣告：“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从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此后，毛泽东在向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说明中共政策时，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首先是中国人，我们寻求友好关系，但我们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我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不难看出，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获得了全面清楚的表述和说明。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独立自主的问题是关系到党、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的大问题。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一个党、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在政治上不重视独立自主，国内外的反对势力必然勾结起来进行颠覆破坏，轻则内战不止、动乱不息，重则受制于人、政权变质；反之，珍视和维护独立自主，不与任何大国结成结盟关系，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更不允许外国势力打“中国牌”。我国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只有这样，才能防乱治，抵御任何国际风波的冲击。
“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争取外援。”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问题一直十分重视，一贯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争取外援”的原则。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进一步论述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足点，但中国不是孤立的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密切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1940年，毛泽东又强调指出：“我们的根本方针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中国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援助，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援助。对待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毛泽东认为应当有一定的原则：一是美国等国对于中国抗战的援助，必须是以平等待我为前提；二是在对待美国等国家援助时，更加重视西方等国家人民的援助，首先要看到各国“人民助我”，“民主国家如英、美、法有广大民众，包括各个阶层的一切前进人们，都是同情中国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在中日战争中，“我们对国际援助暂时不应作过大的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对美英等国家外援的分析，大大深化了我们对西方国家援助的本质的认识。
毛泽东关于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分析以及由此而制定的方针政策，具有原则性、坚定性和灵活性，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坚持抗战的一项基本方针，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毛泽东的“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争取外援”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大量吸引和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所有这些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仍然应该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上面，因为任何外援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发展问题。对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凡助我者友之，凡助敌者敌之。”外交策略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利用阶级分析和矛盾分析的方法制定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涉及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反侵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要准确地把握和利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及其变化，在国际上使我国获得最大的同情和支持，使敌人陷入孤立和包围之中，就需要一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和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及其以后制定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就已表现出高超的策略思想，但当时还来不及对党的外交策略原则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概括，这项工作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才逐步完成的。
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外交思想总的策略方针是：“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即毛泽东所强调的“凡助我者友之，凡助敌者敌之”，一切以有利于抗战为原则，这就是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
毛泽东（右二）、周恩来（左一）等与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谢伟思（中）合影
讲究区别对待政策。毛泽东阐明了区别对待的策略原则，即对不同国家、同一国家内的不同人们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策采取不同政策。在这方面，毛泽东和党中央曾根据各方面对中国抗战及对我党的态度多次作过具体规定。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曾指出，在分析国际形势及制定对外政策时，“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区别；第三，更不可忘记现实与未来的区别。”1940年毛泽东在《论政策》中除了重申应记住上述区别外，又进一步提出应将帝国主义及同帝国主义国家不同时期的政策加以区别，指出应将侵略中国的日本与现在没有侵略中国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将支持日本的德、意和与日本对立的英美加以区别；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的英美与放弃了这种政策的英美相区别。并要求应“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此外，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还提出，要将日军的军官与士兵、上级军官与下级军官加以区别，建立最广泛的反侵略统一战线。抗战后期，在对付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时又提出：“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上述这些层次上的“区别”，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外交策略水平的不断提高。
特别应指出的是，在揭露、抵制英美帝国主义“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中，毛泽东显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他既肯定了联合英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反对联合压倒一切的观点，主张通过斗争去求联合。他认为，对于英美一切不利于中国抗战的行为，特别是与日妥协出卖中国利益的行为要作斗争。愈是旗帜鲜明表明我们的反对态度，揭露它们的阴谋，便愈能减少它们妥协合流的可能，也愈能有利于中国与英美反侵略的联合。当然，斗争只是手段，必须服从联合抗日的目的。因此，在进行斗争时必须区别情况，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体现了毛泽东斗争策略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争取与美国政府的密切联系与合作，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维护战后中国的和平统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了大量细致外交工作，并对外交工作的具体方法作了规定，即：一切争取主动，切勿陷于被动，不要有求必应，也不要随便向对方提要求；制定政策要深思熟虑，执行政策要坚定不移，但在具体方式上又应灵活机动，不拘一格；谈话及给材料，可告者应力求真实，不可告者应力求隐蔽；外交态度应谨慎坦率，一方面勿失去警觉，另一方面勿吞吐吱唔；招待方法要守时守信，一方面要切忌铺张，另一方面也不可冷淡。这些具体方法的提出也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面成熟的一个标志。
世界已进入21世纪，今天的国际形势与7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在中国外交事务发展中，中国与美、英等大国之间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与分歧，有时可能表现的十分尖锐。因此，在处理各种具体外交事件上，我国政府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同各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要采取适当方法，尽可能减少分歧事件对中国与其他国家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坚持妥善处理分歧、理智看待合作、目的达到“双赢”的策略。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是早已为历史所证实、并将为今后的发展所继续证实的真理。
综上所述，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这种发展是同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思想成熟和系统化于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外交思想正是随着这一发展过程而在抗日外交实践中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它对中国革命曾起过十分巨大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战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历史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外交思想正确指导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活动，对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一时期形成和发展的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则，对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制定外交政策也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企图。西安事变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同意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但其阶级本质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顽固派站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立场上，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及其在中国的独裁统治，企图利用抗战之机，削弱甚至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1937年，国民党中央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接着又秘密颁布了《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措施，致使全国许多地方反共活动猖獗，武装袭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事件屡屡发生。1941年1月， 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反共活动日益猖獗。为了维护、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 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有理、有利、有节” 的方针，坚决与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斗争，在军事上进行“反摩擦”，在政治上揭露其破坏抗战的阴谋，并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争取苏、美等国的支持。苏联采用多种形式多次质问、谴责国民党， 并提出抗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则暂停了对华贷款， 同时派遣特使来华调查皖南事变真相，要求国民党与共产党密切合作，“以有利于中国作战的共同目标”。 在苏、美等国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保证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这些都为稳定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壮大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的力量争取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 考虑到中国和日本在军事力量上的悬殊对比，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前提下， 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1936年7月，毛泽东在论证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行性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与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美、英、苏等国人民的敌人。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 经过中国的外交努力， 世界各国特别是美、英、苏等大国， 迟早会同中国结成反日国际联盟。因此，遵照毛泽东的指示， 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政策方面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的口号， 提出了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和平阵线相结合” 的主张。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建立包括苏、美、英等大国在内的反法西斯国际联盟的条件已经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提议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设想不仅在1942年得到了证实， 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中国人民赢得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通过对外交流和民间外交活动， 大力宣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军事胜利， 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扩大了国际影响。
对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具有正确的指导作用， 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新局面， 而且它所包含的基本方略和指导原则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奠定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石。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对外交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 世纪70 年代初，中国终于打破美国的长期封锁， 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取得外交工作的巨大成功。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历程， 我们不难看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在制定外交政策上所起的重要指导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实行“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 维护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取得了对外交往的主动权， 从而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争取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回顾历史，是为了获取智慧和启迪，从而更好地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回答了决定抗日战争成败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历时十四年之久的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不仅谱写了世界民族解放史上的辉煌篇章，而且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战胜法西斯强国的典范。中国在打败法西斯赢得胜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对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正义主张和不懈追求，完全顺应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真正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彰显了中国积极参与塑造人类共同未来的坚定立场和巨大力量。今天，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必将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外交笔会常务副会长，前中国驻文莱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