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儿女的故事：百姓养育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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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后，已是白发苍苍的彭士禄仍然忘不了为了生存而沿街乞讨、砍柴、绣花、坐监狱的苦难童年，更忘不了认百家父母、吃百家饭菜、穿百家衣裳的温暖经历。
彭士禄（彭湃、蔡素屏之子）：苏维埃政权失败之后，我奶妈就带我逃走了。五六岁的时候，我的七叔又把我带到潮阳去了。我们两个人到了汕头附近一个叫安浦的镇上后，他把我领进铁道旁边的一个庙里头。
小士禄看到庙里的每个人都佩带着驳壳枪、步枪。原来，这里是红军的一个据点。七叔把他交给组织后就去南昌苏区了。
彭士禄：他们先把我带到一个村庄，待那么几天，一般一个礼拜、十天的样子，又转去另一个村庄。尽管就住那么几天，但我每到一个地方，“爸爸妈妈”也叫，“哥哥弟弟”也叫。再后来，我就到了“山顶阿妈”那里。她一个人住，我就老跟她去种菜、种地，还有捡蘑菇、爬树掏鸟蛋来吃。我在这个地方大概待了有整整几个月。
“山顶阿妈”还经常带小士禄下山。有一次他们从山下回来的时候，看见山坡上躺着一具男人的尸体，“山顶阿妈”感到了危险。这时，来了一个叫陈永俊的红军，把小士禄接走，送到了金沙乡的一个渔民家里。
彭士禄：那时我跟着这位渔民“爸爸”经常出来打渔。打渔时，我看到旁边种了潮州柑，很大。我看了真想吃，但是也不能偷呀。“爸爸”一看我眼馋的样子，就拿鱼换了几个柑给我吃。
1933年的一天，东江特委两个委员乘小船准备将小士禄带去瑞金苏区，不幸在途中被捕，壮烈牺牲。小士禄的“船夫爸爸”杨嘉靖只得把他带回金砂乡，交给陈永俊。陈永俊把小士禄领到自己的家里，还给他编了一个用来对付敌人的“口供”：陈永俊的妈妈潘舜贞是士禄的亲姑妈。这样，小士禄就改姓陈，在这个家里除了有永俊表哥，还有一个小表姐。
彭士禄：我在这里住的时间最长，有将近一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绣花。那时汕头搞刺绣，家家户户发下来一些东西，你做了就能挣到一点钱。所以我姑姑、我姐姐和我都绣花。另外我还帮助养点鹅、鸭，帮人家放牛。我还学会了游泳，能潜水，会抓鱼、钓鱼，还去河边捡那些个大的蚶。姑姑对我特别好，过节的时候宰个鹅，把肉给我吃，叫我姐姐啃骨头。我不好意思，就偷偷地把肉给姐姐吃。哪怕再穷，我姑姑还是让我读上了书，虽然只有半年。这时我真正体会到老百姓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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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妮和家人。孩子左起：蔡博、蔡妮、李特特；大人左起：向警予、蔡庆熙、刘千昂、蔡蓉峰、葛健豪
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叛徒出卖，小士禄的身份暴露，他的“姑妈”陪他坐牢，受尽了酷刑。四年后小士禄被释放时，“姑妈”却还被关在狱中。1936年春，小士禄又被关进潮安监狱。原来是地下党看到刊登在《民国日报》上的照片后，通过关系想用打官司的方式让他的祖母周凤来营救他。这天，他和“姑妈”一起被带上法庭。
彭士禄：上了法庭，我看见那儿坐着一个老太婆，白发苍苍。我一看，对她还有一点印象，好像是我的祖母。当时就三堂对质，我祖母说：“这个小孩子是我的孙子。”我“姑妈”听了感到莫名其妙：“怎么是你孙子，这是我的侄子。”等到问我时，我说：“我不认识这个老太婆。”我祖母气坏了，说：“我有证据，他的右脚脚趾头上有个红色的胎记。”大家一看，的确有个红记。但我还是死不承认。
双方争执不下，法官只能宣布休庭。在被带回监狱的路上，“姑妈”问士禄：“那个老太太是不是你的祖母？小士禄说：“是。”“姑妈”又问：“那你在法庭上为什么不承认？”小士禄说：“我不能认啊，我走了谁养你啊？”因为他们被捕后，永俊哥哥牺牲了，小表姐也不知下落，士禄不想扔下还在坐牢的“姑妈”跟祖母回香港去，但是“姑妈”却坚决让士禄认下他祖母。
彭士禄：她说：“如果是你祖母，你赶快回去，赶快去读书。你不要忘记我就可以了。”所以第二次又到法院去审的时候，我就听了“姑妈”的劝告，认了祖母。祖母当时很感动，把身上的钱都给了我“姑妈”。我跪下来向“姑妈”告别，大哭一场。
回想起来，在那段岁月里我前后共借住了20多户人家，每一家都对我特别好，再穷也不让我饿肚子，还编各种“口供”来掩护我，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所以我感到：那么穷苦的老百姓，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能爱护、保护我这个烈士遗孤，的确让我受到了最大的教育，好像我工作一辈子、几辈子也还不完这个恩情。
长大成人后，彭士禄通过不懈努力成就了人生的辉煌，他被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他的名字和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担任过高官、获得过很多荣誉。可是，每当人们赞许他的时候，他的回答却总是：“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报答不完老百姓对我的恩情。”
蔡庆熙是蔡和森、蔡畅的姐姐。当蔡和森、蔡畅因为投身革命而无暇顾及子女时，她义无反顾地为弟妹们承担起了养育子女的责任，作出了很大贡献。
蔡妮（蔡和森、向警予之女）：我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我父母就把我交给我的大姑妈蔡庆熙，托她照顾我和我弟弟；奶奶葛健豪则主要照顾我的表妹特特。那时候我们住在湖南，大姑妈对我们照顾得非常好，一切家务都落在她身上，又是做饭，又是洗衣服，非常累。
小时候，刘爱琴只知道自己是家里养活不起的小女孩，她那时唯一盼望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挣脱童养媳的绳索，这也是她后来想要抹去的关于童年的记忆。然而，虽然有这些难以抹去的灰色记忆，养父母的恩情却是灰色中的亮光。
1965年潘舜贞去世后，当地干部群众为她举行追悼会
刘爱琴（刘少奇、何葆珍之女）：我父亲他们那时候在武汉搞工人运动。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搞“四一二”大屠杀的时候，我父母们就转入地下了。在这种自身也难保的情况下，还要带着孩子搞革命是不现实的。所以我生出来没有几个月，还吃奶呢，就被交给了一位工人积极分子。他的妻子这时正好也生了一个孩子，比我可能小一两个月。这样的话我跟着也就有奶吃了。他们对我挺好，有点什么吃的，甚至不给自己的孩子，也都先紧着我吃，因此我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父母，就这么一直把我养到六七岁的样子。后来他们在城里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就从武汉搬到乡下去，他们的老母亲在那里。乡下家里很穷，就那么一间草房，也没地。这样，到后来生活就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得把我送走。我记得他们对我说：“把你送到一个地方，那儿有吃的，你在那儿住着，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去看你。”
就这样，养父母被迫把小爱琴给人当了童养媳。1937年，当养母带人把她从婆家赎回来，告诉她要送她去延安见亲生父亲时，小爱琴紧紧地抱着这位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疼她爱她胜过自己亲生儿子的“母亲”不肯松开。
1934年，国民党到处通缉捉拿刘志丹，贴出布告悬赏和警告众人：如有人收留刘家的人，格杀勿论。为了不连累乡亲们，5岁的刘力贞和母亲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饥饿和惊恐中来回躲藏。
刘力贞（刘志丹、同桂荣之女）：我二姨父把我们接到他那家里头，他害怕被村子里的人知道，先把狗事先喂了拴起来，然后等村子里的人都睡觉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回去，也没敢住在他们家，就住进草窑里，等到晚上的时候才把我们娘俩接回他们家，给我们做饭吃。我小的时候，自尊心很强，饿着想吃，就拿眼睛看看我姨，看看我妈，想让他们给我吃，还不好意思要。我二姨见了还挺感动，说：“哟，把孩子调教得这么规矩。”
在二姨家藏了几天之后，时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的习仲勋打听到他们的下落，派人把他们接到南梁根据地。
刘力贞：在革命队伍里，人的感情确实就像一家人一样的。那回我得了伤寒，又没有药，我母亲很着急。我父亲说红军里有个郎中（就是懂中医的大夫）叫杨在泉，就请他来给我看。那时候给小孩看病不是号脉，是看手指头，看完了以后他说是伤寒。可是这时部队在山沟里头，哪有药啊？于是他就到马房里头，把给马抓的中药拣了几味，然后就给我熬着喝了。喝了以后病就好转了，一好转我就吵吵着要吃凉粉。我妈就赶快告诉附近老百姓的姐妹们，说：“贞娃（我小名）要吃凉粉。”老百姓赶快就做了凉粉给我吃。说真的，那时红军跟百姓的关系那真是水乳交融，不分彼此。
项苏云在上海出生时，她的父亲项英在瑞金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小苏云刚两岁时，母亲要去苏区，只得将她交给上海的地下党同志照看。当时，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办了一个劳工幼儿园，一位地下党阿姨就把她送到陶行知家。
项苏云（项英之女）：后来，陶行知的劳工幼儿园不能办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特务都盯上了陶行知，他们对英国人说：“陶行知的劳工幼儿园竟收共产党的子弟，不准他办。”陶行知的幼儿园是大家集资办的，人家不出资了，幼儿园就被迫解散了。他知道我是谁的孩子，就把我接到他家。这时，刚好陶行知在南京师专的一个学生郭青到上海，郭青当时在苏北淮安县的新安小学做老师，新安小学也是陶行知的同事和学生办的。陶行知就对郭青说：“这是个孤儿，我这儿劳工幼儿园不能办了，你把她带回去。”郭青就问：“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啊？”陶行知想了想，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苏云”，就是江苏省上面飘的一片云，而且不能姓项，让我随妈妈姓张，因为项姓比较少，怕国民党怀疑。这样郭老师就把我从上海接到淮安。到了新安小学，郭老师就把我领去小学对面的一户人家里，那家有一个大姑娘叫张爱珍，白天在学校，晚上就回她那儿住。那时有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也常去躲飞机。
1938年初，郭青费尽周折将苏云带到延安，进了鲁迅小学。1939年初，鲁迅小学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附属小学”（简称“保小”），校址迁到安塞县白家坪。那时郭青担任学校的校务主任。
项苏云：安塞生活很苦，一顿就发几个土豆吃，一天吃两顿，我总饿肚子。郭老师来看我，看我难受的样子，就问：“你怎么了？”我说：“饿肚子。”郭老师就把我带出来，给我买了两个大馒头。我拿着两个大馒头还舍不得吃，刚一进院门，同学们就喊：“哎呀，张苏云有馒头！”上来就抢光了，我自己一口都没捞着吃。
1944年底，苏云小学毕业后考入延安中学，学校坐落在延安城东十华里的桥儿沟。
项苏云：到了桥儿沟以后，郭老师把他的病号饭都给我吃，对我真是特殊照顾。后来，郭老师离开保小去了绥德，等赚了大洋又来到延安。我在延安中学的时候，他还送大洋给我，对我一直都很好。往后我回国后都会定期去看他，郭老师100岁的时候还是我给他做的寿。可以说，老师比父母还亲！
林苏生才是婴儿的时候就被卖到赖家，并改名赖亚平。11岁时，养父母将他送到一个裁缝店学手艺。
林苏生（林伯渠、范乐春之子）：我是残疾人，为此裁缝师父带我学手艺是有点顾虑的。因为过去在农村学裁缝，常常走街串户，徒弟应该给师父拿伞、背工具。可是我不但不能给师父拿东西，还得他来照顾我。师父非常同情我，他说：“不学到手艺将来怎么生活呢？”对我就很照顾。那会儿一般学做衣服，得学两年半以后才正式教你裁剪，在这之前是不会告诉你真技术的，都是帮助干些钉钉扣子、缲缲边等辅助性的活儿。可是我的师父不到两年半就开始要我学裁剪。
邓瑞生的养父母供他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养父去世了，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有人就劝养母改嫁。
邓瑞生（邓子恢、黄秀香之子）：我养母不干，说：“我不能再嫁人，我要把这孩子带大。” 当时学费要交多少呢？要一斗米，可我们当时连饭都几乎没得吃。于是我养母就做好了东西到街上去卖，她说：“儿子，你要跟我在一起帮我认票子，你不认票子我这儿没办法做。”第二年她又说：“儿子，你可以学个手艺。”街坊邻居对我都非常好。其实很多老百姓都知道我是谁的孩子，可是他们保护我、喜欢我，从来不向敌人透露什么东西，要不我早就没命了，所以我觉得老区人民非常讲感情。
李钊的父亲李得钊和母亲周惠年被国民党关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后，李得钊被判有期徒刑15年，移送南京军人监狱，周惠年母子则被移送到苏州反省院。
李钊（李得钊、周惠年之子）：西安事变以后第二年，周恩来同志到了南京，借国共合作的机会，把我们一家从苏州反省院接出来了。接出来以后，我母亲觉得带着孩子工作很不方便。我父亲牺牲的时候，曾对同监的难友说：“我是出不去了，我爱人还年轻，她带着两个孩子，对她来讲困难是很大的，如果你们今后有机会出去的话，希望你们能够关照一下。”因此，这些革命同志出狱后就主动来帮助我母亲。
同志们把李钊送到陈同生的老家四川省营山县。陈同生1932年起在中央“特科”工作，他对自己的母亲说：“李钊是我儿子。”所以，老太太对自己的“孙子”也就特别好。
李钊：我大概是4岁来的四川，6岁开始上学。有一次老师上课讲唐诗，因为走神，结果老师过来“啪”就给我一耳光，打得我一怔，很吃了一惊。当时我心里很愤怒，想了半天我就站起来说：“老师，学校里规定，学生有不对的地方是责问，打的话也就是打手板，没有像你这样打耳光的。”老师一听，拿起教鞭就向我冲过来了。
李钊离开座位就跑，一直跑回了家。“奶奶”看了李钊脸上的手印很心疼，答应给他联系别的学校。
李钊：结果没多久，我“奶奶”就收到儿子的信。信里说：“这个孩子并不是我的，而是我一个战友的。现在抗战刚胜利了，我的战友希望能把这孩子接回去。”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父亲不是陈同生。我的母亲叫周惠年，她现在已经在延安，要接我去。我“奶奶”知道后非常难过，搂着我直哭，眼睛都哭红了。虽然她很舍不得我，但最终还是让我走了。我和我“奶奶”感情确实很深，相处这么多年，我们每天都睡在一块儿，很亲热。她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朴素的、非常勤劳的农家妇女，心地非常的善良，所以我走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从离开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她，听说她后来被胡宗南杀害了。胡宗南从陕西败退路过四川的时候，把与共产党沾亲带故的人全都斩尽杀绝。我后来回营山时，当地农民讲起这件事，说她死得很惨。每次想起她，我都非常怀念。
这些被迫离开自己父母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养父母”“老百姓”“人民”这几个词，是他们回忆自己童年时反复提及的。每当说到这几个词时，他们都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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