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1939—1947年，延安保小在白字坪的校址

谢绍明：我们的课本是油印的，封面上印了列宁的头像，还印了镰刀、斧头、五角星；课本上面写着：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的二导师。课本用纸是糊窗户的麻纸。那时候我的理想是能有一匹马、一杆枪，去打坏人，给父亲和乡亲们报仇，能过上好日子。老师告诉我们，要想让劳苦大众获得解放，必须要掌握科学文化、懂得革命的道理，所以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克服困难，好好学习。当然，那时的困难也是现在难以想象的。铅笔很少，毛笔根本就没有。也没有教室，就在院子里面上课。老师在黑板上讲完以后，我们就在地上弄个木头棍算算术、学写字。老师用的粉笔都是自己做的：挖来石灰，在火里烧好，然后浸到水里沉淀，沉淀以后再取出来搓成粉笔的样子来用。

徐爱民：后来条件好些了，我们就进入窑洞里面上课。最困难的时候是画画，因为没有颜料。我们就在延河里面找彩色石头磨成“颜料粉”，再到桃树林里去找桃胶，在“颜料粉”里放一点桃胶，这样用来画彩色画，效果非常好。

梁汉平的父亲梁金生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敌后从事教育工作。1942年，梁金生调任延安保小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他用长期积累的教学经验，把保小的教学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梁汉平：他把全班孩子画的画都交给一位美术家。这位美术家给每张画都做了批文，指出这个应该怎么画，那个应该怎么画，批完后回来展览，大家一边看一边笑，高兴极了。另外，他还组织学生们给前线的父母写信。你想想，当在前线的父母收到自己孩子的来信时，对他们该是多大的鼓励！

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还建立了图书馆，把大家的书都集中起来，自己动手把报纸上的文章分门别类地剪贴成册，供大家阅览。

黄义先：学校里还办了个博物馆，同学们捉了蝴蝶、蛇，采了花什么的，就送到博物馆做标本。

虽然学习条件很差，但是同学们学习热情高，大家都很努力，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学习。

舒炜：当时我们常常唱一首歌：“我们是边区的小朋友，我们是抗日的后备军。今天我们在战斗中学习，明天为国出力。为了自由，为了解放，我们要努力、努力。小朋友友好团结地携起手来，新中国等待我们来建立。”这就是当时学校对我们进行的教育，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战斗中学习，将来我们要建立新中国，要做中华的主人。

为了培养学生们的民主意识，1942年保小搞了一次学生会主席的竞选活动，落实了两个候选人，其中一个是男同学李林森，另外一名是女同学李林荣。老师让他们准备竞选演说。

李林森：那时候学校条件简陋，没有活动场所。我发现学校旁的山坡底下有一片枣树林，就在演说中建议把枣树林利用起来，大家一起出力，在里面整整弄弄，摆些石头凳子啥的，作为学习、活动、娱乐的场所。结果，大家都赞成，就举手选我当了学生会主席。

培养劳动观念是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那时，不管同学们是来自大城市，还是在边区土生土长的，人人都把劳动看成是最光荣的事情。大家用自己的双手改善了生活，减轻了边区政府和人民的负担。

谢绍明：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种菜，一个人一个洗脸盆，从河里接上水，就这么相互换手，递到地里头去浇菜。那时，我们在山下种青菜，山上种土豆。开荒很艰苦，比如，我们得去粪坑挖大粪，冬天站在坑外往里刨冻得硬邦邦的屎橛子，夏天干脆就要跳到坑里去掏，弄得全身都是粪。不过夏天也方便，完事儿我们就直接到延河里去洗澡了。

舒炜：一次，我刚发了一件新棉袄，结果担粪的时候一不小心粪桶翻了，弄了我一身，我那叫一个哭哇。其实倒不是心疼新棉袄，而是心疼好不容易才掏出来的半桶粪水。同学们就说，别哭，你的生产任务我们来帮你完成。

徐爱民：我最喜欢穿自己打的草鞋。揪了马兰草之后洗干净、晒着，晒干以后就可以打草鞋了。穿上草鞋，走水也不怕，走土也不怕，挺好的，一双能穿一个礼拜。那时候我们都是自种自收，比如收土豆得到山上去，可是没有筐，怎么拿回去呢？就是一个人拿一条长裤子，把裤腿一系，装满土豆后，再把裤腰一系，往脖子上一搭，就这么收回来。那山路可不好走，得走土梁梁，又高又陡，我们常常就从土梁梁上“哗”地溜下来。

杨廷藩：现在还有很多人都说，哎呀，你那时候种的西红柿，一到秋天，一筐一筐地收下来，摆到这儿让大家吃。

在延安经常参加义务劳动，规模最大的要算1944年整修飞机场，因为当时和国民党联合抗战，延安和重庆需要空中通道。

阮崇武：那时候修机场，全延安所有单位、学校、部队都要去参加劳动，现场真是人山人海。我们这些“抗小”的学生因为就住在旁边，所以每天还要抬水去给大家喝。每人还有生产任务：拿捻子纺线。先“喷儿”一捻，然后这么拉着纺线。纺了线以后，把线绕成线圈，淘上浆、晾上，晾干以后再去织布。那时我不会搞纺车，只会捻线、搓棉条。

同学们的劳动是有组织有分工的，负责开荒种粮食、种蔬菜的叫农业组，负责养猪、喂马的是饲养组……

黄义先：我们还有缝纫组：大一点的女同学就纺线，学生的被褥拆洗也由她们负责。还有泥工组：同学们挖来黄土泥巴，和着泥做笔筒，还做小火炉。冬天写毛笔字用的墨盒容易冻，就把它放小火炉上烤；饭菜凉了，也可以放上面热一热；上课也可以暖和暖和手。另外还有木工组，负责修理桌椅板凳什么的。

白漪：到了秋天丰收的时候，全校的同学就在菜地里排成个长队，一个一个把南瓜运到窑洞里去。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就把养的猪、种的南瓜送去慰问八路军，一路上就唱：“猪呀羊呀，抬到哪里去？送给那亲人呀八呀路军。”

邢立统：学校的教育，不仅仅是带给我们劳动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让大家产生一种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不能轻视劳动，不能忘记劳动。

1942年4月4日，朱德总司令在庆祝儿童节的大会上对同学们说：“为啥我们现在没有好的穿？没有好的吃呢？就是因为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现在要养成吃苦耐劳的好品质，把身体锻炼得像钢铁一样坚强，准备着参加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去，把失去的领土夺回来。还要准备参加建设新中国。”为了把身体锻炼得像钢铁一样，老百姓收过庄稼的地就是同学们的运动场，随便找个空地就能进行足球比赛。

谢绍明：所谓足球，就是把我们穿过的破棉衣里的破棉花什么的裹起来，外面再弄块破皮子，然后用麻绳穿起来就踢，也没有什么正规的踢法。

在延安经常举办运动会，还有少年运动会，同学们参加游泳、赛跑等各项比赛，常常能取得不错的名次。

那时候，日寇飞机不断地来轰炸延安，同学们还要去医院帮助护理从前方转来的伤病员，这些都让大家知道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所以要进行军事训练。

谢绍明：我们参加军训时，一个人发一支木头做的枪。另外还组织夜行军，半夜突然吹紧急哨集合队伍。一听吹哨，大家就赶快起来，背上枪就走，一走就是几十里路。军训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时刻准备上战场。

当时延安的文艺生活也很活跃，学校还组织了乐队、合唱队、演出队。

梁汉平：“保小”全校300多人，就有一个150多人的大乐队。有时延安搞些大的文艺活动，“保小”的乐队就到那儿去伴奏。

黄义先：我在乐队里是拉胡琴的，琴也自己做。我到山里打蛇，皮一剥，然后自己找木头、削木板，拼成个桶子，再把蛇皮往上一蒙；弦呢，自己用棉花搓的线然后打上蜡，一根弦就做成了。弓用马尾巴做，可是哪有那么多马尾巴？

高耶夫：怎么能弄到马尾呢？有一天，正好我们看见“保小”大礼堂门前的大槐树上拴了三匹马。那马的尾巴好长呀，我们就想拔马尾。刚走到跟前，马就用屁股对着我们，我们就不敢拔了，马的后蹄子踢人呢。这个时候来了几个大一点的同学，他们可不怕，一会儿功夫就把马尾巴拔秃了。他们只要长的马尾，把短的就甩地下了。这时，我们几个不敢拔马尾的就赶快过去捡。正捡着，过来个老师。老师一看就吹了声哨子，说：“站好站好，你们干什么呢？敢拔马尾了？它一蹄子就能给你踢死了！你们就在这儿站着好好想一想，想通了来找我。”我们就只得灰溜溜地站在那儿。这个时候从学校教导科、校长办公室出来一群人送首长。首长走到马跟前正要骑马，他的警卫员发现了，说：“哎呀，这个马尾巴怎么成了这样子了？”再一看我们手里的马尾，警卫员可不高兴了，说：“咋搞的嘛，马尾巴叫你们拔成个甚了？”

这位首长就是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这时，王震认出了高耶夫。当时，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绥德分校没有录取高耶夫的时候，还是王震将军网开一面让他成了学生兵。高耶夫向王震说明情况后，委屈地哭了起来。

高耶夫：王旅长说，不要哭，不要哭。你有了马尾拿回去做弓不就行了。我说：“这不够，这短，要长的，长的才够！”王旅长就说，我给你拔。他试着拽了几次，拽不下，就叫警卫员，说：“给小朋友拽几根马尾。”警卫员满不情愿地给我们拔了几撮长的。我拿上后，别提多高兴了。

在同学们心中，领袖是毛泽东，恩人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给了大家一个幸福的家园。

黄义先：我在陕北前前后后待了20多年，没事就唱陕北民歌信天游，像《高楼万丈》：“高楼万丈遍地起，蟠龙卧虎在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啊毛泽东。”

在这个大家庭中，老师和阿姨们就是同学们的家长，是最亲爱的爸爸妈妈。

邢立统：项英的儿子项阿毛爱尿床，每天晚上总得尿个一两次，每天都得在院子里晾被子。看医生也看了很长时间，但总是治不好。八路军抗属子弟小学的教导主任韩作黎老师说，这种情况，得慢慢让他养成习惯。他就把项阿毛接到他的屋里边，跟他同吃同住，睡在一个炕上，每天晚上起来叫他去小便。经过韩老师的长期培养，阿毛尿床的习惯逐渐就改过来了，两个人建立起父子般的感情。项阿毛后来当了海军，成为光荣的艇长。阿毛后来不幸得了癌症。在他弥留之际，旁边的人问他，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说：“我就想见见我的老师。”韩老师接到信就赶去医院看他……

彭镜秋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1938年到延安后，任边中附小、“保小”生活指导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那时她已经40岁了。

项苏云：当时没有条件，我们就在河沟里洗澡，冬天没法洗，长虱子的很多。老师是怎么做的呢？差不多每隔一个月，就把大家的衣服放到一口大锅里煮，消灭虱子。女孩子留长头发，里面都是虱子。老师就号召大家剃头。一开始女孩子不肯剃，哭着不肯剃，彭镜秋老师就自己带头剃光头。我们“保小”有好几个保姆都是领导干部的夫人，那个时候保姆和教员之间我看没什么区别，都叫革命工作，她们都是全心全意对孩子好，好得不得了。

让同学们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动的，还有老师们对工作完全彻底的负责精神。当时延安的卫生医疗条件差，不少孩子生了疥疮。为了预防传染，学校采取了隔离措施，把有疥疮的孩子集中在一起管理。

李精忠：我们有一个乔保姆，她可真是吃苦耐劳呀。谁有疥疮了谁就由她来管。我也害了疥疮，也在她那个号住。每天，她晚上给我们脱衣服，早上给我们穿衣服；用硫磺给我们熏身上，给我们洗澡，从不嫌我们脏。有时候我们身上的疥疮破了流脓水，这个臭的、脏的，人家都不嫌。她就挑这个最苦的工作干，谁要跟她换，她都不换。

项苏云：我们住窑洞。窑洞不仅是少，连门窗都没有，就一个帘子，里面也没有厕所。晚饭以后，老师就拎着个马灯、吹着哨子把我们集体带到野外去上厕所。每个窑洞跟前再放一个尿盆，郭老师就在窑洞门口睡，谁起来撒尿他都负责。为什么呢？那时狼很多，帘子没有门啊，他就想护着这些孩子，那真是比父母照顾得还好啊。

老师能赢得同学们的爱戴，除了处处照顾我们，也因为他们都有渊博的知识。

习秀生：我的班主任老师是惠怀国，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当时他只有17岁。抗小的学生，不管是我们班级的或是其他班级的，对他都很热爱。他主要教语文，教得很好，大家都爱听。为什么爱听呢？他每一节课讲完后都要留点时间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都是同学们爱听的。有时没讲完，下课铃声已经响了，但是大家还坐在那儿喊老师：“再讲，再讲。”

乌可力同学上小学二年级时写了这样一首诗：“保小啊保小，你是我的家，管吃又管住，上课又玩耍，早晨洗脸去，延河边上走，小草儿绿绿，流水儿清清，多美啊，延河，多好啊，保小我的家。”可他的语文老师不敢相信是他写的。

乌可力：那时候我叫武斌。有一天写完作文以后老师把我叫过去了。他说：“武斌，你写的作文是哪里来的？”我指指头，说：“作文是从我这里出来的呀。”这篇文章后来他给我了一个“甲上”，还在延安小学的教学展览会上

展出来。我没想到，老师把我这篇文章一直保存到现在，还让他十岁的孙女照着写了一篇，上面注明：是乌可力叔叔1943年写的。裱好之后送给了我。

面对这篇早已被自己忘却的作文，乌可力被触动了。半个多世纪啊，经过多少岁月沧桑，这篇作文还被老师珍藏，这是怎样的师生情谊！读着自己的作文，想着这位一生都珍爱学生，把教师当成天职的老师，乌可力流泪了。

抗属小学黑板报登出一篇学生会的号召：“苏宜和老汉今年已经63岁了，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现在来替我们烧菜、煮饭，一年到头不休息。韩班长也快60啦，他的馍馍蒸得可真漂亮！张玉东老汉参加革命八九年啦，现在每天给我们烧开水。熊光礼老汉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整年不怕风吹日晒，在菜园里挑粪浇水。谢肇奶奶每天照顾小同学，吃饭、睡觉、补衣服、缝被子、钉扣子，夜里还要叫尿炕的娃娃起来尿尿。应该给他们做一次寿……

黄义先：学校给老人们发了新服装，布置了房间，全校各个班级的同学都来给他们祝寿。做了五朵大红花给他们戴上。我们去了以后给他们鞠躬、敬礼，祝他们健康长寿，还为他们唱歌、跳舞，送他们糖、礼物。五位老人都很感动。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尊重别人的劳动、怀有感恩之心，是做人的起码道德。（待续）

大型文献电视片“延安儿女的故事”完成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