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我是南方农村鞋匠的孩子，父母都是文盲，但我从小就爱读书。1964年如愿以偿考上北大俄语系后，我穿上新布鞋，挑着小扁担，乡下佬进京求学。兴高采烈地到了京城，却给我来了个“下马威”：讲土话人家听不懂，说外语发音更是一塌糊涂，学习成绩在班里倒数第一，那种滋味、压力可想而知。

记得时任北大俄语系主任曹靖华教授讲过，学外语要有“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正是那句话激励了我“卧薪尝胆”，逐步赶了上来。“文革”中停课闹革命，我偷偷地到图书馆看书；军垦农场劳动接受再教育，利用农闲学外语；到北外回炉进修，吃过“苦中苦”，对学习更是如饥似渴，谈恋爱也只是每周末晚上才约会一次。“功夫不负有心人”，动乱中荒废的学业总算补了回来。1973年毕业填志愿，本来没敢报外交部，觉得高不可攀，还是学校把我推荐分配去的。

刚进外交部就听说“外交无小事”，事实的确如此。包括怎样坐车、打电话联系，怎么与外国人接触、交朋友，都有学问，都得从头学起。老同志告诉我，小轿车后排右座是首长专席，所以我每次都坐在前排司机右手的位置。一次到中苏边境地区考察，坐的是吉普车，我也抢着坐那个位置，结果出了洋相。原来吉普不一样，前排右座是好位子。

还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领导让我誊抄文件，因为字迹潦草，也未核对，受到严厉批评，开始还不理解。当看了周恩来总理阅退回的手抄件，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批注，包括打错的标点都改了过来，我如醍醐灌顶，这才老老实实地一笔一画重新认真誊写。从此牢记这个教训，再未犯类似错误。

当年中苏两国对立的时候，外交上交涉、抗议不断，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驻华使节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有一次，周总理为非洲一位总统访华举行国宴，宾主双方都发表讲话。当分发讲稿时，有的外交使节显得十分紧张，特别关注讲话中有无敏感内容。东道主和来访国宾讲话中如提到“苏修”和“小修”，被涉及国的使节就立即退席以示抗议，一下子宴会厅就空了几桌。有鉴于此，周总理指示，以后国宴要等客人吃完四道菜，宾主双方再发表讲话，好让他们“饱腹而去”。

我所知道的“将军大使”

周总理强调，外交人员是“文装解放军”，要有铁一般的纪律。新中国老一代外交官，都是在总理的严格要求、精心培养、言传身教下成长起来的，无论做人做事都令人敬佩。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总理亲自兼外长，指出外交部是代表国家的，必须挑选“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人”。20世纪50年代初，姬鹏飞、耿飚、黃镇等十名高级军事将领出任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被誉为“将军大使”。

“将军大使”出身行伍，并不熟悉外交，连包括怎样用刀叉吃西餐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教会的，但他们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忠心耿耿。毛主席接见他们时曾幽默地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就好在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周总理勉励他们说：“你们这一批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外交是政治斗争，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他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把把利剑，为打开外交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老大使常说，在国外工作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由于不懂洋文，早期派出的绝大部分大使在对外交往时离不开翻译这个“拐棍”，也吃了不少苦头。据说，有些大使对出席外事活动颇感紧张，尤其在那些关系微妙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况，国内指示：若对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使节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否则就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而如果只是进行影射并未点名攻击就贸然退场，政治上也不妥当。不懂外语的使节，因为主要得靠身边的翻译帮助判定，因此总是神经紧绷。“文革”期间，我驻苏联大使刘新权应邀出席驻在国举办的一次大型集会，得知苏方讲话中反华，便当众昂首退场。对此，一位西方记者在报道中却无中生有地说中国大使离席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了。这所谓的“鞠躬”事件，一下子闹得沸沸扬扬，国内还专门来电询问有无此事。刘大使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当即慷慨激昂地表示：“我在战场上掉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修正主义屈膝？！”他让翻译立即复电报告事情真相。

“将军大使”不仅工作兢兢业业，而且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使馆，成了我们的治馆之宝。在“将军大使”中，我有幸与前驻苏联大使王幼平有过一段接触。20世纪70年代，王大使在研究室的一次讲话中说，他不懂俄语，中文水平也不高，主要得靠我们这些“秀才”。对调研报告，他强调情况一定要准确，看法一定要符合实际。只要有这两条，他就敢向国内报。一次，我们就餐后离开食堂，见王大使急匆匆往回走，说忘记了关灯。大家都争着要回去，却硬被拦住，称这样的小事得他自己去干。凡此种种严于律己的点滴小事，总给我的内心以强烈的震撼。

王大使在对外工作中善于交友。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当时任西班牙驻苏联大使，他们二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驻莫斯科使团中“最要好的朋友”。他们离莫后还继续保持联系，商讨如何解决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问题。萨马兰奇每次来华访问，都提出要与“我的朋友”见面。1983年王幼平离休后，还收到萨翁的一封电报：“我谨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我们在莫斯科的交往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王幼平一干外交就是30年，并多次受到周总理的肯定和表扬。自1950年首次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以来，王幼平创纪录地连续当了七任大使，其中四次为首任大使，在每个工作过的使馆他的口碑都非常好。1979年回国后，他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参加苏欧司一个党小组，每月都亲自把党费交到支部组织委员手中。几乎每次开会他都准时出席，并与大家一起交流谈心。他曾在一次小组会上坦言，其亲家（胡耀邦）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不宜继续在外交部任职。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主动避嫌请辞了。

世界上任何国家，外交都是崇高、神圣的职业。之所以崇高，是因为外交官承担着独特而重要的使命，对外代表国家和政府履行职责；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外交官必须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写过一首赞扬外交官的诗，大意是：外交官在国外履行使命时，常常是单枪匹马，因此，我们应当自己给出唯一正确的答案，就像诗人那样选择最合适的词句，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帮助国家。

1990年，我一位外交官奉命独自一人前往南太平洋岛国建立使馆。在这个最原始的小岛上，仅有一条简易公路，没有报纸、广播，更不用说电视了，相伴的只是太平洋的惊涛骇浪。没人跟他说中国话，只得与镜子中的自己对话，每天早晨就他一个人庄严地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回忆起岛国三年“鲁滨逊式的经历”，他动情地说：“每每看到五星红旗飘扬在这里，我就想起背后的强大祖国，她是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源泉！”

1999年，当美国战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时，从大使到每位馆员，都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战乱中坚守岗位，奋力抢救和保护重要的外交文件资料及国家财物。在这场劫难中，我使馆共有三人牺牲，20多人受伤。大使回忆说，一颗重达950公斤的精确制导穿透炸弹击中大使官邸，若非因技术故障未爆，牺牲者的名单上还会再添上他自己的名字。

在驻外使馆工作中，非洲的条件最为艰苦，得疟疾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我驻几内亚使馆曾发生过全馆同志都被传染上疟疾，致使工作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国内不得不临时派人前往支援。一位大使在中非工作三年，患了近十次疟疾，最厉害的时候连续两个月全身不停地打摆子，也因此得了“单打冠军”的雅号。后来，他夫人也在一个月内连续两次打摆子，夫妻俩被戏评为“混合双打冠军”。在经历了数十载的苦与乐之后，他们笑称自己是一条“黑道”走到底的人，并感慨道：“没去非洲怕非洲，去了非洲爱非洲，离开非洲想非洲。”

外交官不仅有光环，也有说不尽的艰辛。进入外交部前，我从报纸和电影上看到，外交官西装革履，又会见政要，又出入国宴，非常风光。参加外交工作之后，才知道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我的女儿就对别人说过，她小时候感到很“孤独”。我们的一些同事，因夫妇长期在国外，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父母关爱的时候，既得不到母爱又缺乏父教，结果不仅学习受影响，有的亲情疏远，回国后连儿女都认不出来了，留下无法弥补的终生歉疚。当然，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不仅可带夫人、孩子，工资待遇也提高了。但也有新问题，不少使馆还是“和尚庙”。夫人未随任原因很多，照顾老人、孩子上学及“下岗”尤为突出。因此，外交工作者的“军功章”上，也有他们家人的一半。

作为外交官，必须不断加强学习。这是提高综合素质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也是实际工作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除了政治理论外，还应加强经济、金融、法律等基础知识的学习。搞经济外交，不懂经济不行，外文也是学无止境。我在乌克兰工作时，当时的美国驻乌克兰大使不仅学习俄语，还钻研乌克兰语。他对我解释说，这样容易交朋友。我赴波兰时，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专门花了半年业余时间攻读波兰语。其实，波兰人多数都懂俄语，但不愿讲。当你讲了几句波兰语后，尽管蹩脚，却拉近了距离，对方也就不再介意讲俄语了。

作为外交官，必须擅长调查研究。调研是办案的基础，是重大决策的前提。陈老总强调：“搞外交同打仗一样，要搞好调查研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外交调研是一门特殊的学问，既要善于见微知著，又不能听风就是雨，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准确分析和预测发展趋势，并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具体对策建议。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和联邦德国尚未建交，当时，王殊同志（外交部原副部长）以记者身份在波恩工作。经过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发现中美“乒乓外交”之后，西德和欧洲局势发生很大变化，于是向国内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苏联战略没有改变，仍然是向西与美国争夺欧洲，不可能向东进攻中国，或者可能是声东击西麻痹西方。这一看法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并夸他可以当大使。周总理也表扬他调查研究做得不错，把联邦德国的情况摸深摸透了。

调研干部不仅要会起草一般的情况汇报或会谈简报，而且能撰写重要的综合分析性调研报告。著名的外交战略家基辛格任美国国务卿时，曾下令美各驻外机构报回的材料必须有分析、看法和建议，不能原封不动地只罗列一些信息。他指出，重要的不是驻在国领导人说了什么，而是为什么这样说。基辛格一语道破了外交调研的真谛。一篇好的调研成品，重要的是求真务实，不唯上跟风，无八股式的空话套话，而且要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出手快捷，方能先声夺人。精彩文章朗朗上口，如行云流水；而蹩脚文章了无新意，读起来十分苦涩，正如毛主席有一次批评上呈文件时所称：“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口血。”

老外交家乔冠华曾对年轻同志说，一篇好文章就如同一杯“香喷喷的牛奶”，而不是淡而无味的白开水；一篇文章要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不是言未尽而意已穷”。在俄罗斯使馆时，老大使常对我们说，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时，为了一句总结性的画龙点睛之笔，不知要死掉多少脑细胞。使馆对苏联解体曾作了这样一个比喻：“就像突然散了架的一筐螃蟹，横七竖八，各奔东西。”“七”加“八”，刚好等于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而“东”和“西”，则暗指新独立国家的不同政治取向。这个说法既生动、又准确，让人过目难忘。

20世纪80年代中，我在苏欧司苏联处分管调研。戴秉国司长自己就是搞调研出身，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细致，对调研成品更是精益求精。我们处写的调研稿子送到司里后，往往不是被改得“大花脸”，就是推倒重来。戴司长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写的东西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对文中每一个观点、每一条事实都要反复斟酌求证，对一些重要引语还得附上原文出处，核对翻译是否准确。起初，我很不适应，后来慢慢习惯了，主动在稿子左侧留出三分之一大宽边，专供领导改写。有一次，我们写的新情况“七易其稿”，每次送到司里，都因不合要求被退回，我心里都发怵了。到第七稿时，那位写初稿的同志干脆罢工了。我只得劝说，这是最后一稿，若再通不过，我也不干了。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后，这“最后一稿”才算勉强合格，退回来时改得也差不多面目全非。一篇新情况调研，为何如此折腾？主要原因是涉及的内容较为敏感，当时国内外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和新思维”有争论，而我们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反映，当然不能不严谨审慎。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后来，这位撰写初稿的年轻外交官，也成长为参赞、大使了。

作为外交官，还要有勇有谋。必须学会应对各种外交场合，要能办大案、要案、急案，办得规范漂亮，既符合政策，又有所创新。外交案子政策性强，必须具有深厚的功底和经验。不仅要搞清来龙去脉，而且要快速反应，做出准确判断，有时还需善于变通妥协，这也是最难的。

1997年我担任欧亚司司长时曾经办过这样两件案子。第一件是在某国总统访华的准备工作中，双方为台湾问题进行了一番较量。由于该总统有访台的“前科”，我们要求在联合公报中载入明确承诺不同台进行官方往来的内容，遭到对方一再拒绝，结果僵持不下。在访问开始前几小时，该国驻华大使在钓鱼台国宾馆紧急约见我，以个人名义请求照顾小国的难处，并说将由总统当面向中国领导人做出口头承诺。经研究，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适时做出让步，对方非常感激。后来访问很成功，该国总统不仅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庄严承诺，而且在西藏问题上也明确表态，称只要他当总统，绝不让达赖去他们国家。

第二件是在另一国总统访问准备过程中，对方想在人权问题上搞突破，坚持要写入公报。我作为主管司长，当时思想上有压力，担心在这一敏感问题上表现软了。在双方斗了五六个回合后，该国总统亲自找我大使说，他是左翼总统，坚持对华友好，但政府、议会都由右派控制，希望能考虑这一处境。经请示领导同意，我们对人权问题的某些措辞作了妥善处理，同对方达成一致。访问结束后，该国舆论界仍指责总统让步太多，他自己出来澄清说：“联合公报本来就是妥协的产物，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连美国对中国都不能这样做，更何况我们？”显然，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若不掌握好火候，适时转圜，就可能远离了现实，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对外交涉斗争，正如古人所云，“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个人体会是，该硬则硬，斗而不破；该软则软，以柔克刚。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为祖国和人民赢得尊严，赢得朋友。

作为外交官，必须善于交友。使馆第一线的外交官，是国内在外的岗哨和耳目，必须见事早、反应快，在第一时间报告情况、提出看法。要广交朋友，包括“三教九流”，更需深交朋友，交那些在关键时候能说得上话、能提供可靠信息的顶用朋友。

周总理曾指出：“要得到人家尊重，首先要尊重人家。”我们是大国，既要不卑不亢，更应谦虚谨慎，以诚相待。光靠耍嘴皮子或吃吃喝喝是交不到真朋友的。使馆外交官主要同驻在国官方打交道，要学会公关，尤其与主管官员务必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高级外交官还应具备很强的人格魅力，让那些敌视中国的人逐渐转变态度，让那些怀疑中国的人为你所折服。应根据驻在国的现实特点，对左、中、右各派既心中有数，又都保持正常的交往，以确保任何情况下双边关系都持续稳定，这也是交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俄罗斯工作时，我经常请对方外交部主管局领导和科员到使馆洗桑拿浴、喝啤酒。轻松之余往往能敞开心扉，一些在正式场合不好说或不易处理的问题，可通过这种方式加以沟通解决，被称为“桑拿外交”。在乌克兰，正逢其国内总统选举时刻，我送给竞选连任的现总统一个“双龙壶”瓷瓶。他问，为什么是两条龙？我说，龙是权力的象征，一条代表一任的意思。他会心地笑了。总统连任后几次见到我都说，是中国的两条龙“保佑”了他。在波兰，我重点结识掌权的右派政要。波兰某些政客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竟以人权问题为由拒见“中共大使”，甚至认为某个政党与中共建立关系是“大逆不道”。对此，有时感到很憋屈，但转念一想，此地国情不同，不能一般见识。锲而不舍地做工作后，有的未再公开反华，有的成了朋友，有的还敢于站出来为中国说话。在哈萨克斯坦时，我侧重交当权派朋友，有了感情基础后可直接给总统府或有关部长打电话，争取随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同时，也注意与其他党派以礼相待，化阻力为助力，共同维护两国长期睦邻友好的大局。

有人说，“魔鬼存在于细节”。外交工作特殊性决定了事无巨细，都应认真精心，准确无误，容不得半点儿马虎；作为外交官，必须特别严谨细致。

一次，我们一位秘书把一场外交活动的时间记错了，我们的领导人去机场送外宾时，人家早已起飞回国了，他也因此受到纪律处分。还有一位同志因粗心大意，在援外款项上多画了一个“0”，有人则曾把人民币误写成了美元，幸亏被领导及时发现，否则不知会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

在政治文件和外交谈判中，有时因一个词翻译不准或欠妥，就可能闹出政治问题。在中苏两党来往信函中，有一次我方用了“要求”而未用“请求”，苏方当即复信指责中方居然“要求”他们，并责问道：这是根据什么权力？难道有谁会认真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要求”吗？鉴于此，中共中央专门致函更正，解释说，在中文里二者意思相近，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严重，那就改为“请求”吧！在中苏边界谈判中，双方唇枪舌剑，气氛紧张，有一次苏方在发言中希望中方“理智能占上风”，翻译将“理智”译成“健康思想”。这可惹祸了，因为据说苏共曾把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我方当即提出抗议，斥之为“痴心妄想”，为此双方大吵一场。

20世纪80年代在莫斯科工作时，使馆的一位翻译向外交使团发文书，因漏打了一个俄文字母“п”，将某大使先生错成了“驴先生”，幸被对方文秘及时发现，退回重新打印发送。无独有偶，前不久我被人家称作“周大便”。一位驻外使馆的同事看到我写的《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给我发了邮件，称这本书很好，要推荐给其他同事，但抬头是“尊敬的周大便”（将“大使”错打成“大便”），让我哭笑不得。

当然，细节处理好了就能成为“天使”，在这方面也不乏成功的范例。有一次，我一位领导人访问英国时，在谈话中引用了雪莱的一句名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但由于口误，说成是莎士比亚的。在场的陪同人员很着急，英文翻译灵机一动，既未说莎士比亚，也未点雪莱，而是巧妙地译成“英国一个大文学家说过这句话”。双方听后都非常满意。

据我观察，一些年轻人有时比较粗心，电脑打得很快，但不爱校核，丢三落四，甚至错别字连篇。据外交部翻译室的老同志讲，他们出手的最后稿子都必须经过“三合一”的程序，即由三个人一起核对中外文。而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连“一合一”也没有，这种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迟早会酿成大错。

周恩来总理说过，外交是“一门艺术”。陈毅外长也说，外交这碗饭是不好吃的。都说“十年磨一剑”，我的亲身体会是，想干外交这一行恐怕得有几个十年的砥砺历练，实际上得终身磨一剑，方在外交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作者曾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现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外交笔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