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延安作为中共领导抗日的大后方，最初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摄制电影和拍摄图片的专业机构。1936年前后，包括埃德加·斯诺在内，曾有个别国外和香港的自由记者来到陕北拍摄了少量资料。其后不久，根据地很快被严密封锁，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根据地的抗战形象因此也无法得到正面宣传和广泛传播。

为了真实展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形象，积极宣传抗日，中共中央决定创建自己的电影队伍。1938年春，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亲自选定进步电影工作者袁牧之和吴印咸，并在香港购买了当时很“稀有”的电影摄影机等器材。同时，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思还冒风险赠送给中共一部摄影机和一些胶片，吴印咸又倾尽私囊购买了三架照相机。接下来，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袁牧之和吴印咸带着这些珍贵的电影设备和器材来到延安。

1938年9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电影和图片摄制专业机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在延安正式成立。作为八路军的正规编制单位，延安电影团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唯一的直属机构，由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电影团团长。

从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17年后，结束了没有自己电影事业的历史，开始掌握电影艺术这一重要的文化武器，使之为抗日战争和革命宣传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当时，在中国大西北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在延安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延安电影团开始了对延安抗日根据地红色历史的影像记录，也由此踏上了开创人民电影事业的历史征程。

处女作：《延安与八路军》

延安电影团成立后，立即开始了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这是由周恩来在武汉亲自确定的。1938年10月1日，纪录片的第一组镜头在延安附近的黄帝陵开拍，旨在把中国共产党“誓为抗日救亡之先驱”的决心昭告天下，以唤起炎黄子孙炽烈的爱国情感，动员全国军民奋起抗战。

在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完成拍摄后，延安电影团旋即奔赴八路军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亲自为他们饯行。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延安电影团辗转晋绥边区和晋察冀边区，跋山涉水数千里，穿越敌人层层封锁线，用脚板走遍了八路军所辖的晋西北、晋北、晋东北、晋东南、冀西、雁北、平西等地区。在深入前线拍摄的过程中，电影团的成员们被军民奋勇抗日的精神所深深感动，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电影素材和图片。他们甚至还在游击队的掩护下深入到北平附近的南口，拍摄了日本侵略军的装甲列车在铁路线上巡逻的真实影像。此外，有关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救死扶伤的著名电影资料和经典照片，也是此行中在晋察冀边区拍摄的。

《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结束后，鉴于延安条件有限，中共中央决定派电影团负责人袁牧之和创作《黄河大合唱》的著名作曲家冼星海二人赴苏联进行电影后期制作，并考察和学习苏联先进的电影和音乐的制作和管理，为新中国的文艺发展作准备。为安排此次行程，1940年2月29日，中共中央从延安发绝密电报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电报全文如下：

以著名戏剧演员袁牧之为首的一批电影摄影师从1938年10月开始以“延安与八路军”为主题进行了整整一年的工作，他们踏遍了八路军整个北部战线，现在袁牧之带着2万米电影胶卷回到了延安，就内容而言这些胶卷是非常生动、丰富和现实的。但是在延安的简陋技术条件下，我们无法将它们显影和剪辑成电影片。原打算把这些胶卷寄往美国或香港，但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说，这些胶卷在寄往美国和香港的途中因海关警察的监督和检查有受损或被没收的危险。经过认真讨论后，我们决定将这些胶卷送往莫斯科显影，以使这些复杂的照片能正确地剪辑成影片。

为给影片配上中国音乐和解说，并使它变成较好的音乐片，我们决定派摄影师袁牧之和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去莫斯科协助苏联电影业股份公司完成这一宏大工程。袁牧之虽然还不是党员，但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冼星海已是党员，在政治上也是可靠的。周恩来和陈林（任弼时别名，编者注）都很了解他们两个人。我们对派他们去莫斯科负责，并可以为他们在政治上的可靠性担保。请求就这个问题同相关机构商谈，并取得结果。如果相关机构将给以积极解决，那就请你们一方面立即给我们作出答复，另一方面，请相关机构指示驻兰州机构把袁牧之和冼星海的电影胶卷送往莫斯科。

请你们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时间一拖延，电影胶片就有损坏的危险。这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共产党和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战斗影片。它对国际宣传和中国国内宣传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我们热切希望季米特洛夫同志能与相关机构谈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并给我们作出肯定的答复。

袁牧之和冼星海起程前，毛泽东亲自为他们饯行。不幸的是，他们到苏联后不久，苏联即遭遇德国法西斯入侵，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和样片在战乱中散失。它本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电影，却不幸夭折。冼星海也因战争困苦而致身体受损，在苏联病逝。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人员合影（吴印咸 摄）

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衣足食、保证抗日根据地生存的成果，延安电影团受命拍摄了纪录片《南泥湾》（原名《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记录了八路军三五九旅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江南”的不平凡过程。在摄制过程中，电影团克服了胶片长时间过期、非正常感光、没有后期制作条件等重重困难，用延河水，借助太阳光，以手工操作摄影机进行冲洗、拷贝、编辑和印制，创造性地完成了这部电影的摄制工作。该影片放映后，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坚定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除了《南泥湾》，延安电影团在胶片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还拍摄了许多延安时期重要活动的电影素材，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张浩同志出殡》《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延安秧歌运动》《延安群众向朱总司令献旗》《刘志丹移灵》《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日本工农学校》《延安女子大学》《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暨纪念“九一八”九周年大会》《延安国际青年节大会》《纪念抗战五周年暨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25周年大会》《庆祝苏联红军建军25周年暨红军反攻胜利大会》等。这些影像成为了经典的史料，至今被广泛用于表现延安时期和延安精神的各种影视题材中。

经典照片是这样拍出来的

延安电影团不仅拍摄电影，它也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指定的新闻及重大事件的专业图片摄制机构。凡在延安发生的重要党政军活动，均由电影团派出摄影师进行拍摄，由此为抗战时期的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1940年后，陕甘宁边区遭到严密封锁，胶片来源中断，于是电影团将所剩无几的底片转为专拍图片的工作。每接受一项任务，只能拍几张图片作为历史资料保留。他们精打细算，每拍一张图片就务求成功一张，因此几乎没有废片。

图片拍摄成功后，延安电影团根据形势需要，及时将图片精选出来用于宣传，或办摄影展览，或制作幻灯片，受到广大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为宣传陕甘宁边区的真相，打破不怀好意的传闻，这些图片还被发往国统区和国外，仅1943年就发出三批共328张。按照宋庆龄要求，发出的图片中还包括陕甘宁边区儿童、妇女、卫生工作等方面的照片，以供海外宣传中国的抗战。此外，延安电影团还协助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工作，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相应图片。

由于延安条件有限，图片洗印面临很多困难。电影团只能用过期很久的药水显影、定影，用日光进行曝光，用红纸套在煤油灯上做暗室灯，用照相机加木头支架改装成放大机，用过期印相纸替代放大相纸。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电影团创造性地把许多不可能变为可能，冲洗和制作了大量图片。

从1938年到1945年，延安电影团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拍摄了数以万计的图片。摄影师们将革命内容与生活形象很好地结合起来，对摄影画面的艺术造型极为重视，因此所拍摄的图片主题鲜明、构图艺术、影调层次分明，许多图片堪称历史题材中的经典之作。

“广场电影”是中国独有的一种为群众放映电影的形式，它的源头在延安。抗战初期，延安的文化艺术和宣传活动主要以戏剧、歌舞、美术等为主，很少有人知道或见过电影。1939年9月28日，延安电影放映队成立，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1940年，为便于电影宣传和管理，放映队并入延安电影团。接下来，这支八路军电影放映队走遍了陕北的山川沟峁，为边区军民送去了电影，也创造了“广场电影”的放映形式。

电影团放映队前后共有四架电影放映机。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带回一套苏制电影放映设备和《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我们来自喀琅斯达得》《夏伯阳》《十三勇士》《祖国女儿》等苏联原版影片。1940年3月，周恩来也从苏联带回一架手摇放映机和几部苏联电影，并手把手教给放映员们如何使用。后来，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也将搜集苏联影片送回延安放映，其中有故事片《斯维尔德洛夫》《虹》《他们有祖国》和纪录片《敖德萨大会战》《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1943年秋天，周恩来又从重庆带回一架美制电影放映机。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赠送给延安一架美制放映机和一些新闻纪录片。延安时期，电影团放映队先后用这四架放映机坚持为边区广大军民放映电影。

放映队放映的电影以苏联原版故事片为主，后增加了苏联纪录片，苏联的革命故事和卫国战争的真实影像极大地鼓舞了延安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而最受广大群众欢迎的是电影团自己摄制的纪录片《南泥湾》，简直令人百看不厌。影片开头是毛主席题字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镜头一出现，现场立即掌声如雷。《南泥湾》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巡回放映时，放映队克服了没有电、没有扩音设备等困难，用手摇发电机支持放映机，又用口头解说和手摇唱机在银幕后配乐、上演“双簧”的办法，把无声电影做成了“有声电影”。

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这对正处于抗战最艰苦阶段的中国上下和根据地军民影响很大。电影团于是用原有苏联故事片的电影镜头，及时地制作了时事宣传电影《苏联红军是不可战胜的》，以分析形势，说明苏联卫国战争的意义，坚定了根据地军民争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信心。1944年后，放映队又增加了由美军观察组赠送的美国纪录片，使人们及时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

看电影成为当时延安的一大盛景。放映队通常在比较宽敞的场子里支起银幕露天放映，观众自己带凳子，聚集在电影银幕和放映机周围，不过常常坐不下，于是连周围的房上、坡上也密密麻麻挤满了人。由于放映的大多是外国影片和无声电影，放映员要用铁皮喇叭反复解说。

放映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巡回放映。他们携带沉重的设备，步行几千里，跋山涉水走遍陕甘宁边区所属的延安、关中、陇东、绥德、三边等各地区，有时甚至还远渡黄河到达晋西北地区。他们把电影放映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当时的任务结合起来，每次放映前，都在当地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指导下拟订宣传提纲。放映时，放映队先代表中央首长慰问军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结合当时的形势和工作任务或宣传好人好事，或将前线胜利喜讯及时转告给观众。

放映队在陕北山沟里工作，困难可想而知。早期在延安城里，他们曾在短时间内用过土产汽油发电，甚至还用煤油加上菜籽油作替代品，以后大多数时间则是用手摇发电机。放映员的手臂摇肿了，观众会抢着帮助摇；没有机油，就用麻籽油来润滑机器；没有绝缘胶布，就用普通土布浸蜡烛油来包扎电线；没有强光灯，就用普通灯泡甚至汽灯来代替……由于电影胶片放映次数太多后连片孔都磨没了，因此放映时经常断片，放映员就用胶水粘、用冰醋酸接，甚至用线缝。尽管为此放映时间会延长很多，但观众仍然兴致勃勃地耐心等待。有时待电影放映完毕，天也亮了。

可以说，作为人民电影放映事业的起始，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建立和在延安诞生的广场电影，成为电影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真实写照。

1945年，为了迎接抗战胜利，发展人民电影事业，电影团按照指示精神举办了两期摄影训练班。他们小心翼翼地利用仅有的几台摄影机和照相机作为教学器材，为省底片又创造性地发明了被称为“无子弹射击”的不装底片空拍法。就这样带出了第一批“土”学员，他们成为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第一批坚强骨干，而摄影训练班的实践也成为新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开端。

从延安到北京

1945年10月，延安电影团秘书钱筱璋受命率先遣组长途跋涉赶赴东北，在中共东北局领导下与从苏联回国的袁牧之等人组成接收小组，在长春接收了当时亚洲第一大电影制片厂——伪“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接受小组克服极大困难，赶在国民党军队进攻长春前及时把中日电影技术人员和全部设备抢迁至合江省的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市）。12月，吴印咸率电影团随联政宣传部组成的“东进干部纵队”，跨越同蒲铁路封锁线和渤海海上封锁线，经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和东北几省，绕行朝鲜抵达兴山，与接收小组会合，并于1946年10月1日在兴山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延安电影团的建制也在兴山宣告结束。至此，在经历了八年的艰苦奋斗后，延安电影团胜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东北电影制片厂是人民电影事业发展的新阶段，延安电影团全体成员直接转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成员。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电影干部，在延安经受了多年的革命洗礼，因此立即成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在开辟新中国电影事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4月，中央电影局在北平成立，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准备，由袁牧之任首任局长。此时，延安电影团的大部分成员又随东北电影制片厂新闻处调往北平，成为新建立的北平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电影摄制工作的主力。1953年7月7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中央新影）成立，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厂名，这些多年从事新闻纪录电影的工作者又都转入新影，继续成为骨干力量。从此，新影成为了延安电影团的继承者，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有了自己的专业基地，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不仅如此，新中国主要电影制作机构、电影技术单位和电影教育机构的创立和发展，也都有延安电影团成员的参与和贡献。

生命常青的“延安纪录电影”风格

延安电影团是人民电影事业的初创阶段，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这个事业在初创时期规模虽然很小，但具有极强的战斗力与生命力，开创了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先河。延安电影团的实践，为后来的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确立了方向，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特的“延安纪录电影”风格，即电影的主题与时代命运息息相关，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正如延安电影团成员、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老厂长钱筱璋所说的：“延安电影团的成立，代表着一个新生的力量，对中国的电影历史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存在的意义是，解放战争胜利以后整个全国电影的大发展，延安电影团是一个根子。”

作者吴筑清系吴印咸之女，张岱系钱筱璋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