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这张墙报（右图），题为《大家看报》，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5日第27期，由“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编制。

“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是何种团体？“第八集团军”，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建于1937年8月，首任总司令是张发奎。1938年初，该集团军转为军事委员会直辖兵团，该集团军的“战地服务队”则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张发奎驻上海浦东时请郭沫若帮忙筹建的政工队伍。郭沫若受张委托，并得到周恩来的指示，于是会同上海中共党组织刘晓、潘汉年、钱亦石、夏衍等，动员组织一批文化界人士和热血青年，到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建立“战地服务队”。首任队长是周恩来推荐的钱亦石，创建时间是1937年9月25日。“战地服务队”的宗旨是“动员战区民众，实行军民联合抗战”，任务在于“宣传调查，沟通军民意志”。

钱亦石是中共早期党员（1924年4月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入党），其所率之文化队伍包括杜国庠、何家槐、林默涵、左洪涛、柳倩、刘田夫、孙慎、唐瑜、沈振黄、杨应彬、郑黎亚、沈丹风、郭弼昌、杨治明等人。服务队成员大都是共产党员，更有不少是刚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1937年10月12日，根据周恩来指示，中共在“战地服务队”建立特别支部，书记是左洪涛，直属长江局领导。在“同仇御侮”的大时代中，这是国民党部队中唯一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宣传队。这支队伍随第八集团军沿浙、赣、粤、桂进发，从事抗日宣传。

还须一提的是，张发奎不是黄埔军校出身，非蒋介石嫡系，他明知道“战地服务队”的班底是共产党员，但也默然接受。他在回忆录中说：钱亦石曾“坦诚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而且钱亦石向张声明：“在战地服务队，我将主要聘用共产党员。”钱还问张“是否害怕使用中共党员”，张“清楚地告诉他，我不怕”，更说 “我不在乎，我们现在共赴国难”。

“墙报”不是一件寻常之物，因为它是国共之间“同仇御侮”的时代见证。再者，能在数十年的战火纷飞中幸存下来，确实是件大难事。普天之下能有多少经过战火洗礼而岿然幸存的“政治墙报”，更何况是“文化名人”所手写的呢。别看那墙报纸败色颓，这当中却会感受到一股“时穷节乃见”的凛然之气。“墙报”背后牵系的人和事，更是令人为之感喟、唏嘘！

话说，在上海有个钱化佛，他是无独有偶的“墙报”藏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第1109则中曾说到他：“抗战时，上海沦为孤岛，凡敌伪所出告示，钱化佛都一一揭取。揭取必于昏夜，防人发觉也。先以水湿润，然后以轻捷之手法为之，尤以雨夜为宜。直至抗战胜利，先后具有系统，共一百数十幅，悉归公家保存。当时其冒险行径，并家人不之知，盖知则必加阻拦，不能达其目的矣。”由上述文字，可见揭存“墙报”之难。但笔者收藏的这张墙报却与此不同，它是很“阳光”和“正面”的。据该墙报的主编杨治明先生回忆：“新墙报张贴时，我们便把旧墙报揭下，珍惜得很。本文刊出的一张，就是难得的战地珍品！”

杨先生既说对墙报“珍惜得很”，又说是“难得的战地珍品”，事隔40多年后又将其刊诸书上，由此可见其对“墙报”的款款深情。可惜，笔者和杨治明先生虽然稔熟，也曾在他指导下共过事，却从未直接问过杨先生对“珍品”的“珍惜”是到了何种程度。直到十多年前，杨先生在九龙商务印书馆作个人书画展，当时全场瞩目的就是这张“墙报”。但可惜的是，它只是展品而非卖品，观众都欲购无门，只有我仗着是杨公“旧部”的缘故，大胆几度相求，才承蒙杨公割爱。佛家有言“爱别离苦”，我从杨先生的表情上看到了！

从此，这张“墙报”进驻寒斋。闲中开箧，检读神往。这“墙报”的纸败色颓，是抗战时期物资匮乏艰难的最好明证，也是“国共相携，共御外敌”那段历史的庄严见证。

杨先生曾说过，“新墙报张贴时，我们便把旧墙报揭下”，但这“揭下”之后，却并不是由杨先生作第一手收藏。杨在其所著《杂志·画报编辑与设计》（南粤出版社，1986年7月版）中回忆说：“本书珍贵史料《大家看报》承北京沈丹风、郭以实见寄，重见40多年前的战地墙报，得见郭弼昌的字迹、沈振黄兄的战地漫画。他们都已牺牲在战争年代，空留遗作感后人了！”杨治明说的那番话，可以说明 “墙报”第一手收藏是在沈丹风手上。至于沈丹风转赠给杨治明，那是后话。

至于文中提及的郭弼昌，也作个简单的介绍。他的生平资料极少，在《特支十年》末章有“中共特支成员简况表”。其中写道：“郭弼昌，男，1938年6月参加战地服务队，后任张发奎长官部的连指导员、附员，1940年夏撤出。1939年在战地服务队入党，1945年病故。”

“墙报”从沈丹风手上转赠给杨治明后，才开始让人知道它的存在。以后，杨先生作展览，令“墙报”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而墙报中的插画《抗日军人休息站》又成了焦点中的焦点。

这幅插画的绘者是沈振黄。沈振黄（1912—1944），原名沈耀中，乳名粹官（他的画作有署一“粹”字），浙江嘉兴人。其父沈辛嘉曾赴日本学习军事，入同盟会，后参加辛亥革命。抗战期间，因拒当汉奸被打至残。育有三女三男，沈振黄为长子。

沈振黄原在上海中法工学院专攻机械专业，“九一八”事变后即离校参加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曾为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画封面得奖，又因探索木刻版画之道而与鲁迅通信结缘 (见《鲁迅书信》1934年10月24日）。鲁迅逝世时，沈振黄赶去上海万国殡仪馆哀悼，并拍摄鲁迅遗容和出殡照片，刊诸上海报刊。1937年12月，经夏衍介绍，沈振黄参加了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任美术股股长。次年开赴武汉，继往广东惠阳。1939年秋，在广东曲江入党，属南方局领导的特支成员。他所到之处，就是爬梯在墙壁上画抗日漫画。1944年6月，田汉、邵荃麟在桂林成立文抗队，沈振黄亦是其中一员。同年11月，他负责护送文化界人士疏散转移。25日，日军逼近柳州，沈振黄和两位战友护送妻儿等人员最后撤离。当时车已满员，半路有老妇要求上车，沈让出座位，自己爬上车顶。当汽车急驰拐弯时，沈从车顶摔下毙命，时年三十有二。其遗体由演剧队田汉等友好运到独山，薄葬在公路边。夫人朱曼琪因哀恸而致早产。

1945年4月1日，重庆文化界人士在夫子池忠义堂为沈振黄举办追悼会，柳亚子、沈钧儒、茅盾、郭沫若、夏衍、金仲华、范寿康、丰子恺等200余人参加。沈钧儒主祭，复题挽联：“小己生命轻一掷，服务精神足千秋。”郭沫若在开追悼会前题挽联：“民主前途欲明还暗，我兄高义虽死犹生。”其后，《新华日报》刊登宋云彬、夏衍、王亚平、徐迟、马蹄疾、孙源等悼念文章。1950年，中共中央华东局追授沈振黄为革命烈士。

关于他的为人，他的朋友们也从多方面进行评论。

夏衍在《悼振黄》中说﹕“他的死，在旁人看来是壮烈，是太可惨。可是在他，也许并不觉得这样吧。因为，从他参加社会活动以来，在人生的旅途中，他也是一直地‘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别人’，而甘心情愿地自己爬在既不舒服而又危险的车顶上的。”还说﹕“在许许多多激昂慷慨的人群中，他没有给我不平常的印象。抗战开始，他要我把他介绍给钱亦石先生领导的战地服务队，他的态度是平静到一点点‘慷慨从军’的痕迹都没有的。”

徐迟曾回忆他：“我记得他满面阴云，说话声音也低沉：‘我还是回香港去，他们在香港过得好舒服，我不说物质生活，我说精神生活上，让我回香港去吧？’这时我听到他妹妹数落了他一顿：‘你这是逃兵的行为！’”……“他的妹妹却猛烈地打击他，辛辣地奚落他，无情地批判他，‘你不要我们×战区政工队了吗？还有你看，他，你好意思离开他，一个人逃向香港去。’这样相持了很久，我们上路了，他跟着，忽然他的动摇了的心情又坚定了。”（徐迟《为纪念沈振黄而写》，1944年12月 ）

再回到这幅插画上。从画风而言，沈振黄很受丰子恺的影响。沈死后，在重庆的追悼会上，丰子恺是副主祭，似乎两人的关系不只是私淑，可能亦师亦友吧？

沈振黄画的是湖北阳新的茶粥站。他是有所本的。左洪涛《忆特支十年战斗历程》中说道：“湖北阳新茶铺，是个地当要冲的小镇，过境部队如潮水似地涌来涌去。附近民众因害怕军队拉夫扰民，逃得十室九空。战队派了两位女同志到那边工作，一方面动员民众回家，一方面禁止过境部队拉夫。民众慢慢地回来了，只要求军队不拉夫，什么救国工作都干。他们那种纯朴的爱国热情，令人感动。于是我们就商定召开了一个妇女会，讨论怎样帮助军队。有人提出设茶粥站，每家轮流烧茶烧粥，招待过往士兵。有一次，几个挂彩的弟兄路过这里，当村里的妇女拿茶拿粥给他们时说：‘同志！你们辛苦了，你们是打日本鬼的呀，好好休息一会吧！’有个挂彩的弟兄听到这么讲，感动得流泪了。他哭着说：‘我养好了伤一定再去打日本鬼，不打走日本鬼，我死也不回家。’妇女们在战地交通要道设立茶粥站，影响是很大的。于是我们每到一地，就尽可能地动员民众设立茶粥站。”沈振黄《抗日军人休息站》画的正是两位受伤的军人受到老百姓的照顾和爱戴。题中所称“抗日军人”，也有意笼统地涵盖了国共双方的抗日军人。

甚为遗憾的是，沈振黄在其流星一耀的人生中，留下的遗墨少之又少。20世纪80年代末中共嘉兴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集《沈振黄》一书时，曾作慨叹：“遗憾的是，由于三四十年代的历史环境所致，沈振黄大批宣传抗日的漫画及一些著作等没有能很好地保存下来，无法征集编辑进这一本小册子。”

“请识字的人念给不识字的老乡听，就是《大家看报》”

再说回这张墙报的文字内容。墙报头条是《军民合作》 ，还有《军民合作歌》。战地服务队的宗旨本来就是“动员战区民众，实行军民联合抗战”，墙报作者贯彻此一宗旨，呼吁“军民合作”。墙报是给农村民众看的，也灌输一些战时实用知识，如报头下的一篇《躲飞机的方法》，就是以七言韵语出之，让读者容易记诵。左上角《注意清洁，保重身体》也是以五言韵语讲卫生常识。还有劝说戒缠足陋习的《放小脚》，短篇新闻报道《老百姓吴兴厚爱国的新闻》等等。右下角有三行提示：“请识字的人，念给不识字的人听，讲给不识字的人听。”反映那个时代的农村，文盲居多。作者杨治明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讲及此事，为便于读者理解，迻录于下：“记得1938年秋，在湖北阳新战地工作，我和郭弼昌大哥哥合作编写战地墙报《大家看报》。在编写之初，大哥哥问我：《大家看报》到底是谁来看？我信口应答：‘当然是识字的人才来看。……请识字的人念给不识字的老乡听，这不就是大家看了么？’作家何家槐在一旁听了，还夸我脑筋转得快，是块编辑料子。”

我们看看这张墙报，制作非常认真，文字很讲究针对性。杨治明说：“大哥哥（郭弼昌）和我谈到针对性的问题，他说宣传抗战大道理，须结合农民切身的小事情，才有一定的针对性。”“每次写稿之前，大哥哥总是先听听我反映农村的见闻，从中找到命题。每次写好稿子，也是先念给他听，顺不顺口，中不中听，有点抝口别扭都要重写，最后才用正楷书写在白报纸上，还请漫画家沈振黄插画，一点不能马虎，因为要给大家看，不是叫人不喜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