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日军轰炸上海后，街头的孤儿和一地的尸体

上海经过日军轰炸后的惨状

最令上海市民难忘的是“四行八百孤军”。10月，中国的70万大军被迫西撤后，第八十八师留下一个营据守师部所在地——四行仓库，与日军周旋。四川路桥桥北的四行仓库是一座坚固的混凝土建筑，与英租界隔河相望。留守军队与日军激战四天，大大地振奋了上海市民。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物，送过河去，以表支援。我们小学生也不甘落后于人，将糖果钱捐出，以尽绵薄之力，全市形成一股抗日热潮。杨惠敏，一个17岁的少女，乘夜色泅渡过河，送去国旗，高高挂起，大长国人志气。四行仓库的对岸是英租界的煤气厂，英国人生怕煤气储罐被炮弹击中，引起大爆炸，便从中斡旋，让孤军退入租界，由英军拘留于胶州公园。八百壮士在英租界的岁月，尤其是其领导人谢晋元团长严拒汪伪劝降、后被敌伪买通的部下刺杀的命运，一直萦系市民心头。

日军袭扰下市民艰难度日

淞沪会战历时三月，中日双方投入近百万兵力，打得十分惨烈。淞沪一战粉碎了日本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战斗就在租界周围的吴淞、江湾、虹口、杨树浦等地展开，租界内炮声隆隆。胆子大的市民就爬上屋顶看日本和中国战机空战。空战中时有流弹乱窜，我们这些小孩子就躲在家中用橱柜、床板和棉被搭成的“掩体”里，以策安全。

租界里人口稠密，供应奇缺，小市民的生活异常艰苦。滑稽讽刺剧《七十二家房客》正因为生动地描述了72个家庭拥挤在一座两层石库门房子里的辛酸故事，而广受欢迎。冬天滴水成冰，每天早晨我去上学，总会见到路旁一二具草席裹着的难民弃尸。有时，尸体的衣服也被剥光，被缺衣者拿去御寒，席端露出两只光脚。带着蓝十字标签的慈善机构“普善山庄”的卡车，拉着“薄皮棺材”来回巡回，忙着收殓。如果弄堂里传来和尚做道场的声响，便是谁家又肺痨死人了。

抗战期间，上海社会两极分化：一方面，爱国军民浴血奋战，艰难度日；另一方面，发国难财者挥霍无度，穷奢极侈。用“香槟酒气满场飞”的歌词来歌颂“夜上海”，便是当时少数人的扭曲心态。报载，一个酒足饭饱的大老板从南京路“大三元酒家”出来，吸到冷风，呕吐起来，门外的乞丐连忙跑上前去，捧起脏物吃了！

凡此种种，我都看在眼里，虽不十分明白为什么，心里却十分惆怅。这段时期，我在小学读书，受到不少的爱国主义教育。后来陪伴我一生的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都是那时学会的。家中，也经常听到父辈以崇敬的口吻提到“十九路军”和“蔡廷锴”，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苏北新四军曾派人来上海采购药品，经我父亲安排，药包就藏在他做事的店铺里。他店里的一名青年职员，后来应聘前往苏北解放区任火柴厂厂长。

上海沦陷后民不聊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英租界，上海市民便直接生活在日本的铁蹄下。上海的街景陡然发生变化：端着刺刀、穿着土黄色军服的日本兵在街口站岗；挂着太阳旗的日本军车在马路上飞驶；经过日军岗哨时，行人要脱帽鞠躬，车辆要停驶等候口令，稍有不遂，日本兵就打骂行人、拉枪栓，甚至捅刀，看证、搜身、查包更是家常便饭。我父亲做事的商店位于南京西路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俱乐部的对面。此时俱乐部换了主，我暑假在店里帮忙，每天站在玻璃门里，都能看见腰里佩着长柄军刀的日本军官及穿着东洋和服、拖着木屐、打扮得花枝招展、九十度鞠躬的日本女人大摇大摆地进出守卫森严的俱乐部铁门，好像他们就在东京一样。我没有看见过一个中国人进出过这扇大门。

市民吃的是敌伪当局配给的“户口米”，这些带着霉味的糙米掺杂了石子、稗子和鼠屎，我们孩子的家务劳动之一就是在生米入锅之前把杂质拣出来，以便使干净米和着杂豆做成饭粥。“轧户口米”是普通市民的必修课。每晨天蒙蒙亮，米店前就摆起了长龙。为防止“加塞”，轧米者都是前胸对着后背紧贴着，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到了时间，警察便挨个在每个人肩膀上用粉笔写上号码，确认排队有效。每天发放的“户口米”有限，写不上号的便只好望“米”兴叹，明晨再来。有时秩序大乱，轧米便成了抢米。由于食米紧张，冬天有些贫民便冒死把大米缝在棉衣里，从乡间走私到上海。邻居老太太的儿子便从事此业。某日，她突然被告知：其儿在郊外的闵行镇被日军用刺刀挑死了。老母急忙找去，只见儿子尸体被挂在日军岗哨外的铁丝网上，肠子和大米流了一地。暴尸三天后，日军才允其领回。

最令市民胆战心惊的，就是日军的封锁。日伪当局对市民实行保甲连坐制，十户成一甲，十甲为一保，互相监视。只要一地发生反日事件，日军就将附近的街区封锁起来，几个星期也不准人员和车辆进出，直至找到“抗日分子”为止。为此，每家每户都储存粮食、蔬菜、饮水和燃料，以防不测。我们孩子最怕街区突然被封锁，放学回不了家，或被困家中去不了学校。

最令人不齿的是汪伪汉奸。1940年，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自称国民政府，挂的也是重庆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只是上面多了一长条三角形的黄布，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和平军”助纣为虐，是日军清乡、扫荡的罪恶帮手，许多欺压百姓的行径都是伪军动手，日军压阵。市内的愚园路76号是汪伪特务机关的巢穴，如被抓进去，便难得活着出来。特务头子出门时坐的是日本的黑色轿车，踏板上一边站着一个身穿黑色衫裤、手持匣子炮的特务，他们为虎作伥，耀武扬威，令人作呕。

汉奸文化具有一定的欺骗性。那时，风靡上海的歌曲《何日君再来》，被歪曲描写成一名嫖妓的日本军官和一名中国女子之间的缠绵之情。还曾一度流行“满洲国”影星李香兰唱的《卖糖歌》。电影里，她卖的不是一般的糖果，而是“戒烟糖”。日本人借“虎门焚烟”，无耻宣传日本侵略有功，帮助亚洲国家赶走了白种人和欧美殖民主义者。

但是，上海人民并没有被蒙蔽，而是以各种方式反抗日本的占领。我当时念的是一所私立中小学，一天，传闻校长冯某当了汉奸，同学们义愤填膺，纷纷拿起做手工的钢锯将课桌锯得残缺不全，一解心头之恨。汪伪市政府派来一名女教员教授日语，上课时同学们便喧闹捣乱，多方为难，逼得她只教了两个月便灰溜溜地撤走了。汪伪要求成立童子军，我们只七零八落站过一次队，应付过去。

1944年后，美国的B-29型“空中堡垒”从内地出发，飞临上海。飞机在万米高空中翱翔，日军的高射炮打不着，日机也不敢升空迎战。上海市民心中有数，日本的日子不长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上海市民欣喜若狂，家家户户燃炮欢宴。路口，日本兵还在站岗，但目光滞郁，无精打采。我第一次挺着胸，近距离地从他面前走过，双眼直瞪着他，心想：该死的，你还能神气几天？不懂事的我还自发传抄张贴过活跃于沪、宁、杭一带的军统“忠义救国军”传单，在跑马厅的南京路出口处，爬上路灯杆，观看美蒋军队的入城式。但没有多久，横冲直闯的美国大兵、媚美辱国的吉普女郎、贪污腐败的“劫（接）收大员”、敲诈勒索的流氓帮会、没有军纪的伤兵、囤积居奇的奸商和一日三涨的物价，就把上海市民彻底唤醒了。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和青年组织。1949年5月，我带着“人民保安队”的袖章，同上海市民一道，兴高采烈地迎接了解放。

由“出云”号引发的联想

70年过去了，旧事已逐渐淡忘。去年（2014年）一则新闻又激起我的新仇旧恨。报载，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航母“出云”号9月开始海试，半年后服役。这艘满载排水量2.4万吨的航母，是日本战后建造的最大军舰。对于多数同胞来说，读到这则新闻也许会唾骂一句：“日本军国主义者又想干什么？”但对于我来说，“出云”这两个字却是惊心动魄。

原来，当年日本侵华舰队的旗舰也叫“出云”。这艘停泊在上海日本领事馆对面黄浦江上的重型巡洋舰，曾支援日本陆军炮轰中国守军阵地。1937年8月14日，中国飞机轰炸“出云”号，但我方一架飞机不幸被击伤。返回基地时，这架飞机试图将携带的一枚近千斤重的重磅炸弹卸落在欧美人作乐的空旷的跑马厅（现人民公园），但不幸落弹偏差，炸中跑马厅侧西藏路的大世界游乐场。落弹时，我正好借石库房天井里的光线在二楼厢房窗口看书，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天动地摇，玻璃格格作响。随即弄堂里人声沸腾，乱成一片，马路对面“宝隆医院”的多辆救护车紧急出动，乱铃响起。不多会，尽人皆知，“大世界掼炸弹了！”这次轰炸非同小可，950人丧生，1150人受伤。我住在“大世界”对面经营潮汕瓷器的表舅恰好路过，被炸掉了一条腿。上海市民没有埋怨国军误炸，而是把血债都记在“出云”舰身上。

“出云”又浮现在中国人眼前，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智穷，想不出更好的舰名？还是忘不了过去耀武扬威的日子，“出云”号阴魂不散？联系安倍晋三不遗余力地修改日本和平宪法、松绑自卫队、加强美日同盟、叫嚷“中国威胁”，人们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作者系外交部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