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20世纪30年代初，“伍豪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是周恩来长期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屡屡取胜，致使国民党特务机关恼羞成怒、施以报复的结果。特别是在此前不久，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共成功粉碎国民党特务机关欲借顾顺章叛变而一举破获中共首脑机关、抓捕周恩来的罪恶图谋，这更招致国民党的忌恨。

顾顺章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1931年4月24日，他护送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在汉口被捕，当天就叛变，出卖了中共中央许多最高机密。因为他知道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办公和开会的地址，知道许多中央负责人的住址，知道共产国际派出中国境内机构、人员的情况，知道地下党活动的计划、暗号，知道中共地下党打入国民党机构的情况，知道许多被捕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等，所以，他要面见蒋介石本人，当面出卖中共这些最高等级的机密。他还要求国民党不要向南京发电报报告他被捕、叛变的情况。当他得知电报早已发向南京时，哀叹说：“这下抓不着周恩来了！”特务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的机构里有中共地下党员。”

原来，国民党汉口特务机关把顾顺章被捕、叛变的电报发往南京后，恰被潜伏在中统特务机关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同志获悉。钱壮飞同志连夜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坐夜车赶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告这一重大消息。

刘杞夫在上海和当时在特科工作的李克农同志见面后，把钱壮飞的信交给了他。李克农一面感谢刘杞夫冒险来送信，一面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事不凑巧，这天不是约定的他和党中央联系的日子，一时联系不上，他于是想起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云，通过陈云很快就和党中央联系上了。

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中央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在陈云协助下，周恩来召集中央特科的李克农、陈赓、李强，还有已在中央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同志等举行紧急会议，商定对策，采取应变措施，包括转移中央机关、改变领导人住处、斩断顾顺章已知道的工作线索、改变秘密工作方法、销毁机密文件等。这些措施有不少是陈云同志首先提出来、经与会人员赞同后采取的。此外，陈云同志还连夜派人找了一家印刷厂，出4倍于当时的工钱，在两个小时内将顾顺章的照片翻印100多张，发给上海各级党组织，通知他们防范。

4月27日，顾顺章被国民党用军舰押到南京，在见过蒋介石后，就按照特务机关的要求开始写交代书。

根据蒋介石的要求，中统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总干事张冲、干事兼特务组长顾建中赶往上海，会合上海本地的党政军特头目，按照顾顺章的交代来按图索骥。结果呢？正如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的那样：“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捞着。”敌人图谋的落空使他们的一腔怒火烧向周恩来同志，顾顺章叛变事件竟成了特务们“通缉”周恩来、制造“伍豪脱党事件”、把脏水泼向周恩来的重要政治背景。

由于白色恐怖的加剧，在上海，党的工作已很难开展，于是王明去了苏联，周恩来于这年年底（11月或12月）去了江西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经共产国际同意，1931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其成员包括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陈云、康生六人。随着临时中央的成立，中央特科领导成员也作了调整，陈云被任命为特科书记（主任），领导特科成员苦撑危局，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中，继续保卫着党中央的安全，继续与国民党特务针锋相对，作着殊死的斗争。

就在陈云同志参加临时中央领导工作、担任特科书记后不久，突然发生了所谓“伍豪脱党事件”。这个事件的起始和相互博弈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这个“启事”是曾随徐恩曾来上海搜捕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搜捕周恩来的中统特务头目张冲和他的部属黄凯合伙炮制的。

1951年，黄凯在被我关押时交代说：“他（指张冲）在抗战以前攸（悠）长岁月中，是蒋光头的主要帮凶，我又是他的主要帮凶。他亲笔起稿，写伍毫（豪）启事。……遍登中外各大报一星期，丝毫未达到预期的效果。”黄凯刑满释放后，又写文章记述他和张冲伪造启事的情形：“张冲来沪主持丧事。事后，和我谈起C.P.经济困难，可能有许多党员动摇，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由张起草《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由我派人送登上海各报。哪知毫无反响，好久无人向各机关秘密自首。相反《申报》上却由一位大律师代伍豪发表声明。”

张冲炮制的“启事”全文如下：

李克农

徐恩曾

张冲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1932年2月16日、17日，《时报早晨号外》首先刊出了这一启事。17日，《新闻报》也刊登了。2月15日，上海影响最大的《申报》也收到了这一启事，但是广告处看后，认为称243人脱党，具名却只有伍豪一人，其中必有问题，故决定16日暂不刊出。19日，国民党新闻处质问《申报》为何不刊登，《申报》才于20日、21日刊登了这一启事。同时，《时事新报》也在这两天刊登了。于是，一时间伍豪等243人脱党的谣言传遍了上海乃至全国。

在周恩来已赴中央苏区任职两个半月后发生的这一所谓“脱党”启事，立即被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识破，认为这是敌人的造谣、诬陷，必须予以反击、加以揭穿。临时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战斗，其中影响最大、效果最显著的是两个著名的行动。这两个行动都是在陈云同志领导下，由中央特科人员筹划进行的。

第一个行动：1932年2月22日，在上海《申报》刊登出辟谣广告。这个广告是特科的潘汉年让特科工作人员黄慕兰通过上海律师陈志皋办理的。这个广告的原文是：“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登出。”这样，通过报馆回答的方式，使人明确感到有两个伍豪，这个伍豪未能刊出的启事，一定与前几天的伍豪等脱党启事有关，间接说明了伍豪有一个否认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以揭露敌人的阴谋。这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伪造启事的一种策略。当然，这是一种间接、曲折的辟谣方式。后来周恩来同志曾赞扬这则启事的巧妙，认为“这是当时所能够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

第二个行动：同年3月4日，《申报》在显著位置以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这则紧要启事，也是特科人员潘汉年和黄慕兰策划的。潘汉年奉命要采取一种更加明确、公开、有力的方式来辟谣。他和黄慕兰还是想通过陈志皋律师来办这件事。当陈看了潘汉年草拟的启事稿子后，为难地摇头说：“我是中国律师，不可能刊登这样的启事，否则当局和巡捕房追问下来，我是无法交代的。”他建议找一位外国律师，根据治外法权，在中国的外籍律师可以为当事人保密，中国政府无权过问。结果他把自家珍藏的一幅古画送给了他的至交、当时在上海的法国大律师巴和，请他出面在《申报》上刊登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启事全文如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事务所法大马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电话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九号。

这则启事，在措词上非常巧妙，既合乎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律，又澄清事实真相，狠狠打击敌人。国民党特务找巴和纠缠，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当然不是这个人，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应该直接去找他。特务对此无可奈何。

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别名，在党内许多人是知道的。用周少山的名义辟谣，在启事中又说伍豪是自己的别名，这样处理，使人更容易辨别出那份所谓的脱党启事是伪造的谎言。这个启事一经登出，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便大白于天下。至此，国民党造谣诬蔑的阴谋彻底失败。党在陈云同志参与领导的这场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文革”时期江青旧事重提，妄图以此加害周恩来

时过35年之后，这个所谓的“伍豪等脱党启事”一事，又被野心家江青拱了出来。

1967年是“文革”要发动“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的一年。在二月抗争失利后，在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策动下，掀起了一股反对周恩来总理的恶浪。他们散布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后台，是“三老四帅”的“保护人”，“存在着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旧政府”明显指的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他们鼓动高校和中央机关的造反派放肆地贴出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叫嚣“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股攻击周总理的邪风十分愤慨，纷纷以各种形式加以反击。外交部许多干部对这股邪风同样十分反感，有几位同志商定，向毛主席反映这个情况。刘华秋同志执笔整理了一份简要材料，王海容、唐闻生同志送给了毛泽东。这封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5月29日，毛泽东对这封信作了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对这个“最高指示”，文革小组的人作了传达，但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收效甚微。其后不久接连发生了好几起矛头指向周恩来、震惊海内外的大事件，其中包括：1967年7、8月发生的意在挤走周恩来，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他领导人的围困中南海事件；8月间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等等。

这些事件都是中央文革小组那帮人策划的，他们的目的被他们同伙的一条标语口号所戳穿，这句口号是：“要揪出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当时，“万寿无疆”是毛泽东独享的，“永远健康”是“林副统帅”的代称，他以下是谁呢？除了三岁的孩子，谁都知道是周恩来。

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深知要打倒刘少奇及一切他们认为应该打倒的人，如只从思想上、工作上找茬儿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从组织上抓到小辫子，或者制造出小辫子才能奏效。于是在康生一伙的鼓噪下，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抓叛徒”的恶浪。

正是在这股恶浪中，诬陷周恩来同志的所谓“伍豪事件”被重新提了出来。

1967年5月，在戚本禹暗中插手下，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揪叛徒集团”从旧报纸上发现了《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当即交给了戚本禹。5月12日江青收到这个材料后，如获至宝，不做任何调查询问，突然于5月17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信，把启事的抄件摆在了他们面前。信中说：“他们查到了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江青这一毒招儿，是公开向周恩来同志挑衅，是向周恩来叫板，是逼迫周恩来认“责”认“罪”!

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前排右二）访华时，周恩来总理与江青一起出席活动

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一位学生关于“伍豪脱党”事来信的批示

这个过程说明，陈云同志早在延安整风时，就为党的荣誉、为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清白挺身而出，为之辩诬。

在江青来信的第三天，5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示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此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这个批示，不仅从实质上戳穿了敌人伪造的把戏，而且列出了康生、陈云作为知情人的人证，使江青难再挑剔。虽然这时康生心怀鬼胎，没有及时作出证言，但周恩来相信当时远在江西的陈云同志一定会出来作证的，后来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

为了取得毛泽东的支持，5月19日，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写了信：主席：

连日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天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在我的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是记错了。

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会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月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5月19日夜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来信阅后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周恩来很清楚，此事到此并未了结，诬陷与反诬陷的斗争还将继续。因此，他需要做必要的准备。

陈云挺身而出，为周恩来辩诬

1967年6月，周恩来给远在江西的陈云打电话，问陈云关于1932年2月上海报纸上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余人退出共产党声明，并也登了一个报馆告伍豪先生的小广告，这件事他是否知道？他们谈了四十分钟。陈云回答：“我记得了，有这两个广告。”（1972年6月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小组会上，邓颖超也向陈云提出同样的问题。陈云仍然回答：“我知道这件事，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小广告是上海临时中央对付国民党阴谋的办法。”）

这年年底，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在《申报》等报刊上发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来信的摘要上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由于有人重提此事，周恩来于1968年1月10日又给江青写信：“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有了周恩来这封信，特别是1月16日毛泽东的明确批示，江青只好暂时闭嘴。但她是心有不甘的，她还亲自掌管着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说明有机会她还会闹事的。

为了让更多的干部了解伍豪事件的真相，毛泽东让周恩来在1972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讲一讲“伍豪启事”的来龙去脉。6月10日、11日、12日，周恩来作了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其中提到1932年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一事。又于会议的最后一天，6月23日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报告说：“这个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提出来的。当时，已向主席报告了，并且主席有过批示。后头因为没有机会，没有向更多的同志来说这个问题。这一次开会，开始主席嘱咐我，要我讲一讲，给三百多位同志讲一讲，录音下来，将来成为党的档案，保存起来。因为这个污蔑的性质，它是直接用我的笔名‘伍豪’，必须要说清楚……”周恩来还讲述了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曾写信给毛主席，公布了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为此写的批示。

就在这次会上，6月13日，刚从南昌回京的陈云就“伍豪启事”作了发言。他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是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日，他又写出书面发言，说：“我现在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等二百四十余人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当时临时中央设法刊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陈云同志的证言，是当事人的证言，这就凿凿实实地击破了江青一伙企图以此陷害周恩来的图谋。

对于周恩来1972年6月23日晚作的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决定，将讲话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材料，都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避免今后有人利用它制造事端。但遗憾的是，中央这个决定在会后并未完全落实。根据《陈云年谱》记载：“会后，中共中央专门就此问题发出文件，并附了若干原始材料，传达至党内高级干部。”这就使事件真相的知晓范围大为缩小。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要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自己清楚，实施这次手术的后果很难预料。他在进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签完了字，他说了一句：“我签了字，就算是办完了这件事。”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周总理对自己的报告郑重签字，表示自己在报告中对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事件真相的揭露和对江青一伙借此诬陷自己的愤慨，是敢于永远负责的表现!

总理的签字，对人民是宣告了自己的忠诚，宣告自己的政治历史是清白的，无愧于人民的养育。

总理的签字，对江青一伙阴谋家宣告了自己无论生前或者身后，对他们的诬陷都是坚决斗争的态度。

这些潜台词，总理生前曾再明白不过地表达过。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曾当着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面，尖锐地指出：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现在算起来，1922年入党（据1985年党中央批准的中央组织部的报告，周总理入党时间确定为1921年——笔者注），46年了。这46年里是犯了不少错误，说了不少错话，写了不少错误的文章。但是，我最终是跟毛主席走的。今天，我的工作岗位和所负责的工作总还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观，所以，我还是要干下去。现在我申明，对某些人的“帮助”，我欢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不存在的问题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活动，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周恩来生前的遗憾之一，是他在1972年6月23日作的报告没有向全党、全国人民披露，没有被人民所了解和掌握。但这一遗憾在他身后被当时身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同志消除了。

1981年11月18日，陈云同志让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把国民党伪造的“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搞清楚。之后，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做了许多工作，并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起搜集了大量资料，于1982年12月23日共同写出了《“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这篇文稿揭露了国民党特务伪造启事的真相，揭露了江青等人企图利用伪造启事诬蔑陷害周恩来同志的罪恶用心。这篇重要文稿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审阅后，交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并发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

1983年，党中央又决定将这篇重要的、权威的、结论式的文稿在《中共党史资料》1983年第一期上公开发表。这样一来，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关心中国、关心中国共产党、关心周恩来同志的人都会从这篇文稿中确切了解所谓“伍豪事件”的真相，而这也恰恰是周恩来同志生前所企盼的。

在陈云同志的提议和主持下，在党中央有关部门的努力下，折腾党和周恩来同志个人长达40多年的所谓“伍豪事件”终于郑重地、正确地解决了，这显示了陈云同志对党、对国际共运高度负责的风范，显示了他对周恩来同志个人的负责和敬重。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