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在我39年的军旅生涯中，我在朝鲜半岛度过了24年，加上入伍前在朝鲜留学的时间，总共是26年，跨30个年度。

从1970年开始，我先后五次赴朝鲜半岛从事军事外交工作，其中四次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武官处，一次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武官处。

我第一次到朝鲜是在1965年。1964年中法建交后，陈毅外长提出，要争取和一百个国家建交，早日重返联合国。这两年里，我国先后派出两批留学生到世界各国学习，大量培养外交人才。第一批派了大约800人，第二批派了400人，由高教部从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也有小部分来自大学里俄语、英语专业的在校生。我是第二批的，高中毕业后到朝鲜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留学。

原计划在朝鲜学习四五年，但只过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7年1月，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都被召回国内，参加“文革”。1967年夏天，朝鲜发大水，金日成大学的学生都下到了农村，学校无力接待外国留学生，我自然无法回朝就读，于是插班到北京大学。1968年底毕业分配到唐山柏各庄军垦农场劳动锻炼，1969年底从农场入伍参军到了总参。

1970年，我在38军下连队代职锻炼，先后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军宣队搞“一打三反”，搞“深挖洞”地下化施工，到内蒙古挖防坦克壕施工。1970年7月，我结束野战部队代职锻炼，返回总参机关，9月10日赴朝鲜平壤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武官处翻译。武官处只有三个人，一名武官带两名翻译。当年的驻外武官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军事、政治素质都很过硬。那时候驻外人员的待遇并不高，国内工资照发，国外补贴不分级别，每人每月38元人民币，吃饭是供给制。

我任武官翻译共两个任期，第三个任期当了副武官。1997年底，我在总参某部副局长的职务上受任中国驻韩国国防武官，1998年5月赴任，任期五年七个月。2004年2月，我第四次赴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出任中国驻朝鲜国防武官兼海空军武官，直至2007年61岁时离任回国并退休。

驻外武官的主要使命是贯彻执行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承办我军同驻在国的军事交往。朝鲜半岛的朝韩两国都是中国的邻国，半岛的和平稳定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安危。几十年来，我为维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为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倾注了全部身心；为巩固中朝之间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为开通中韩之间军事交流的渠道，也做了一些工作。

维护我在朝鲜半岛的战略资产

我坚定地坚持三点：抗美援朝战争后形成的中朝关系，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战略资产，不能放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们舍生忘死创造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不容抹杀；抗美援朝是保卫和平的正义之举，不容诋毁。

1950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毅然决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保卫了朝鲜的安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有240万人的军队奔赴战场，18万战士牺牲在异国他乡。战后，我们又为朝鲜的重建投入大量的援助。我们在朝鲜半岛的战略投入，是我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能说得上话的一个根本原因。

20世纪70年代起，中朝两国军事代表团的交往频繁，陈锡联、肖劲光、李达、宋时轮、粟裕、杨得志、伍修权、肖华、张震等军队高级领导人所率领的访朝代表团，我都参加过接待工作。他们对朝鲜人民感情很深，朝鲜对他们也非常热情。金日成主席对中国军事代表团几乎都予接见，而且每当提及中朝两国的传统友谊时非常动感情。抗日战争时期，金日成、金策、崔庸健等朝鲜领导人参加中国东北抗日联军，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初到东北时的部队给养，大多是从山东经朝鲜半岛转运过去，许多民主人士到东北地区或苏联，也都是借道朝鲜。朝鲜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恢复时期，我们对朝鲜的支援也很大，金日成在接见我们的代表团时，每次都会提起这些往事。我记得有一次他说，战后恢复时期，他请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帮忙教他们的战士烧砖，杨勇司令员就把志愿军部队中会烧窑的战士集中起来，帮助朝鲜建立了大圣窑业工场。我们志愿军的英模、烈属代表，像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罗盛教的父亲罗迭开，也到朝鲜访问过。罗盛教的父亲去时，当年罗盛教救起的朝鲜少年已经当上了军官。这段时期，中朝在国际斗争中配合得比较得力。朝鲜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跟我们采取一致行动。

为了传承志愿军精神，我在朝鲜工作期间，黄继光堵枪眼的火力点前、罗盛教救人献身的成川郡石田里的河边、桧仓志愿军总部烈士陵园、平壤兄弟山区、金化郡、开城松岳山、安州、江原道法洞郡乾子里、平康郡上甲里等地的志愿军烈士合葬墓……凡是有烈士墓的地方，包括一些大的战役原址，我都去过，去凭吊我们的烈士。在金化郡的烈士陵园埋葬着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在平康郡上甲里的志愿军烈士墓地，合葬的是金城反击战中牺牲的烈士。这两处都是三四十个大坟包，每个坟包里合葬有三四百人，可墓碑上能列出的名字只有一二十个，后面就是“以下多少多少人”，谁看了都会垂泪。我们为朝鲜战争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不珍惜抗美援朝的胜利果实，不保护我们的战略资产，我们如何对得起牺牲的先烈！

狂飙一起山河动，铁血翻飞战云凝。

雄师百万渡绿水，三年苦战唱凯声。

黄沙忠骨十四万，血染军旗旗更红。

五十五年怀旧迹，中朝友谊万世颂。

我还到毛岸英牺牲地——朝鲜平安北道东昌郡大榆洞，确定了毛岸英牺牲地点的准确位置。1950年11月25日美帝飞机轰炸，毛岸英牺牲在志司作战室里。1957年，毛岸英烈士的遗骸从大榆洞迁往平安南道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军后，我国再无人到访大榆洞，毛岸英烈士牺牲地的准确位置尚未确定。2006年5月12日，我和夫人及朝鲜人民武力部（国防部）外事局长安永基少将等人，陪同到访朝鲜的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前往大榆洞。我根据先前掌握的历史资料，综合分析原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周围地形条件，并征得刘松林同意，将毛岸英牺牲地点确定在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铁皮盖顶木板房右前方约20米处、长着12颗松树的小平台上，并代替刘松林起草了碑文。

我本人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志愿军精神。1990年9月5日，我任驻朝鲜使馆副武官时，在朝鲜东海岸救起了一名落海的朝鲜公民。金日成主席签署政令表彰，朝鲜政府授予我“二级友谊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为我记二等功一次。由金日成主席签署的政令说：“杨锡联同志发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营救了处于生命危险的朝鲜公民，为巩固和发展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作出了贡献。”《人民日报》10月18日报道了朝鲜为我授勋的消息。

2014年3月，437具志愿军烈士遗骸从韩国运回国内。实际上，早在我任驻韩国使馆武官的时候，志愿军烈士在韩国的遗骸就已经陆续被发现。战争期间，烈士遗体都是就地掩埋，战场上有时根本来不及掩埋。朝鲜对我们志愿军烈士的遗骸保管工作做得还可以，从70年代就开始修建合葬墓地，而且长年有人守墓。国内有些人不清楚，说朝鲜大部分志愿军陵墓已荒废了，这种情况并不属实。

在韩国，志愿军烈士遗骸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被埋在坡州的“敌军战殁人员墓地”。我在韩国当武官时就知道这个情况，还曾去过这个地方，活像一个荒芜杂乱的乱坟岗子，管理很差。2006年，韩国国防部拨款将志愿军墓地修葺一新。现在去看的话，也不再叫“敌军战殁人员墓地”了，改名为“北韩中国军人墓地”。2012年，罗援将军访问韩国的时候，向韩国国防部副部长提出过归还志愿军烈士遗骸的事，2013年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时，正式提出要归还志愿军烈士遗骸。此后，烈士忠骨得以返回祖国。

武官就是要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气派：既有义正词严的批驳，又有柔中有刚的回击；既坚定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又让别人从心里佩服你。

从事军事外交的外交官，就是要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变成实际行动，与驻在国军方增信释疑，加深理解，促进交流合作，防范和消除威胁和挑战。驻外武官和军事指挥官在不同的战场上，使用的是不同的“武器”，但同样要有勇有谋。既要有运筹有预案，也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既要有外交风度，也要敢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该喝酒时就喝酒，该出手时就出手”。外交官应当以豁达的外交风度、高超的外交艺术，导演出有声有色的节目。

韩国是中国的近邻，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也有过敌对关系。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韩国的国防武官，我也曾遇到误解甚至是刁难。一名合格的驻外武官要能讲求外交艺术，随机应变，做到既要立场坚定又要方法灵活，语言既要犀利又要诙谐。

2002年，我国有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到韩国访问。为准备接待工作，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武官处和韩国的国防部合编接待手册，用中、韩两国文字印制。手册刚编好，一天，韩国参联会主席的秘书室长给我打电话，说：“你们把我们的名字翻译错了，参联会主席向你提出严重的抗议。”我问他哪里错了，他说：“我们的 ‘大统领’，你翻成了‘总统’。”我问他：“那你们翻译成英文是什么？”他说，英文翻译成“President”。我说：“我们把所有的‘President’都翻译成‘总统’，为什么你们的朝文就不能翻译成‘总统’？另外，‘统领’这个词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的，就相当于一个旅长，你如果要翻译成‘大统领’，那你们的总统顶多算个‘大旅长’，这会让中国人笑话的。”他又提出：“我们的‘大将’，你给翻成‘上将’了。”我说：“英语的‘General’我们都翻译成‘上将’，你这个翻译成英文也是‘Genernal’，为什么翻译成中文就不能是‘上将’？”就这样，我把参联会主席的抗议都顶回去了。第二天，我又把《辞海》中解释“统领”的一页复印出来，用红笔圈出，送过去让他们自己看。

韩国军人对中国的文化研究颇深，我到韩军部队访问，看到阅览室里必有《孙子兵法》《三国志》《东周列国志》等中国古典名著。退休以后我有一次到韩国，一场研讨会上，有韩国学者提出：中国现在的政策是不是有些霸权，令有的东亚国家感到担心。我们认为中国既要讲霸道，又要讲王道，这两者应该结合起来。我马上反驳说，不对，王道也好，霸道也好，都是指过去天子对诸侯国的施政而言的，中国不当东亚地区的天子。我们从70年代起，就明确宣布中国决不称霸。王道也不行，王道也会使我们想到日本在搞“大东亚共荣圈”时提过的建立“王道乐土”。不能把中国和霸道、王道联系起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和平发展。后来，有的学者更尖锐地提了很多问题，我都一一予以回答。会后一个韩国朋友说：“您这次等于是诸葛亮到东吴——舌战群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