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心愿就是活着同家人团聚
口 高御臣
我珍藏着一封60多年前的家书，那是当年我写给祖父祖母的。每当看到这封家书，我就会想起在伪满洲国当劳工的一段往事。祖父母大人膝下：
敬禀者，孙儿离开家，跟着大车经过几道日本卡子，还算顺利（没挨打），第三天到达烟台。正赶上有一条大船，即托人买票，在船上两天两夜到达浪头，很快找到润身医院。舅爷和舅奶奶他们很热情，舅爷说，学徒的事慢慢想办法，现在先住他家，他们本来有一名学徒，早已不干了。我每天在这打扫卫生，干点零活，这些我都能干。
舅爷说，出去要小心，对谁都要客气点。日本人能看出来，汉奸头上没贴贴（帖），谁知谁是汉奸，千万不能说是中国人，只能说是“满洲国”人。我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中国人一下子变成“满洲国”人了呢？只好顺着。
还有，带的路费，剩了十块钱，托赶大车的于老板捎回家了，这里花日本钱，三大行的钞票不能用了。
先写这些，以后再禀告
敬请 福安
孙子 经蔚（即高御臣——编者注） 叩上 三月十一日
小时候，爷爷给我安排了一条人生路，沿着前人所走过的路出外谋生——闯关东。对于山东人来说，闯关东可能是一条活路，因为山东半岛人多地少，当时自然灾害频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而关东人少地多，容易糊口。闯关东也可能是一条死路，很多人一去不复返，音讯皆无。有的没混出个人样来，无颜回乡，有的则是做鬼他乡了。
1940年早春3月，我刚满13岁，跟着十几个人结伙步行三天经烟台去东北，第一站落脚在烟台一个大车店。店老板说正好有一条去安东（今丹东）的轮船，得赶快办手续，还叫来办事员收费，要交船票费、出国证费、劳工票费。我们惊奇地问：“我们是到祖国的东北去，怎么还办出国证呢？”代办员说，现在日本人已经把东北改为“满洲国”，不办出国证不能上船。又说，日本人只允许有劳动能力的人买船票，老弱病残者不能上船。另外还要验工，怕混入共产党的地下人员，他们看不顺眼的人也会被赶出来。所以要特别注意，当他问你，愿意到“满洲国”去当劳工吗？你得赶快回答“愿意”，不能犹豫。如果被赶出来，那就只好等下趟船了。
高御臣（1953年摄于沈阳）
高御臣夫妇与儿子高华（摄于1973年）
一切手续办好了，第二天便乘上轮船去安东。船很大，听说除了装货以外，船上还装3000名劳工。船颠簸得很厉害，不少人呕吐不止，整整两天两夜，船终于抵达安东浪头码头。我暂时落脚在安东的舅爷家，抽出时间给远在家乡的祖父母写了上面这封信。
开始，我在安东当学徒、当佣人，后来又到日本人的建筑工地干活。这时，太平洋战争已爆发，美国飞机轰炸日本本土，日本人把工厂的机器拆到东北，利用东北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为战争提供产品。我所在的安东地区汽车工厂、轻金属工厂、水泥工厂等厂区建筑工地上，共有几万劳工在干活。这些劳工的来源分为征来的、抓来的、骗来的和雇来的四种。第一类征来的还可分为两种人：一种是从农村征来的劳工，也称苦力；第二种是勤劳奉仕队。
当时伪满政府规定，农村劳动力按年龄造册，每年按比例征去当劳工，由派出单位雇佣一些退伍军人和地痞流氓担任大、中队长带领大家去日本工地劳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说，还得受日本人和监工的打骂和折磨。这些劳工的情绪非常低落，什么话也不敢说。他们住在工地临时搭起的“人”字形窝棚里，这种窝棚既低矮又潮湿，走进去连头也抬不起来，室内没有一丝阳光，臭气熏天，令人作呕。劳工即便患病也只能躺在那里，遇上好的炊事员，还可能给你一碗饭或一碗水，除此之外不能有其他奢望，病重的甚至可能被拉出去活埋掉（因怕是传染病）。劳工每天只有一斤玉米面，早上一个窝头一块咸菜，中午一个窝头一碗白菜汤，晚上则只剩稀饭了。日本人规定的伙食标准本来就低，监工们还要贪污，中午的菜汤连盐也不放。劳工们一心想的是熬到工期结束，然后活着同家人团聚。
勤劳奉仕队也叫“小劳工”“国兵漏”。在伪满洲国，年满20岁的男性青年必须服兵役，凡身体检查合格的被强迫去当伪军，不合格的去干几年勤劳奉仕队。其间，用军事化管理，统一着装，除干活外，还要进行军事训练。同前一种劳工不同的是，这里不仅有贫苦农民、地主的子女，连城里的阔少爷也得去，因为这些人是征兵“漏”下来的，所以也得给日本人去“勤劳奉仕”干几年。
第二类是抓来的劳工。日本人经常以稳定社会治安为名，去抓“无业游民”。他们经常到车站、码头、集贸交易市场去抓，认为是怀疑对象或看不惯的人，他们也会到家里去抓。这些被抓的劳工大都被送到矿山，边远地区，或者去修筑“国防工事”，很多人被抓走了以后就再也没能回来。
第三类是骗来的劳工。华北地区遭遇自然灾害时，日伪政权就派一些人去招工，声称到了东北能挣很多钱。可是等到了东北，这些劳工举目无亲，只有任凭他们摆布。劳工们没有什么技术，多是当土工，干力气活。
第四类是雇来的，即支付工资的劳工。在日本人看来，凡是他们殖民地的老百姓都要服劳役，实际上就是军事法西斯劳工营，只不过采取的手段有区别。前三类是强制性的无偿劳动，第四类则采取雇佣形式。日本人心里明白，在产业部门，对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实行无偿劳动是行不通的。例如扳道岔这种工作，抓来的劳工无法胜任，必须由熟练工人来操作，并且要支付一定的工资。《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就是一位扳道工，他挣的钱非常低微，因此，李奶奶必须出去干点活，铁梅也必须出去捡煤渣，才能维持祖孙三人的最低生活。
当时我在建筑工地的一个大车运输班里干活，住的是劳工窝棚，每天也只供应一斤玉米面。我们按运输量记运费、发工资，还可以利用到农村运建筑材料的机会买点高价粮来填充肚子，比起征来的劳工好多了。在建筑工地里，凡是干技术活的，如木工、瓦工、电工、焊工、架子工等，有的还可以住在家里，骑自行车上班。正因为有这些区别，所以当地人把那些在鬼子刺刀下驱使和监工大棒、皮鞭威胁下干活的人，即无偿劳动、没有自由的人当成劳工，而称有工资的人为“工人”。
那时我觉悟不高，还未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认为自己从山东拿着劳工证来这里，当的是“工人”而非劳工，是很幸运的。但其实，我当的就是劳工。
劳工同西方大工厂里的工人有很大的区别。他们不仅工资低，而且在身份上也是亡国奴，思想上也受日本人的控制，根本没有西方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就劳工的总人数来说，第一类和第四类是主体，第二、三类在总人数中占少数。
令人鼓舞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我同东北千千万万个劳工一起，获得了解放。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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