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1949年1月初，周镐在南京被国民党保密局枪杀时，母亲领着我们姐妹三人正在武汉苦苦等待着他的消息。那时我只有十一二岁，虽然很少见到父亲，但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清晰、温暖的。

武汉解放后，母亲仍然没有得到父亲的任何消息。朋友提示她，周镐可能去了台湾。母亲却说：“周镐绝不可能去台湾，最大的可能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然，这只是母亲最坏的猜测。由于生存艰难，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三人离开武汉，回到了父亲的老家罗田农村，在那里继续等待父亲的消息。可是，直到她1965年去世也没能等到关于父亲下落的消息。也就是这一年的年底，父亲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追认为革命烈士。

抢亲抢来的幸福婚姻

父亲又名周治平，1910年1月21日出生于湖北罗田三里桥乡七里冲周家垸，14岁考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在校期间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决心为此而奋斗。寒暑假里，父亲把三民主义的新风带回了家乡，召集民众作演说。父亲很年轻，口才又好，因此吸引了一大批乡亲，也吸引了一位大他三岁、名叫李华初的富家女孩，她后来就成了我的母亲。

中学毕业后，17岁的父亲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科。

在校期间，父亲与母亲的恋情引起了外公家的强烈反对，原因是父亲家太穷。但这两个有文化的年轻人不甘心屈服，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抢亲”。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湖北罗田农村上演了一场抢亲的戏：父亲周镐单枪匹马“抢走”富家小姐李华初，两人共骑一匹白马越过层层障碍到达周家。我外公得信后，带着一大帮人追到周家阻止，可是到头来也没能成功，李小姐最终成了周家的媳妇。

从此，外公家与一心追求幸福的母亲断绝了关系。

父亲家太穷了，只能把山顶上的一间茅草房分给小两口当婚房。婚后父亲得继续去武汉上学，不得不留下母亲一个人在乡间艰苦度日。一个大雨的夜晚，发着高烧的母亲抱着同样发着高烧的我哥哥在床上昏睡。早晨醒来时，母亲一看屋顶在不停地漏雨，两个人都已经被泡在水中，再看我哥哥已经昏迷不醒。等母亲抱着他找到乡间郎中时，我哥哥已经死了。

父亲闻讯赶回来，料理完后事，接下来又把母亲带去了武汉。在武汉，他们两口子租了一间小房，母亲靠帮人缝衣服扣子、洗衣服赚些小钱度日。虽然艰苦但能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母亲感觉很幸福很甜蜜。

军校毕业后，父亲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1934年春，因参与“福建事变”，十九路军中的一些人被国民党当局通缉，父亲也只身亡命上海，从那里转道返回家乡。不料，他一到汉口就被国民党宪兵四团逮捕，罪名是“参加叛乱”，这也是父亲一生中五次被捕经历中的第一次，时年24岁。初次被捕，年轻的父亲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不安，可是一看负责审讯的竟然是他的一位旧友，于是心里才稍稍踏实一些。奇怪的是，这位朋友并不审讯他，反而竭力劝他加入复兴社，说：“加入复兴社，过去的一切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就这样，父亲参加了复兴社特务处，也就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开始了他12年的特务生涯。

父亲参加军统刚满半年，不料再次遭到逮捕。汉口军统调查室气势汹汹地指控他是“共产嫌疑”，却查无实据，实际上也纯属子虚乌有。被保释后，父亲仍在军统任职，并得到军统核心成员之一周伟龙的赏识。周伟龙是军统元老级的高级特务、戴笠的结拜兄弟，有了他的关照，父亲从尉官到校官，又从校官到少将，可谓官运亨通。

在父亲参加军统的这段时间里，母亲也随父亲四处奔波。其间，我姐姐周慧冰出生于湖北，我出生于贵阳，我妹妹周慧琳出生于广东。

1943年初，父亲从贵州调往重庆，戴笠交给他一项艰巨又危险的工作：潜伏进汪伪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为重庆方面收集汪伪情报、策反汪伪军队，以及做周佛海与重庆政府的桥梁。

于是，父亲秘密地去了南京。

从此，父亲就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在干什么。父亲离开我们后，军统派人把我们母女四人从贵州接到重庆。当时重庆方面很困难，但对我们母女四人却非常照顾，我们所有的生活日需全由国民政府供给。我与姐姐被送到沙坪坝磁器口的私立小学读书，学费、食宿全免，那所小学的校长是戴笠。蒋介石定期到这所小学，给这些来自特殊家庭的小学生作报告，我也曾亲耳听过蒋介石作的一次勉励学生的报告。

后来我们得知，父亲潜伏进南京后，在汪伪军界上层算得上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可是，他表面上混得有头有脸，风流倜傥，又有谁能知道他内心的痛苦与紧张，整天生活于恐惧之中呢！后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时说：

……你未必相信，在京伪军委会工作期间，虎口之内，幸有余生，期间痛苦，一言难尽，今日尚在者，非祖宗福荫，早丧残生了。

1943年底，他秘密组建的军统南京站开始了活动。

军统南京站是沦陷区的大站。父亲身负重任，工作效率很高，成果显著，戴笠对此颇为满意。不久，父亲被提拔为军统少将。戴笠交给父亲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担负周佛海与重庆的情报联络工作，成为周佛海与重庆方面的重要热线，搜集汪伪政权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二是利用自己在汪伪军委会里的地位和工作便利，与汪伪军中的实力派高级将领吴化文、孙良诚、张岚峰、郝鹏举等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收集情报并积极争取他们。

抗战胜利却遭日本人逮捕

随着抗战胜利，父亲在南京领导的国民党军统地下组织也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开始了公开活动。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次日，父亲在南京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他被任命为指挥部指挥，指挥部设在新街口原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内。

指挥部成立当天即开展行动。他们首先接管了汪伪的《中央日报》和由周佛海控制的《中报》。接下来，在封存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和几所大仓库之后，父亲又命令中山东路上的汪伪财政部、宪兵队、中央电台等重要机关听从南京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不得擅自行动。当晚，指挥部封锁南京各交通港口和车站，逮捕了47名汉奸并将他们关进中央储备银行大楼的一间地下室里。

8月17日，伪《中央日报》和《中报》分别更名为《建国日报》与《复兴日报》，套红标题为胜利专号，出现在南京的街头。这两份报纸报道了军委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成立的消息，以及由我父亲亲自起草的《南京指挥部第一号布告》。当天中午12点，父亲又来到中山东路西祠堂巷原汪伪“中央广播台”，向市民宣告抗战胜利的消息。

看起来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父亲也在不知疲倦地埋头苦干着。实际上，汹涌的逆流正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一场灾难正酝酿着向父亲袭来。

由于在抓捕汉奸过程中发生了冲突，汪伪陆军部部长肖叔萱因受伤流血过多而死，汪伪考试院院长陈群闻讯也畏罪自杀。这两件事在汪伪汉奸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恐慌，一时间反抗的、告状的、请日本人保护的……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可见，父亲的行动已经触动了汪伪乃至重庆高层某些人的利益，这就给后来接管行动的失败和父亲的被捕埋下了伏笔。

更重要的是，父亲的行动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蒋介石任命父亲为南京指挥的本意是要他在南京一带维持现状，以防止新四军进城并等待国军抵达。没想到，父亲的行动太过火了。更令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父亲居然还搞出了个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投降的受降书。在蒋介石看来，如果冈村宁次真的向你周镐投降了，那以后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还怎么搞？种种这些都犯了蒋介石和戴笠的大忌。于是，蒋介石下令：南京的治安暂由日本军队来维持。

8月18日下午，冈村宁次派参谋小笠原中佐到指挥部，“请”父亲到日本军司令部商谈解决办法。父亲一去就遭软禁，由他组建并领导的这个指挥部，也只存在了三天就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南京警备司令任援道奉戴笠之命到日军司令部交涉，将父亲转押回己方警备司令部。戴笠到达南京后，又派人将父亲押至上海审查，罪名竟然是贪污。

1946年3月17日，戴笠座机撞山，机毁人亡。戴笠死后，因无人在细查父亲之事，经军统好友帮忙说情，时任军统局副局长唐纵同意将父亲释放。

改旗易帜，步入中共阵营

出狱后，父亲变得沉默寡言，闲居在南京二条巷蕉园5号的家中，没有工作，生活相当艰难，对国民党也失去了信心。正当他迷茫时，他的同乡、黄埔同学、中共党员徐楚光走进了他的生命并策反了他。后经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批准，父亲加入了共产党并以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潜伏在国民党保密局中，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京、沪、徐、杭特派员，负责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及情报工作。对于这段往事，父亲曾在日记中写道：

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余妻当有同感，乃商议做解放工作，正好徐祖芳（即徐楚光）同志函约相晤，恰到好处而成功。

对于我父亲从入狱到出狱，从国民党阵营走进共产党阵营的这段经历，我母亲一无所知。那时，我们母女四人已经从重庆回到武汉，军统也不再负责我们的生活，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姐妹几个，在艰苦生活中度日如年地等待着父亲的消息。

1946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父母的一个朋友来武汉找到我们。他告诉我母亲：“周镐仍在南京，住在中山东路二条巷蕉园5号。”看到已失散两年多的父亲突然有了信息，日日夜夜的担心与思念如今终于有了结果，母亲忍不住激动得泪流满面。临走时那位朋友欲言又止地对母亲说：“周镐现在又有了一位妻子，并且还有了一个出生刚刚几个月的儿子。”这句话不啻为惊天霹雳，母亲差点晕了过去。朋友安慰她说：“在当时那个特殊的环境里，周镐也是太难了，如果单身是不可能得到汪伪方面信任的，如今能活下来已是大不容易，你快带着孩子去南京吧。”

可想而知，当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三人来到南京，找到父亲后，最开始是怎样一幅尴尬的场景。我那年9岁，已经记事了，当时却并不懂父亲为什么一见到面就抱着我们姐妹几个痛哭流涕，哭完了又带着我们上街买裙子、买皮鞋。父亲对母亲说：“我们的感情是永远都不会变的。你要照顾双方的儿女，要让步。我已不是从前的工作性质了，我现在是为穷苦大众而工作。”母亲虽然很伤心，但她理解父亲，也知道吴雪亚（周镐后娶的妻子）对父亲的革命工作很有帮助，就作出了让步，在外租了房子。几个月后，我们返回武汉，父亲也经常寄钱给我们。

母亲回到武汉后仍牵挂着父亲。后来她独自一人去过几次南京，其中有一次是徐楚光安排的。母亲最后一次去南京时，蕉园5号已经人去楼空，只有保姆王妈独自一人在家。王妈告诉母亲：“他们已经走了好久了，不知去了哪里。”

从此，直到母亲去世，她再也没有得到过父亲的任何消息。

我们后来得知，经中共华中工委第六工作委员会安排，父亲和吴雪亚妈妈他们已经于1948年9月进入苏北解放区。为了迷惑敌人，家里一切如旧。

加入人民队伍后，父亲全身心地投身到革命工作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

生命仅一线之安，此后余生，当誓为党国人民尽忠，拼命消灭蒋贼政权。余生有幸，必达此目的也。

1948年11月13日，父亲在淮海战役的前线成功策反国民党一〇七军孙良诚部5800人投诚。策反成功后，父亲又接受组织安排前往蚌埠，策反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1949年1月初，大雪狂飞之时，父亲带着投诚的孙良诚等人赶到国共分界区淮河。临上船时，他从包里掏出日记本与钱物对警卫员说：“如果我三天不回来，你就把这本日记和钱物交给夫人，照顾好我的家。”说完转身踏上小船而去。

后来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得知，父亲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痛苦与噩梦。正如他在1948年12月14日、12月18日的二则日记中写道：

常常梦中被逮，大概是两次的惊魂未定故耳，昨又梦被捕，我要求与雪亚见一面，也得不到凶徒的允准，号啕痛哭失声而醒，十死余生，当竭尽全力以为人民事业奋斗。

神经上恐有损失，每夜梦寐频繁，今日梦住在一间楼上，忽然水势大作，时房支起，摇摇欲坠，房未倾倒而余等数人安然下地，此事恐刘汝明的工作，结果空中楼阁了。姑且记之。

父亲的梦是对的。这一去，父亲再也没有回来，孙良诚出卖了父亲。

父亲等人先由刘汝明部六十八军第一一九师三五五团团长刘铁钓（刘汝明之子）带入防区。把父亲等人秘密安排在团部休息后，刘汝明吩咐儿子将曾经同是西北军同袍的孙良诚接入城里。孙良诚一见到刘汝明便恳求道：“子亮兄，我完全是无可奈何地听人摆布，估计你不会上他们的当，请子亮兄务必拉我一把，让我脱离那穷山恶水的共区，去江南与家人团聚。”刘汝明问孙良诚：“和你同来的中共代表是什么人？任何军职？”孙良诚说：“他叫周镐，过去是戴笠手下的红人，军统局的少将，抗战时曾任军统南京站站长，后来投了共，现在专门搞国军的工作，是什么六工委的负责人。此人精明干练，不好对付啊！”刘汝明听完，惊得一时竟说不出话来，面带惧色地问道：“这个周先生真的是投了共产党了吗？他靠得住吗？”

刘汝明虽然身为上将兵团司令，手握重兵，但他害怕保密局，对特务们一向敬而远之，不敢得罪。他知道保密局的特务个个心狠手辣，又可以“通天”，直接向蒋介石打小报告。他过去的一些同袍就曾吃过特务的不少苦头，有的人甚至还丢了性命。眼下身处前线，他更加忌讳保密局，生怕特务侦知他和中共方面的暗中往来，一旦让蒋介石抓住了什么把柄，他和全家都将死无葬身之地。刘汝明听说过许多“双料特务”的传闻，他不能肯定父亲的身份是中共代表，还是保密局潜伏在中共方面的内线。

刘汝明遂将父亲前来策反一事迅速上报给蒋介石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与此同时，他通知第二处处长陶纪元，一方面向保密局报告，另一方面立即派人将父亲及其随从人员逮捕。

蒋介石与毛人凤对父亲的叛变十分恼怒。他们在得知父亲去了解放区后，曾派人沿途搜捕，现在居然送上门来了。

这是父亲第五次入狱，仍然被关进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

在保密局逃离南京的前夕，父亲被押到狱内刑场，行刑者竟是父亲昔日的同事。

这位同事在行刑时颤抖了一下，子弹打在父亲左膀子上。

又是一枪，仍然偏离了父亲的心脏。

也许这位昔日的同事想让父亲多活几分钟，哪怕一分种或许会有奇迹出现。但这对受难者是多么残酷的事。最后，司法处处长李希成不得不亲自补上一枪……

父亲倒在了南京解放的前夕。

这一切，母亲和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无所知。

武汉解放后，母亲苦等不来父亲的消息，生活无着，就带着我们姐妹三人回到了农村。那时她才30多岁，有人劝她改嫁，母亲说：“我可以去死，但绝不改嫁。” 1962年，我随着母亲一起被下放到罗田农村，三年后，母亲病逝。我帮母亲换衣服时，发现她把父亲的一件遗物——军统证章（出入证）别在内衣口袋里。母亲终生念着父亲，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时还睁着眼睛。几个月后，父亲被追认为烈士。

母亲去世前，把她珍藏多年的父亲遗物交代给了我。她除了把我父亲的黄埔同学通讯录及军统证件埋在地下以外，其余的都保藏了下来，其中有大量的信件、照片、日记本、衣服、印章、报纸，以及父亲专用的“治平用笺”信纸及“周镐缄”信封等，此外还有蒋介石赠送给父亲的一方砚台。

“文革”期间，我把这些遗物用牛皮纸一件一件地包好，再在牛皮纸外面包一层玻璃纸，黎明时爬上山顶把这些物品藏在山上里，晚上天黑后又取回来藏在家里，以免白天被搜查，晚上被动物咬。

“文革”后，我们姐妹把父亲的遗物分批捐赠给了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其中包括父亲向母亲倾诉的13封信，里面有一段内容是这样的：

……我现在因厌恶官海的生涯，深愿早日得到胜利。我们“坐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种自在生涯，多么痛快。我前两年的话，约你抗战胜利了，回家的诺言，到今天，愈想愈是对了，人生数十年的光景，何必如此奔波劳苦呢？……什么功名利禄，我都看得淡然了。初呀，苦吧，待着吧，抗战的胜利就在目前了，这样我们也对得住国家民族的、个人的心地，也可告慰了……

1992年，我与姐姐周慧冰特意去北京拜访了当年父亲的同事沈醉先生。在重庆时，沈醉对我们母女很是照顾。当时沈醉身体不好，他的夫人说：“只能会一个小时。”沈醉听后不高兴地说：“你也不看看是谁来啊，我没事。”谈话中，沈醉几次叨念着：“周治平是个非常好的人啊。”

采访整理者：孙月红，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现供职于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沈量，南京市政协社会法制（民族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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