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教育网络

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人类社会基于互联网的全球化的加速，不仅在贸易、投资、经济和环境领域不可阻挡，在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发展也非常迅猛。第二，伴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开放运动方兴未艾，Open source、OCW、OER、Open Access等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其理念也被越来越广泛地接受。第三，是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主要是网络基础设施、流媒体、Web 2.0和云计算的日臻成熟，再加上移动计算与大数据给人们带来的无限憧憬，都是以慕课为标志的新一代在线教育给人们带来不同于十多年前的希望的技术性原因。还有我们的大学将迎来的是“00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学习一族，再加上互联网商业模式与环境的成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看起来是回归，但有本质不同的在线教育图景。

慕课的应用及研究

根据几大主流平台的统计，三年来，全世界约200所大学共开设了约2000门慕课，约2000万人注册学习。近两年，中国约20所大学开出了约400门，约400万人注册学习。我们已经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出现成千上万门的慕课。

不久前，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提出了将认定一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慕课）并积极推广应用。综合考察课程的教学内容与资源、教学设计与方法、教学活动与评价、教学效果与影响、团队支持与服务等要素，采取先建设应用、后评价认定的方式，2017年前认定1000余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到2020年，认定3000余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据我所知，该文件是从政府公开发出的第一个关于慕课的声音，在此之前都是大学自己在做，由此可以想象,未来中国将会出现成千上万门慕课。为了使这些课程为中国高等教育提高质量、促进公平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应该有一种知识共享的协议，扫除阻碍共享的障碍。随着慕课的发展，必然会引起各个利益攸关方的权衡考量。首先是学生，他们会考虑是不是需要学习，学了之后有什么用处；而教师则考虑是不是需要把自己的课程变成慕课，如果不变，别人的课变成慕课之后对自己会不会有影响；还有就是大学应该考虑怎么去参与这件事情，此外还涉及企业市场、社会和国家等等各个层面。不同的利益攸关方会有不同的、且可能相互冲突的诉求。

学生。学生有各种各样愿意学习的动机：兴趣、工作、个人充实。也期望在有限努力下，拿一个尽量好的受教育资质证明（信号），以求改变生活。

开课的老师。有的老师很有情怀，得天下学子而教之就实现了个人价值，别的事情则考虑不多。当然还有老师会说这事可以做，但不要太费劲，最好能算做工作的一部分。而希望由此得到荣誉或者收入也是合理的诉求。

学校。通过慕课，开课的大学可能会作为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也可能由此提高学校的社会声誉，或者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如果适当，也可以提供与学校名誉挂钩的“信号”。而用课的大学，则可以弥补教学资源的部分不足，而且只要合适，有些成本也是可以考虑的。

企业。教育企业关心的是通过提供平台服务、技术服务、课程服务，获得市场价值。用人单位则希望慕课证书意味着货真价实。

社会。或者说人民，其本质追求就是希望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追求名符其实、特色丰富、且不断变好的受教育信号。也就是文凭要有分量，不一定是越高越好，而是要名符其实。

政府/国家。政府、国家基本的诉求当然是与社会一致的，但是政府需要在有限资源的投入下做事情，或者在有限资源下达到尽可能高的社会目标。而政府资源不光是经济方面的资源，还包括政策资源及信誉资源。

上述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博弈，在这个博弈下有各种引人入胜的研究问题。简单地说，慕课研究应该包括五个方面，即教学方法、教育技术、教学管理、教育制度和教育生态。这些研究包括两个基本性质：一是面向实践的研究，另一个是学科交叉的研究。在今天这个场合，下面主要谈谈后三点。

慕课的兴起对教学管理、教育制度和教育生态方面可能产生什么影响，需要注意和研究的问题有哪些，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教学管理。以北京大学为例，目前北大有40多门慕课，并且以每年20门的速度在进行新慕课的建设，对于慕课运行的管理，投入多少资源合适？教师的时间，助教的时间都是需要研究决定的。合适是非常关键的，不能“拍脑袋”决定。

对于翻转课堂的管理，当一个老师做翻转课堂的时候，课堂时间多长合适？这在管理层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三个学时的课现在变成两个学时就够了，而有的人认为不能减课时，三个学时还得是三个学时。

在混合学习情境下如何表达学生的学习成效，在线部分完成100%能否算及格？能否有比一个分数更好的表达方式？还有在混合学习情境下老师工作量的计算都是非常具体问题，但是也很有研究的意义。

教育制度。当我们有了成千上万门慕课，其中必然有许多优秀的课程，同时按学科要求将一些相关课程打包成组的可能性就会很高，而且这种打包所需的额外成本会很低。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结合必要的附加增值学习服务，将涌现许多创造性应用。比如清华大学最近发布的大数据科学与工程，这不是纯慕课，而是有增值服务的，主要是线上慕课学习，但也有一定的线下活动。

考虑中国的国情，我认为很有意义并且可行的一件事就是由国家来倡导或者推行一种“全民义务基本高等教育”，即每个人有权利得到、有义务完成，国家有责任实施（不收学费）。这里所指的高等教育，就是最好的（最适合的）慕课组合，直接来自（不同）高校的主力教师。所谓“基本”，指的是非专业训练，而是面向素质培养，包括人文精神、社会知识、科技素养、学习能力等，也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

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今年4月，Edx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合作，面向全球开设有学分的大学一年级MOOCs，包括12门通识教育类的课程。每门课如果通过考试，可以选择付不超过200美元得到大学承认的一学分。通过了其中8门课后可进入ASU上大学二年级。这样的事情推进下去，将具有划时代意义。

教育生态。谈到教育生态，一种粗线条的视角是看到它包括教育接受者、教育提供者和教育结果的采用者等三个组成部分。传统意义上，站在大学的角度，就是我提供教育给学生，收取一定的费用支撑这种提供，当然这个费用可能也包括国家的补贴。过去一些年来，这种状态在悄然发生变化，学校也在把自己的部分教育任务委托给其他实体来完成，这事情正在发生，这就叫生态性改变。

我们注意到，中国大学生通过非本校的在线课程得学分并不是一件稀罕事。图1是来自一家课程服务公司的数据，我们看到2014年，全国在校生里有超过400万学生通过在线课程得到了学分，这个在线课程不是本校提供的，而是由本校采购的。而且我们特别看到，图1中曲线的变化趋势，可谓自从慕课来后有了迅猛发展（尽管那些课程并不是慕课）。这说明一项有生命力的创新，不仅使自己会生生不息，同时还会带起一片新的生态。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教育生态问题。当一个社会呈现给年轻人的有多种受教育可能的时候，对于学生而言，选择去哪接受教育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是去学校，国外的大学，还是其他教育机构？目前，其他教育机构收费还比较高，并且这些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考公务员，所以这个方式比较弱。

那么，假设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机构（新的物种），采用不同的教学组织方式，提供一种高等教育（信号），比有些传统大学能提供的更被用人单位认可，而且费用还低。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大学就真的遇到了危机。

慕课的出现，给大学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对于慕课的应用和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的大学该如何才不至于在这种生态性的变化中失去存在的价值？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或者每个在大学工作的人去思考的。

（本文为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晓明在“2015高校智慧校园规划与建设暨高校信息化峰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