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 中国的开放和留学潮
我记得第一次托福考试是在1984年左右，我们班考出来最高分是550分，满分是673分，所以如果大家不是特别有准备的话，即使北大英语专业学到“大四”的学生，托福也考不出那么高的分，尤其还有听力部分，当时中国学生普遍听力水平比较差，因为没有设备去练习听力。我那次考试也就考了500分左右。
我们那个年代上大学的，其实还没开始真正的出国。从公派出国，到转向个人自费都是从1985年之后开始的。1988年左右，我的两个好朋友徐小平和王强都出国了。他们不是像现在的学生出去读研究生、博士生，为了读书的目的出去的，当时出去就是打工。王强打工一天下来能拿50美元，相当于我在北京3个月的工资。当时出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很少说是为了出去搞研究的，大家都是两个想法，一方面是把学位读完，一方面是还能打个工，赚很多钱。
这就是我走上留学道路的时代背景。1988年，我托福考了667分，差一道题就满分了。联系到美国一所州立大学，它能给我三分之二的奖学金，我只需要负担其余的1万美元，相当于6万元人民币。当时，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北大的工资一个月只有120块钱，如果不想办法挣钱是完全不可能支付的。为了凑学费和生活费，我开始去外面代课，又因为出去挣外快被处分，才辞职并创办新东方。
那时候，英语培训市场已经起来了。北大开了托福和GRE班，它和北外的培训中心一起，吸纳了60%到70%的学生。它的讲课费很高，但我作为年轻老师是没有上这种课的机会的。出去讲课学校又不允许，当时规定北大老师严禁参加北大之外的任何活动。我被处分是因为在外面的代课被归结到“任何活动”，还有一个原因是系里觉得生源被我分流了。
我能够跟北大培训中心竞争，是因为我在日常教学中已经探索出更高效率的教学方法。按照教学计划20篇文章要教22个星期，我觉得这特别折磨人。我的方法是用三四个星期把整个学期的课程讲完，剩下的时间给学生讲外面的东西，包括古希腊神话、圣经故事，托福、GRE的内容。这样做就让我养成了与其他老师相比高强度灌输英语知识的习惯，等到我自己开班以后，就很受学生欢迎。因为花同样的钱和时间，学生在我这里的收获大于在北大和北外培训中心的收获。
这一套东西跟传统讲课差异很大，我曾经请几个北大同事来上课，事先还做了简单的培训。我告诉他们讲这种课外英语培训的要点是什么，但是他们改不过来，一走进教室还是按照原来那套东西讲。我的课堂规矩是学生不满意就可以把老师哄走，那几个北大同事全军覆没。有了这次的经验，后来都是我自己培训新老师，招聘必须没有当过老师的人。
我除了上课紧凑，内容讲得非常到位之外，还在个人风格中加了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幽默，第二个是讲励志故事和人生感悟。因为我发现如果纯粹讲书本上的内容，学生很容易走神，所以必须把他们的思维拉回来。我这个暗中的观察后来才知道契合了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成果，就是每10分钟必须要把人的注意力拉回来一次。要做到这一点，一个是内容讲得吸引人，一个是通过语音语调、肢体语言，但最有效的方法是去讲学生听了能够开心的那种话，像说相声的这种东西，不但能把注意力拉回来，而且人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了，这也就是新东方课堂上那么多段子的重要原因。
“励志”这个也很自然，考高分才能拿到奖学金，那就必须得成为人中人。我是一个自我驱动力特别强大的人，从小到大就是把自己励志长大的。当了老师之后，我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强大的自我驱动力，那就需要时不时地驱动他们一下，而且励志一次不管用，必须每过一两个星期打一次鸡血。这些后来就是新东方的风格，并且受到学生们的喜欢。
1991年，美国开始向中国学生大批量地发放全额奖学金，参加出国英语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多。在这种市场机遇面前，按照传统方法讲课的北大外语培训中心关门了，而我的英语学校迅速发展，每年收入都是几倍的增长，可能比卖鸦片都挣钱。这个时候，我面临着人生的选择，是遵循最初的打算，挣够学费就出国留学，还是全力以赴地经营英语培训。
出国留学是我一直以来的人生目标，所以我做出从北大辞职的决定并不艰难，因为我本来也没打算在北大一直工作下去。在北大一个月只挣120元，对我在外面兼课还有限制，那样的状况是凑不够出国的学费的。出来全职上课至少一个月能拿到两三千元，眼看着离我出国的目标近了。我跟我老婆说，挣到30万元一辈子就够了，6万元交学费，剩下的24万元换成美元的话，相当于3万美元，在我看来那绝对是大富翁了。我说如果挣到这个钱，我们不光可以留学了，还是美国当地最富有的留学生。
我放弃出国留学跟“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有点关系。在“南方谈话”之前，大家觉得思想封闭，改革开放好像也有点中断的感觉，现在突然一股春风来了，觉得在中国还是能干事儿的，好像又开放了。国家的大环境和英语培训市场的迅猛发展，让我留了下来。我问自己出国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为了有更好的学问，第二个是赚更多的钱。现在正在赚更多的钱，更好的学问可以慢慢去追求。
这个人生决定很快就从数字上证明是正确的。我一开始租的都是五六十人的教室，但学生增长速度太快了，老师不够用。我首创了300人的班，后来扩展到500人的班，从小学教室搬到大学的阶梯教室，后来又变成自己造教室。在增长的过程中，我也从承包东方大学外语培训中心，发展到创办了自己的品牌“新东方”。1995年，我觉得新东方要长期做下去，不能依靠我一个人。当时的新东方只有三种人，第一种是我招聘的老师，第二种是帮我看教室、打扫卫生的下岗工人，第三种是我老婆、我老婆的姐夫等亲戚。这三种人是没法把新东方做成大事业的，我想认真地把新东方做下去，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所以我就到国外去，把我的大学同学，那些我认可的人弄回来。
徐小平有文艺才华，王强有文学才华，包凡一有语言才华。我给他们讲国内那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讲越来越开放的中国给人们带来的机会，而且我变成了一个随时可拿出大把美元的有钱人，这本身就很有说服力。我是1996年1月2日回到北京的，徐小平1月9日就飞回来了。我还专门买了一辆德国原装进口的帕萨特，就是为了去机场接他，我觉得用面包车接他实在不隆重。徐小平回来担任了新东方的副校长，成立了新东方出国留学、移民咨询处，大力推行他的“人生设计”理念，给新东方开辟了新领域。王强1996年10月份也从美国回来了，从零做起推出新东方的口语听说项目，而且都是自己编教材。他们成了新东方后一阶段发展的主力军。
新东方的时代机遇也不止于90年代，真正的爆发是在2010年以后，美国的大学突然向中国开放了，也就是说中国的高中生只要考托福都可以到美国读大学。90年代美国的本科学费和生活费一年需要5万美元，在中国很少有家庭负担得起。2010年以后，很多家庭的存款能达到100万元人民币，房子也很值钱，实在不行换个小房子，供孩子到国外读书，已经成了常态。新东方又开辟了一项新业务，大学生出国留学是不需要咨询的，但是高中生选学校需要建议和指导，到现在为止，这个产业的规模依然有50亿元左右。所以中国这20年的变化其实是非常大的，从留学方面就很明白了。
（沐恩 摄/视觉中国供图）新东方投资学前教育创业公司
（张雷 摄）手记
1995年底，俞敏洪跟好友王强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东方面孔在当时的美国大学里还是少数，迎面走来的中国学生几乎全都把他的名字叫了出来。那是俞敏洪第一次去美国，他的新东方在国内刚有了起势。俞敏洪估计，当时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学生有一半是从新东方学校走出来的。因为新东方以培训高分出名，他培训出来的学生平均分都高过其他学校，出国人群里，他的学生就变成最多的。俞敏洪在美国被中国人频繁认出来，也成了打动王强放弃年薪六七万美元的工作加入新东方的一个原因。
联想到广袤的国土和庞大的人口，用今时今日的眼光看，俞敏洪作为一个英语培训老师有这样的经历可谓传奇。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突破60万，去欧美留学成为中产阶层家庭孩子的常态。可在俞敏洪成名的90年代早中期，只有出类拔萃的学生才有走出国门的可能性。他们必须要得到全额奖学金才能负担国外的学习和生活，托福考高分就成了这些大学生人生更上一层楼的敲门砖。俞敏洪的新东方是送学生们平步青云的金字招牌。
我们的采访约在了俞敏洪一个重要会议之前，除了那个时间段，他直到国庆节的行程都排满了。他的另一项事业“洪泰资本”的副总裁跟我严谨地对时间，跟他的司机确认方位，确保我们约定的采访时间和他接下来的重要会议都能圆满。跟90年代初那个英语课讲得很好的俞老师相比，他的人生已经走得太远，他现在是知名企业家和投资人，视野也已经跳出了教育。在互联网创业的领域里，经常可以看见他的消息，他发表各种演讲，还是年轻人的创业导师。
俞敏洪背着双肩包、穿着运动鞋而来，这是中关村街上常见的男士装扮。他喊出的“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曾经击中过千千万学生和家长的心，让他们继续在学习之路上吃苦耐劳，奋发图强，可他本人讲话却几乎没有空泛的道理，他像一个精准计算的人生投资人，每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都把成本收益摆得清清楚楚，然后反问我：“这还需要考虑吗？”没有纠结辗转的内心戏，务实。
新东方的成功首先是时势造就的水涨船高。“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但让俞敏洪暂缓了去美国留学的计划，觉得留在中国还是能干事儿的，而且那一年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俞敏洪拿到新东方办学许可的1993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12字的留学方针被正式定为出国留学的方针，国家教委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进一步放宽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改进公费出国留学的选派工作，动员更多的留学人员回国工作。
用现在的话讲，俞敏洪站在了出国英语培训需求爆发的风口上。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拿到办学许可之时，北京已经开了二三十家英语培训机构，其中有几家已经规模挺大。只有俞敏洪走得最远，十年之后新东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赴美上市的教育机构。“那些机构现在一家都没有了。”俞敏洪说。能成为这个市场的佼佼者，因为俞敏洪开创的是“一套全新的产品”。它使得学生考高分的诀窍是，突破英语教学精读泛读的传统教学节奏，高强度、高效率地给学生灌输英语知识，并且教给学生一种能考高分的英语学习方法。
新东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枝独秀，同一般培训机构作为“考高分的工具”相比，它多了温情和精神力量。风趣幽默和励志文化最初是俞敏洪用来处理学生课堂走神儿，提升讲课效果的，他把这作为教学模板，训练新东方的老师，复制进每一个新东方的课堂，现在它成了新东方的基因。活跃在互联网上的罗永浩和李笑来以擅长风趣幽默、鼓励粉丝自我提升而出名，他们都曾经是新东方学校的老师。
这也是俞敏洪的成长经验，他说自己就是一路自我激励长大的。俞敏洪是80年代初那一代人奋斗的典型例子，出生在农村，参加三次高考才考上北大。从村里的插秧能手融入精英荟萃的顶级高校，转变深刻又痛苦。他普通话讲得不好，开学第一天被说成是讲日语，于是整个一年时间，他每天拿着收音机在树林里模仿播音员。跟同学相比，农村长大的他读书少，休学养病的一年就读了600本书，用填鸭的方式，先放在脑子里，日后慢慢消化，补齐文化素养。这些少年时期的细节几十年后被他写在自传里，成为他宣讲励志的素材。
英语考得好在很长时间里是中国学生向上流动的敲门砖，因为出国留学意味着最好的人生机会向你敞开大门。它背后是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代，自律、勤奋、力争上游的价值观。即便脱离了英语培训，俞敏洪依旧愿意跟年轻人分享自己的“自我驱动力”，在他最新的散文集《行走的人生》里，他说，自己的智商非常一般，就是比别人勤奋，现在平均每天工作16到18个小时。他鼓励年轻人要做有精神支撑的灵魂存在，去闯，去奋斗，不怕失败和艰苦，做最想做的事，成为最想成为的人。这本书卖了20万册。
英语的时代作用跟俞敏洪自身的特质结合在一起，成就了新东方。 （杨璐）